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栾圣栋

“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这句对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王铎日常习书状态的记载，广为今天书史论著所征引〔1〕。进一步追溯该句来源，当引自《倪氏杂著笔法》一书，作者倪后瞻，书法师承董其昌，与王铎同为明末清初人。

有清以来，《倪氏杂著笔法》于民间流传及影响甚广，因而今传本纷杂，篇名亦说法不一。就此，崔尔平相继在《明清书论集》以及《倪氏杂著笔法考》〔2〕一文中对其做了较为翔实的考证。崔氏认为，倪氏原书已佚，流传至今的版本大致有以下几种：听香室精写刊本《倪氏杂记笔法》；清代倪涛《六艺之一录》所录“倪苏门书法论”〔3〕；杜锡五编《书法秘诀》〔4〕（崔氏按：实为《倪氏杂著笔法》的节录本）；清宁壑堂、钱塘丁氏秘藏《倪氏杂著笔法》精抄本二种；又有杨汝南、卓景元刻板刊行本名为《字学金针》（已佚）等〔5〕。关于此著作的篇名，则相应被称为“倪氏杂记笔法”“倪氏杂著笔法”“倪苏门书法论”“书法秘诀”“字学金针”等，暂无定论。今天多称之为 “倪氏杂著笔法”或“倪氏杂记笔法”。

《启功全集》第十八卷，影印启功手抄本《倪氏杂记笔法》（局部）

一、启功手抄本《倪氏杂记笔法》

2011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了《启功全集·第十八卷》，编者影印刊出了启功生前手抄本《倪氏杂记笔法》。文末跋语中，启功先生记载了该抄本的来源，即黄文燮“听香室”抄本〔6〕。值得一提，余绍宋在《书画书录解题》中亦著录有《倪氏杂记笔法》一条，并注明为“听香室精写刊本”，惜余氏交代“撰人未详”〔7〕，且未辑录正文。从版本的描述及篇名的一致性可以初步推断，余、启所见版本应属前述崔氏所列“听香室精写刊本”《倪氏杂记笔法》一脉。

从文本规模方面看，启功抄本《倪氏杂记笔法》较《六艺之一录》本“倪苏门书法论”更为详尽，但与崔尔平《明清书论集》中所收录的“钱塘丁氏秘藏抄本”《倪氏杂著笔法》相比则逊色不少，具体二者在篇章排序、句读以及文辞方面，也多有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启功抄本本身所具备的文献价值，且该抄本乃启功先生早期手稿书迹，尤其该抄本中先生就相关问题的几处考证眉批、跋文，具足书法与学术价值。

二、有关《倪氏杂记笔法》作者及其名号问题

有关《倪氏杂记笔法》（或称“倪氏杂著笔法”）的作者为倪后瞻（包括后人辑录倪氏散论而冠以“倪后瞻”之名的情况〔8〕，下同），我们在日常征引中并未对此着意。但在启功抄本《倪氏杂记笔法》篇末，先生经一番考证，并未提及“倪后瞻”，且另引出“倪灿”一人：

《六艺之一录》卷三〇三引此书，题曰“倪苏门书法论”，《国朝书人辑略》卷二“倪灿”条引题曰“倪氏杂记笔法”。倪灿，字闇公，号苏门，康熙年间人。此书殆为苏门平时杂稿，或谈论之语，黄文燮辑录之耳。辛丑五月元白再记，距抄时十五年矣。〔9〕

这显然与崔尔平《倪氏杂著笔法考》一文中认为倪灿与《倪氏杂著笔法》作者非一人，且倪灿并没有“苏门”这个号的观点相左。结合崔氏文中对这一论断的两处举证，笔者进一步结合《明清书论集》所收文本内部进行分析，若假定倪闇公即现存《倪氏杂著笔法》的作者，则难以合辙处另有两例：

余忆七岁时，读书东门王忆峰家，王邀董先生饮，余时即倾慕其风采。十六岁亲得笔法于南都，所谓口诀手授者。〔10〕

按，倪闇公于明天启七年丁卯（1627）生，其十六岁时是清崇德七年壬午（1642），是年董其昌（1555—1636）早已过世，岂能得见？又：

予十六岁过金陵侄孙直儒家，见其五百金所购欧书乐志论墨迹，予持以质之董先生，特为余指示一二……然心识其法，藏之胸中五十二年未尝轻以语人。〔11〕

启功 行书李白诗轴 51cm×33cm 纸本 钓鱼台国宾馆藏

根据此句“五十二年”字眼推断，主人公时年已68岁高龄，史料记载倪闇公62已仙逝〔12〕，何能出此言语？！由此可见，较之启功先生，崔尔平的结论更为可信。

那么，启功先生所谓“倪灿”其人是谁？清代《己未词科录》中记载：

倪灿，字闇公，号雁园，江南上元人，康熙丁巳举人，由吏部尚书郝惟讷、吏部侍郎张士甄荐举授检讨，请假归里着有《雁园诗集》。倪灿为诸生，即以淹雅著名，康熙丁巳举乡试，应博学鸿词，荐官检讨。（江南通志）闇公所著《明史艺文志序》穷流溯源，不下数千百言，可与姜西溟刑法序并称杰作。书法诗格亦秀绝一时。（全祖望笔记）〔13〕又，《清史稿》中记载：

