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阁祥 傅如明

研读韩愈所留诗歌，能表达韩愈书法审美观念的论书诗现存寥寥几首，《石鼓歌》为其中之一。而后人对“羲之俗书趁姿媚”一语的语意解读颇多，这种解读的歧义现象，或是在具体的语境，或是后人主观臆断，或是涉及韩愈本身的思想，等等。对此笔者尝试探析，略阐己见。

一、《石鼓歌》创作背景

《石鼓歌》〔1〕的创作时间正是韩愈坎坷宧途的开始，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仕途沉浮不定。韩愈于唐宪宗元和五年（810）秋冬贬为河南县令，翌年夏秋，回长安转任职方员外郎〔2〕。诗中载，元和初年，韩愈初任国子博士时，就提出把石鼓放于太学，但未如愿。直到元和六年（811），张生手持石鼓拓本给韩愈，其尤为感慨，故创作此诗以表心中之愿。该诗主要表达了诗人为保护文物而大声疾呼，并讽刺了当时的官场，以及对石鼓的文字与价值的赞赏与关注，并且结合自身之感表达无尽的惆怅与深深的惋惜，也表达出自己“尚古”“好古”的思想。其中“羲之俗书趁姿媚”一句，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书学审美思想的转变过程

唐代书法上承魏晋，初唐时太宗倡导右军书法，书风倾向唯美艳丽之态。随时间推移，此种形式美流行的同时，也凸显出其自身柔媚的缺陷。大凡艺术思想，一经确立体系，奉为圭臬，便难免极盛而衰，走到了极处，新的思想自然便会突起，由是，新思想与既往的思想便会争雄并存〔3〕。

盛唐时，面对以往的唯美书风，张怀瓘产生了质疑。对此他提出“风神骨气”的论断来对抗此风气，他认为书法并不是表现外在的妍美，而是表现一种内在的整体美，因此他倡导以“风神”来改变“柔媚”之风，故而提出“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等批评之语，这也是当时文化所制，更为后来的韩愈提出“羲之俗书趁姿媚”提供了依据。

安史之后，像韩愈一样的有识之士看到了唐王朝的忧患，想用改良手法重振朝纲。又因韩愈是当时的好古人士，他在文学上倡导“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因而其书论也有明显的尚古倾向〔4〕。再者，唐中期书法趋向肥美，且频有妩媚之态出现，故倡导的“古文运动”为其书法复归提供了思想渊源〔5〕。韩愈作《石鼓歌》一方面赞扬石鼓文，另一方面，他又把石鼓文书法的古雅与王羲之书法的唯美做了对比。此时“安史之乱”平息已过四十八年，晚年的韩愈看到时下的书风，对重振朝纲以及改变当下书风的信念更加坚定。

从初唐唐太宗崇尚唯美，到盛唐张怀瓘批判唯美，再到中唐韩愈崇尚古雅，此种思想的转变与当时的政治要求、文化需求以及社会局势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对于韩愈大胆提出“羲之俗书趁姿媚”之语，也应是受到当时时局所制。

三、韩愈“羲之俗书趁姿媚”中的审美观

1.扬传统，斥时风

韩愈倡儒斥佛，其旨指恢复儒家道统，诗中又表达出期望重振颓纲的心声。在此思想影响下，他在书法上的焦点就放在了王羲之身上。因要弘扬先王之道，加之石鼓文比王羲之书法的文化底蕴厚重，更能起到教化作用〔6〕。从正面看对王羲之书法颇有些评诋，但从侧面也烘托出王羲之书法地位之高。然在唐中后期朝中确实盛行工致唯美的书法，比韩愈稍早的吴通微、吴通玄兄弟就以善仿《集王圣教序》闻名〔7〕。当时翰林中人多有效仿，故其书大行于世。其书法体势卑弱，后人多轻视，讽为院体鼻祖〔8〕。如《佩文斋书画谱·宋黄伯思论院体》中云：

今观碑中字与右军遗帖所有者纤微克肖，近世翰林侍书辈多学此碑（《集王圣教序》），学弗能至，了无髙韵，因自目其书为“院体”，由唐吴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学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尝俗也。〔9〕

其意是说，此碑把右军法帖中所拥有的细微变化，整体书写的韵味都能刻画表现出来。而后世之人学此碑无法表现出碑中的韵味，反而把王字写俗气了。笔者认为，吴氏兄弟把羲之书法“俗化”后，所呈现出的意韵不足、气韵不厚、软熟轻华、媚而少骨的书风，确实不符合存有“尚古”审美思想的韩愈。然吴氏兄弟的“院体”确实也影响了当时的书风，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韩愈是否对羲之原本俊逸、姿媚的书法有评诋呢？还是把这种书风的弊端归因于王羲之呢？其真实的想法不可而知。

