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豪

4月刚至，菲鲁扎巴德中午山上的阳光就已经有些毒辣了。它毫无遮拦地照进“教室”里。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女孩萨米拉，当时她正和小伙伴们一起复习功课。孩子们显得躁動不安，这是那个春天他们的最后一堂课。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得和家人、牲口一起转移到400多公里外，北部靠近扎格罗斯山脉的高海拔地带。这支伊朗中南部的卡什加（Qashqai）游牧人，每年都要为夏冬进行一次艰难漫长的迁徙。“艰难”也许只是我们的想法，每年两次转场的传统，卡什加人至少维持好几百年了。13世纪的时候，他们因为躲避成吉思汗大军，从中亚迁移到里海附近，然后在16世纪被波斯王朝招募，迁移到现在这个地区，抵御葡萄牙的殖民者。然后便一直待到现 在。

所谓的教室，其实是一片空旷旱地上支起的一个孤独的帐篷。它离萨米拉家的大帐篷，以及那栋用泥土和草砌成的房子大概只有几百米。这里住了五六户人家，距离法拉什班德约两小时路程。孩子们聚在一起，从附近另一个更大的村子徒步一个多小时过来的老师给他们授课。由于转场，和城里的孩子相比，萨米拉他们一年只能有6个月的学习时间，除非他们下山到城里去。这里的交通是个问题，当地伊朗朋友赫伯特把我从城里带到这里来时，我们一共换了3种交通工具。先是开吉普车到山脚，再找来村里的向导，骑摩托车到接近牧区的地方，最后徒步上山。如果你看过阿巴斯的电影《一块小黑板》，可以说这里和电影里的场景一模一样。

何止是交通。这里没有电，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电器。唯一称得上电器的，是萨米拉手里抱着的一台收音机。没有人用手机。当我拿出我的索尼P908时，他们像是看到了出土文物。好在伊朗油气资源丰富，我和他们待在一起的那几个夜晚，男人们圈好放牧归来的山羊、处理好刚打下来的山鸡，就一起围着瓦斯灯在帐篷里吃晚饭。吃完饭，邻居的女人孩子都围过来，老汉拿出自制的鸦片枪，点上烟后挨个传，传到隔壁一个大姐那里，她嘴一咧，手里举起自家的水烟，去砸萨米拉父亲头上卡什加人特有的双耳哔叽毡帽：我才不要抽你的臭家伙，我抽我自家的。引得孩子们一阵大 笑。

不知道是不是帮了倒忙，今天如果你用Google搜索卡什加人，出来的结果全部都是一款以此命名的SUV汽车的新闻。和这个游牧民族真正有关的内容，全部淹没其中，如果不懂得精确搜索，几乎无法获得信息。一个网友在某个国外汽车论坛上留言，质问厂家是否为此支付了版权费用；或者，在宣传汽车品牌的同时，是否可以为这些游牧民族的人做些什么？

伊朗游牧人的处境，和中国电影《图雅的婚事》里描述的有许多类似的地方。除了工业化和沙漠化对他们造成伤害，贫穷依然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萨米拉只进过两趟城，她的梦想是能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坐在坚实的教室里上学。这个目标，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她的下一次迁徙，也许不是离开某个即将干旱的草场，而是去往山下某个小学。

并不是所有人都向往城里的生活，萨米拉的姐姐阿依达就是一个反对者。她今年14岁，已经错过了进城上学的年龄。在她看来，待在山上，和父母亲一起，才是一个家庭的生活。如果父母不愿意离开，她哪里都不去。她告诉我一件事情，在城里，她看到有些女人失去男人，变成无依无靠的寡妇，还要赡养孩子，过着悲惨的生活。但是在山上，按照卡什加人的传统，总会有一户人家的男人站出来接济她们，大家共同生活，直到孩子长大。

赫伯特是我的向导，他在附近一个大学城里教英语，是已经被城市化的新一代卡什加人。他不再骑马和骆驼，而是开着一辆崭新的伊朗本地产的塞帕牌轿车。在他新家里鲜艳的地毯、靠垫和被褥上，我看到了著名的Gabbeh刺绣，这种刺绣在同名电影《Gabbeh》里出现过。该片讲述了一个美丽的卡什加女孩凄美的爱情故事。赫伯特的妻子让小女儿穿上传统的卡什加服装，让我给她照相。这里的女人可以穿很鲜艳的衣服出门，而不用像传统伊朗妇女那样披着黑色斗篷般的Chador。虽然是什叶派穆斯林，但卡什加人不需要每天按时间做礼拜，也不需要禁食守斋。

在赫伯特看来，下山当然是明智之选，他甚至看不起山上那些顽冥不化的同胞。第一次带我进山的时候，他并不希望我留下来过夜。他把我偷偷拉到一边，告诉我因为语言障碍，他们会误解我甚至伤害我。我因此被迫和他回到城里。但山上的同胞们却是多么信任他。当我第二次佯装和他告别，去往设拉子时，我偷偷地自己溜了回去，还给萨米拉带去了几盒肉罐头。没曾想，到了山上的第二天清晨，我还没起床，赫伯特就出现在帐篷门口了。原来，萨米拉的父亲不放心我，还是放了信鸽给赫伯特通风报信。这些有枪没有电话的牧民，对付我果然还是有很多奇招的，好在我没有使坏。赫伯特后来告诉我，卡什加人是历史上为数不多，曾经抵抗并打败过帖木儿蒙古大军的少数民族部落。难怪后来波斯皇帝为了抵抗葡萄牙人的入侵，会向卡什加人请援。近现代史上，他们是那么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甚至在上世纪促成了伊朗现代宪法的确立。

现如今，赫伯特一家人已经很少再穿山民的传统服装了，小女儿给我展示民族服饰，成了一种为客人服务的表演。这让我想起英国爱丁堡的人类学学者朱丽叶女士。她把自己小时候和同是人类学者的母亲一道，寄住在菲鲁扎巴德山区一户卡什加人里的生活经历写成了一本回忆录《和卡什加姐妹一起编制记忆》。当年一起玩的4个卡什加小姐妹之一，现在已经嫁为人妇的Friba，在前言里为她写下她的美好回忆：“我们一起去山上摘一种特别的草，可以给羊毛染色。那天太阳特别厉害，朱丽叶被晒得快不行了，但依然特别兴奋。回到家，有个串门的小贩把我和她都放到秤子上称重，她被这种古怪的做法逗得乐得不行。更逗的是，当小朱丽叶穿上我那件带有很多褶子的卡什加袍子时，她连走路和坐下来的姿势，都变得和我们卡什加人一样了。”

如果没有了大袍子和双耳毡帽、没有了骆驼和马，没有了帐篷和猎枪，卡什加人还是卡什加人吗？这些问题，当几年后我有机会因出差第二次来到这里时，感觉已经没有回答的必要。赫伯特先生愉快地告诉我他的好消息：阿依达已经嫁给了一个城里人，还有了男孩。而萨米拉也进了城里的学校，学习很出 色。

“只是再过不了多少年，通往扎格罗斯雪山谷的道路上，不会再有浩浩荡荡的卡什加大军赶着羊群转场的身影了。”靠在自家牧民亲手编织的地毯上，赫伯特黯然地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