吴丹萍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山乡巨变》自1958年出版以来拥有多种不同形态的版本，截至2018年，《山乡巨变》共有中文版本12版，版本变动延伸至副文本。副文本这一概念于1982年由法国文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提出，他在《隐迹稿本》中将副文本界定为“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还是他人留下的标志”[1]。《山乡巨变》的副文本变动主要集中在封面、插图两个部分。

这里所说的修辞重构，不能用狭义的“修辞手法”给出充分的解释。谭学纯、朱玲在《广义修辞学》中将修辞分为三个层面、两个主体，即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在表达者与接受者的双向互动中展开。[2]《山乡巨变》版本修辞重构正是在这三个层面间不断进行“表达—接受—再表达”的话语传递，它的副文本伴随着版本变动，与正文本共同呈现了这一动态过程。

一、《山乡巨变》副文本的版本情况及考察依据

《山乡巨变》现有12个中文版本，包括正篇（1964年后称为上部）6个版本，续篇（1964年后称为下部）3个版本，正、续合集（上、下合集）3个版本，与之对应的也有12个副文本版本。按时间顺序进行标号，如表1所示：

表1 副文本版本情况Tab.1 Versions of paratexts

在梳理版本的基础上，根据正、副文本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比对标准，如表2所示：

表2 版本依据Tab.2 Version basis

6、7版与8、9版的封面相同，因此封面设计考察共计10种封面。2、5版是最早出现插图的版本，8、9版是另一插图本，因此插图设计考察选取4个版本，为行文方便，称“1版插图”“2版插图”。

二、封面设计修辞重构

封面好比是给书本穿衣裳，在装帧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山乡巨变》共有10套不同款式的“时装”。时代潮流在发展，这10款“时装”也表现出因时而变、随事而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主色调变化与图案变化。

（一）“绿乡”“红乡”主色调修辞重构

主色调是封面设计理念的重要表现，《山乡巨变》封面的主色调集中在红、绿之间，并随时间发展呈现山峰式的起伏，发展过程中不乏出现如6、7版的色彩丰富的水墨画，也出现8、9版主色调随着主题回归重回绿色的情况，但总体还是呈现绿色向红色的发展方向。

绿色是1、2版的主色调。1版用绿色描绘了景物，2版则直接是无图像的浅绿与深绿相结合的纯色封面。绿色象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运用在封面中令人感受到乡村的原始活力。1、2版通过绿色描绘了湖南乡村的自然与纯洁，为接受者们绘制了一幅宁静的“绿乡”。不到半年的时间，改革的星星之火悄然点燃了这片“绿乡”。

红、黄就是星星之火的色彩表达。3、4版不同程度地使用了这两种颜色来勾勒线条。红、黄是革命的颜色，富有激情，到了近代，红、黄成为了国旗和党旗的颜色，这两种颜色的仪式意味也变得更加浓厚，是热烈、激进的带有政治性意味的色彩。此时，小面积的红、黄点染已然凸显了时代潮流的颜色。

一年后，改革之火让这座乡村“红遍半边天”。不同于3、4版小部分的红、黄色彩，5版大面积地使用了橘红色，人物、道具、村庄统一“穿戴”橘红，剩下的部分也使用了浓烈的墨绿色，橘红与墨绿作为对比色，表现出强烈的视觉对比效果，浓墨重彩的色彩使用旨在表现当时浩浩荡荡的合作化改革潮流。

在这改革的浪潮中，6（7）版的封面显得有些独树一帜，作为唯一的彩色水墨画，仅在标题处使用了黄、黑作为封面的主色调，水墨画部分色彩丰富，用色层次分明。这一转变归功于文艺政策的兴盛，1959至1965年是中国装帧艺术的初步繁荣时期，6、7、8、9版均诞生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时期。8、9版中，这座村庄又再次回归绿色，这也是作品主题的回归在色彩上的反映。此后，由于年代逐渐久远，书籍也从最初的政策宣传定位演变成为了红色经典书籍定位，封面的主色调统一转变为红色与其他颜色的结合，如10、11、12版分别是红色或与蓝、黄相结合的颜色作为主色调。

每一种颜色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山乡巨变》封面的主色调从最初的绿色发展到小部分的红、黄，再发展为大面积的橘红色，继而回归绿色，最后再次转向红色，与之同步的是作品主题定位的变化——文学、政治宣传、红色经典，可见时代主题的变化体现在作品的各处细节之中，除了主色调外，封面图案同样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二）政治意味逐渐凸显的图案修辞重构