2.崇天然，反布置

从现在遗存的王羲之《二谢帖》《平安帖》等法帖中看都已脱去钟法，笔势巧妙多变、姿媚遒丽。正如卫夫人《近奉帖》中云：“卫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学卫真书，咄咄逼人，笔势洞精，字体遒媚。”这也是最早说王羲之书法姿媚之语。之后，历代书家对王字也都有此语的评判。以《平安帖》为例，此帖用笔略有夸张，笔画有剧烈的波动起伏，跳跃性明显。此种变化不是自然形成，像刻意为之，其效果当然精美，但却有失自然。

“姿媚”本义是妩媚、阴柔之意。所谓的“媚”也就是“巧”，巧而生媚，在笔法中是指“侧锋”，正如朱和羹云：“正锋取劲，侧锋取妍。”〔10〕而王羲之作品中大量的使用侧锋，故而产生妍媚之姿。笔者认为王字尽管精美，技法纯熟，布置精巧，但说到底是人工的设计，并非天然。石鼓文刻于石上虽有人为之意，但历经千年人为之意锐减，而天然之意显露颇多，与王字的精巧设计实显高古。

为此，表明韩愈崇尚“自然”之美，反对“布置”之优。韩愈不是批评自然状态下的阴柔美，而是批评那些精心布置且自觉运用修饰手段所带来的魅力〔11〕。而最主要是针对右军书风过于注重婉丽阴柔，缺少古质阳刚的批判。

四、释“俗书”之“俗”

根据相关文献对于“俗”的记述，笔者认为，“俗”之意大致有四种解释：

一是俚俗之俗。诗中的“俗书”应指当时所流行习学之书—王羲之书法。清沈德潜评注云：“隶书风俗通行，别于古篆，故云俗书。”〔12〕其字体对籀文言之，实乃俗书。〔13〕也就是说时下所流行羲之书体相对石鼓中的古文字，实显“俗气”，不高雅古质，并无贬低右军意。

二是浅俗之俗。其意为字体“粗俗”。北宋王得臣《麈史·书画》云：“王右军书多不讲偏旁，故退之所谓‘羲之俗书趁姿媚’也。”〔14〕此句是从结构的角度，认为右军字体偏旁多误，且用偏旁拼凑的字独立而少呼应，只能以姿媚之态示于人。笔者认为，此句针对有可能是《圣教序》，碑中部分字体偏旁有误，且有些字是拼凑而来。为此，刻意拼合安排的字体展现出的妩媚之态，实显“粗俗”，对此受到韩愈的斥责。

三是附俗之俗。投合当时的世俗。诗中所说“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笔者猜想，诗句中所说的用来“博白鹅”写的书体—“俗书”，很可能只是附俗即兴之作用来应酬所写，并非全部作品。如果是这样的话，羲之所写的“俗书”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王羲之增损古法，变朴拙古质为流便妍美，这也是附合当时社会的习俗，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然而在以复古为己任的韩愈看来，未免有些“媚俗”了。

四是拔俗之俗。纵观羲之遗存的书迹基本都是妍妙多变，这是羲之在继承前人书迹的基础上大胆的整合，把汉魏以来朴拙的稿草书和行书加以改造，锤炼出“姿媚”的今体，取得“俱变古形”的成功，这已经超脱了当时世俗的范畴。笔者认为，从书法史的角度看，王羲之的“姿媚”是从古质中脱出的新趣，是符合当时时人“爱妍薄质”的审美要求，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此句中的“俗书”应有超脱世俗之意，“俗书”也应是对王羲之书法拔俗的赞美，这样才能体现出羲之书法领先的重要地位，也能说明韩愈用羲之拿来作比较的做法。

综上，对“俗书”的解读只是笔者的粗陋整理。然观察“俗书”本义更多表示的是贬义，在后世的论著与著述中屡见不鲜。“俗书”与“姿媚”二者应是矛盾关系，而此处的“俗书”与“姿媚”却是相对而言。而对于“姿媚”的解读，启功先生已在《论诗绝句》中作了较全面的解释与阐述〔15〕，这里不再赘述。

[东晋]王羲之 远宧帖 24.8cm×21.3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五、“羲之俗书趁姿媚”的本义与隐义

1.本义

第一，题跋之需。诗中说到张生手持石鼓拓本让韩愈作石鼓歌，笔者认为实则应是让韩愈为其拓本题跋。因韩愈本身就有尚古思想，而面对石鼓这样珍贵的文物，起初作跋还是有些“胆怯”，从诗中一个“劝”字就看出当时的心情。为此借题跋之际来抒发自己心中对石鼓的珍惜爱慕之情，才提出“羲之俗书趁姿媚”一语，本身并无他意。