倪灿，字闇公，上元人，以举人授检讨，撰艺文志序，与姜宸英刑法志序并推杰构，书法诗格秀出一时，有《雁园集》。〔14〕

可见，倪灿（字闇公）确有其人，且与《倪氏杂著笔法》作者倪后瞻属同时代人。而以上史料中的确未提及启功先生所谓倪灿号“苏门”的记载，而是号“雁园”。倪灿有《雁园词（集？）》传世的事实（今国家图书馆藏善本一种），亦可添一证。

综上，倪灿（号雁园）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倪氏杂著笔法》作者倪后瞻（号苏门）诚非一人。但倪氏二人相同者有二，皆为康熙年间人，皆以擅书得名。加之清代震钧《国朝书人辑略》中直接把“倪氏杂记笔法”文本归于“倪灿”条目下之误〔15〕，可谓致使启功先生未能“一探究竟”的直接缘由，此处一并澄清。

三、对倪后瞻生卒年问题的探讨

或因倪后瞻史料的匮乏，目前我们对于倪氏生卒年范围的探讨尚存缺憾，研究路径上，也只好通过对《倪氏杂著笔法》文本内部分析来推进。在这方面，启功先生无疑给我们树立了楷范。其在手抄本中，除文末的跋语之外，行间的眉批多达十余处，涉及对文本的句读、字词、引证来源等多方面的细致考辨实践。仅就倪氏生卒年问题方面：

丙戌春，学永兴楞严经真书，两月即弃去，仍临肥本兰亭，直到戊子元旦，始奋志毕生于此……如子昂三十八岁已宧就名成，余年四十一始有此志，不知何年得入古人之室。〔16〕

启功先生对该部分原文眉批道：“前云戊子始奋志，此云年四十一始有此志，则作者实生明万历三十六年戊甲。其十六岁见董思白于南都。时乃天启三年癸亥也。”〔17〕

无独有偶，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当中，亦结合其所见文本，对倪氏的出生年份进行推断：

编中自云：“余学在戊子元旦至康熙甲寅，凡二十七年，始摹古帖，备极苦心。”戊子为顺治五年，甲寅为康熙十三年，是作者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尤及为玄宰门人。至康熙十三年作此书，时年已六十有七。〔18〕

按，余氏所举论据，一方面并不足以直接得出倪氏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推论；另一方面，余绍宋推算的结果之间又互相矛盾，若断定倪氏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则清康熙十三年（1674）时，倪氏时年应为65岁，此处余氏记载盖有阙误。

除此之外， 我们结合今天《明清书论集》所收录的《倪氏杂著笔法》文本，亦可举另一佐证：

吴门有以欧书得名，每字得白糨一厘，皆非法嫡。予十六岁过金陵侄孙直儒家，见其五百金所购欧书乐志论墨迹，予持以质之董先生，特为余指示一二，因屡愿习此一种。又苦其难合，遂弃去。然心识其法，藏之胸中五十二年未尝轻以语人。今年乙卯七月一日，在焦山传李锡万，是月廿五过南城脚下梁继武家，又传继武……后一年胡晋卿之三子名观从余学此法，又尽以授之，共传三人矣。〔19〕

显然“今年乙卯七月”“后一年”等句，是启、余二老当年未有机会得见的。尽管这两句出现了“今年”“后一年”这种明显的表述逻辑错误，但误差当不大于一年。按文意，“乙卯”为清康熙十四年（1675），上推52年，倪氏时年十六，则可推断倪氏应当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与上文启功先生所得出的推论正相吻合。

综上所述，《倪氏杂著笔法》作者倪后瞻的出生年份即可初步推断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至于倪后瞻卒年，至少可以推定于原文中所提及的清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之后，具体年份待考。

结语

有关传世书论著作之性质、版本、篇名乃至作者生卒年等史实的基础研究，是学书者得以正确解读书论文本，从而进一步阐发、激活理论生命力的前提。对这一共识前提的体认，就要求我们今天学书者在上溯古人的同时，更应注重对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虚心汲取。近年来，业界竞相影印已故当代学者未刊手稿，整理出版名家全集，蔚然成风，似窥得学术盛世之曙光。然而，就本文所引启功手抄本《倪氏杂记笔法》的“横空出世”，又不得不引发我们另一立场的反思：这是作者生前所愿吗？

启功 行书姜白石诗轴 133cm×32cm 纸本 1985年

1981年《启功丛稿》初版前言中，启功先生曾借引郑板桥《诗钞》中“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句来申明：“凡拙作零篇，昔已刊而今不取者，皆属无聊之作耳。”〔20〕然而该手抄本《倪氏杂记笔法》于今被影印、出版，乃至被视为研究对象，诚然我们并未征得也是无从征得先生允许的。

斯人已逝，唯愿吾辈后学在整理出版先贤手稿时，恪守一份严谨、敬畏之责任心，在学术研究中，能持有一份正视其成文时代材料之局限而不为所囿的使命感，从而辩证继承和弘扬先贤治学精粹，共同为构建当代书学体系的重任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