《山乡巨变》的封面图案丰富，涵盖了人物、动物、植物等，从历时的角度看，它经历了从山乡风景到政治场景的修辞重构历程，图案视觉中心的政治意味也发生了由浅入深的变化。

图1 1版封面Fig.1 1st cover

图2 5版封面Fig.2 5th cover

图3 6(7)版封面Fig.3 6th(7th)cover

图4 12版封面Fig.4 12th cover

1-4版的封面图案主要围绕自然景物进行设计。1版（见图1）描绘了农民们牵着牛走在田间小路的山乡生活场景，2版封面未设计图案，3、4版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植物花卉图案做纹饰，只是花纹的位置略有不同。但不论是山乡风景，还是植物花卉，此时的图案风格都可以归为质朴。

5版（见图2）的图案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它一改质朴的画风，转而选取了庆祝合作社建立的热闹场景作为封面图案，中分的构图将舞龙、放鞭炮的场景突出地呈现给接受者，绘画风格也由写实转变为抽象，旨在表现热情洋溢的感情态度。结合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策背景，我们可以理解群众庆祝合作社丰收的热闹场景与当时的政策宣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然风景到社会场景的重构是显著的，更值得关注的是，6（7）版（见图3）与 1版选择了相似的图案，但图案却存在不同视觉中心，这一变化虽然细微，却具有典型意义。两个封面都选择了农民、山、水、田等作为构图元素呈现乡间劳作的场景，但通过进一步比较，“1版”的山水风光占画面的2/3，是图案的视觉中心，剩余的1/3是农民行走在山间小路上的场景，并且图像呈现的信息是模糊的。相较之下，6（7）版封面的视觉中心是一位短发女性，熟悉情节的读者可以一眼就辨认出邓秀梅。这一细节处理的改变可以归功于艺术方面的精致化，但更重要的是邓秀梅的政治身份——干部，她的出现有着特殊的政治含义。20世纪60年代中期，比起使用风土人情作为小说的卖点，时代审美已发展至倾向于选择干部形象作为宣传卖点。封面塑造了一位勤勤恳恳的改革干部的形象，尤其这位干部还是女性，这样一来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

8、9版选择了表现群众积极入社的场景作为封面图案，此后的封面也都以8、9版为准，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版的木刻板画有其经典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版的图案主题与小说主题有着较高契合度，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

但随着时间刻度指向了21世纪，10版虽然也选取了8、9版中的插图作为封面，但却转而选择了受人们喜爱的农民形象作为封面人物——亭面糊、陈先晋，主题定位的再一次变化依然是大众喜好转变的结果。此后，由于年代逐渐久远，书籍也从最初的政策宣传定位演变成红色经典书籍定位，如10、11、12版（见图4）在延续前版的封面图案时，选择通过转变色彩向红色经典的标杆靠拢。

封面的图案设计是表达者思想的表现，更是表达者对接受者心理分析后的再表达。《山乡巨变》的封面图案从最初的自然风景发展到后来的政治现象，视觉中心也从景物转移到人物，背后的推动因素是时代政策、读者审美的变化。如果说封面是最先服务于接受者的表达内容，在视觉接受效果上占据着先天的优先地位，那么插图的视觉表现效果则能够产生更加深刻的修辞影响。

三、插图设计修辞重构

插图将小说的语言符号转换为图像符号，是一种更加直观可感的表达形式。两位为《山乡巨变》作插图的画家都曾受周立波邀请前往湖南益阳采风、积累素材，“1版插图”从酝酿到出版历时4年，“2版插图”因多种原因，历时18年才得以出版。因此，两版插图对小说情节的把握都是反复推敲、细致入微的，两版插图在设计理念上也反映出在接受基础上的 “再表达”特征。“2版插图”对“1版插图”的修辞重构主要体现在人物造型的“社会性别化”与语图互文重心的转移两部分。

（一）人物造型“社会性别化”修辞重构

社会性别是指由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的行为方式。[3]人物造型的“社会性别化”是指人物外形特征向社会性别审美靠拢，例如邓秀梅，她的生理性别是女性，但由于她的干部身份，结合当时的时代认知，她的社会性别指向了男性。在对比两版插图邓秀梅的人物造型之前，我们先来观察其对应的相同的语言符号，如表3所示：

表3 ：邓秀梅的语言符号Tab.3 Lansign about Deng Xiumei

在相同语言符号的基础上，时代审美在画家塑造人物时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产生不同的表达效果，见图5、6：

图5 1版插图（邓秀梅）Fig.5 1st illustrated edition(Deng Xiumei)