第二，呼吁保护之需。韩愈在诗中以王羲之作为比较对象是有原因的，诗中提议把石鼓放于太学但未如愿，反映出韩愈对朝廷不重视的失望。而王羲之在唐代地位至高无上，用他来作对比再适合不过了。故提出“羲之俗书趁姿媚”来抬高《石鼓文》的历史地位和审美价值，也是希望得到朝廷的重视与保护，更是对自己复古思想的宣传。为此才将王羲之拿来当作比较罢了，其实并无太多的贬义，更无“抑王”之意〔16〕。

第三，尊题〔17〕所需。就是为了凸显个性，追求真挚情感的艺术魅力，所营造的一组具有映衬关系的诗句，以此达到极力褒扬主体事物的一种修辞。

2.隐义

韩愈一生致力于继承发扬儒家道统，他没有在书法上倾注太多关心，这也是导致他“性不喜书”“不学书”的原因〔18〕。更有甚者，说其不懂羲之书法奥妙，如清吴德璇《初月楼论书随笔》中云：

韩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书逞恣媚”。书家之病，昔人论之详矣。退之性不喜书，固未知右军书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扬之语耳。后人误看，遂若右军之书真逞姿媚，而欲以吴兴直接右军，非惟不知右军之书，亦并未解昌黎诗意矣。〔19〕

[唐]韩愈 桃林诗帖（局部）

吴德璇本意是说韩愈只是推崇古篆。然其根据韩愈“性不喜书”，就断言韩愈不懂右军书法奥妙。如果韩愈不深晓书法奥妙，那他又怎能写出《送高闲上人序》这样有见地的文章？这显然有失偏颇。然当时作为文学巨擘的韩愈说出此言，也造成后人尽变右军法，对后世的书法发展作了颠覆性的改变，从而也影响了后人对王羲之书法的看法。但吴氏对于后人误解羲之书法姿媚的看法是持批判的态度，也只是站在不懂诗意的角度罢了，显然吴氏的解读有主观臆断与肤浅之意。

对于该句的理解我们还应把视野放在韩愈在其诗、文中的表现手法上，再去审察他的书学观，就很容易发现复古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其目的是变革。变革当时存在的文风，同时也是变革当时存在的书风。有研究者认为“羲之俗书趁姿媚”还有表达韩愈提倡创新，反对模仿之意。韩愈尚古但不迷古，从古入，从古出，以古破俗，在石鼓文书法中寻求真实美、古朴美，从而打破王羲之书法所笼罩的局面〔20〕。其意就是表明要从先民所遗留下的传统与文字中找突破口，并且倡导在继承中推陈出新，不能只依附他人，陷入模仿他人格辙之中。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更进一步发掘了其中之意，韩愈所倡导的复古，并不是要求回到古代原有的体制上，而是要求要有革故鼎新的创新意识。笔者同意这种观点，但是笔者认为此观点还是属于韩愈复古出新思想的范围内，而引发出来的深层次含义。

再如《蔡宽夫诗话》〔21〕中又云：

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观此语便知退之非留意于书者，今洛中尚有石刻题名，信不甚工。〔22〕

从《汝帖》所藏韩愈书迹看，韩愈书法水平并无很高造诣，该句中的“退之非留意于书者”，表明韩愈一生不治书技，因此导致了理论与实践出现了偏差。笔者认为，韩愈在书技上不下功夫，就是不想踏入他人格辙之中而泯灭自己的性情。正如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揭示张旭的创作规律一样，站在儒家积极入世的立场，说明书法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他倡导的书法理论，在当时只能是非主流的状态，因为，当时浪漫主义难以取代对法度之美的推崇〔23〕，也表明其书法观点不能代表当时的书学思想。

韩愈《石鼓歌》就其表现来说，他不像杜甫那样就书法论书法，更多的是把石鼓文放在宣王中兴的背景下，即说出了石鼓文的高贵，同时也强调了石鼓文的重要象征意义，因而他才特意指出它们具体比拟经典的价值〔24〕。韩愈复古最终目的是政治改革重振朝纲。如果站在这个角度去审察“羲之俗书趁姿媚”一语，是不是还有一种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呢？笔者认为，石鼓书法体现的“古雅大气”，表现出了宣王中兴王室蓬勃向上的雄伟气象；而时人把羲之书法写“俗”所体现的“阴柔姿媚”，表现出了安史之后国势衰落，时人不思进取的局面。故而韩愈采用这种隐晦的方法来表达自己中兴朝纲的思想和心愿。从这个角度取分析，也应能反映出韩愈政治理想与抱负。

结语

对于“羲之俗书趁姿媚”的评论，后人也是有失偏颇、褒贬不一，但反映出后人对该句的大胆解读与猜想。韩愈“羲之俗书趁姿媚”的思想，不仅仅是为赞颂石鼓文而写，同时也是韩愈复古思想对中唐时期书法风格偏于妩媚及不知变通的评诋与矫正，更是借此表达自己重振朝纲的心愿。由此可见，韩愈的书学思想是强调归附传统，在传统中找出路、找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