图6 2版插图（邓秀梅）Fig.6 2nd illustrated edition(Deng Xiumei)

图7 1版插图（刘雨生）Fig.7 1st illustrated edition(Liu Yusheng)

图8 2版插图（刘雨生）Fig.8 2nd illustrated edition(Liu Yusheng)

“2版插图”的邓秀梅相较于“1版插图”有着明显的“去女性化”的特征，“1版插图”中的她是一个中短发的眉目清秀的形象，开会时，她身体微微向前倾，双腿直立，整体姿态显出女性身体线条的美感，“2版插图”中邓秀梅穿着中山装，头发变短，显得更加干净利落，身材的线条也明显变得粗壮了。

“社会性别化”的修辞重构现象同样出现在另一个主要干部刘雨生的身上。与邓秀梅的“去女性化”相对应，刘雨生的图像符号出现了“加男性化”修辞效果（见图7、8）。“1版插图”中刘雨生身材略微圆润，面容清秀，有书生气，“2版插图”中刘雨生身材变得精壮、结实，肌肉线条明显，面部明显消瘦且表情坚毅。同时，我们观察刘雨生对应的语言符号，可以发现作家删去了刘雨生“文质彬彬”的阴柔书生气质，即使“文质彬彬”这一修辞尚属于褒义性质，但因为这与时代审美发生了错位，因此也出现了删写重构现象。让刘雨生褪去了一身书卷气、让邓秀梅削短头发并强壮了体魄的更深层重构动力是时代对干部“高大全”形象的要求，是表达者回应接受者审美呼唤的再表达。时代审美对插图设计的影响体现在个体人物造型中，更体现在整体插图主题中。

（二）语图互文重心的修辞重构

根据金宏宇提出的观察新文学的研究重点 “性、爱情、革命、政治、宗教、历史等”为线索[4]，梳理《山乡巨变》插图所对应的语言符号，在此基础上，对插图表现的主题进行分类，主要可以分为政治、劳动、爱情等部分。政治主题包括政府安排工作，如开会、开展思想工作等；劳动主题包括农民劳作、用牛、耕地等；爱情主题主要是约会、情侣谈话等。因为政治主题与劳动主题所占比重大，而爱情等其他主题的分类较为分散，且每种类型数量较少，因此统一计入其他主题。在此基础上对两版插图本进行统计，见图9：

图9 两版插图的主题比例Fig.9 Proportion of topic in two illustrated editions

“1、2版插图”中的主题重点都落在了当时的社会热点即政治、劳动上。对比两者可以发现，“2版插图”的政治主题较“1版插图”略微增高，但劳动主题的数量明显下降，其他主题的篇幅明显上升。这是因为“2版插图”绘制于“双百”文艺方针政策期间，虽然政治主题依然占据了主要部分，但相对的，画家能够发挥更多主观创作性——与其反复表现劳动场景，不如转而表现其他情节，比如刻画亭面胡与陈先晋两位深受读者喜爱的老农民闲聊的模样，又如表现菊咬金愤怒撕标语、砍树等多个次要人物的图像场景。与此同时，由于“2版插图”基数大，在图像表现的覆盖范围上也起到了很好的补齐效果，使图像符号中的人物池更为丰富。这也是“2版插图”能够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

《山乡巨变》插图部分的修辞重构是时代文艺的表现，人物造型的改变与语图重心的转移都侧面印证了文艺政策对创作的影响。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些插图已经成为一种特别的“相片”，它留存了时代的审美印记，同时也被深深地刻下了历史痕迹。

四、结语

不论是封面设计“绿→红”的革命化色彩修辞重构，还是“风景→人物”的政治化主题修辞重构，亦或是插图中人物造型的“社会性别化”时代审美倾向的修辞重构，小说的副文本版本变迁都不应该看作是作家、画家作为表达者的独立活动，而应该被认为是特定时代背景下政治、文化、审美相互联系影响的修辞活动。在表达与接受的双向互动中，《山乡巨变》进行着动态的修辞活动，周立波、插画家和出版社作为表达者均不断地倾听读者的意见，读者在接受时也反馈意见，他们共同推动着“再表达”这一修辞行为的发生。

副文本重构中所蕴含的丰富话语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让“再接受者”去思考文艺作品的发展与时代之间更深层的关系，尤其是在重视政治教育的年代，《山乡巨变》副文本修辞重构蕴含深意。回首它面世以来的60年岁月，副文本版本流变经历过伤痛，却也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向当今读者述说着不断改变的社会面貌，也存贮了中国文艺方向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