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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记忆—家门口的副食店

2019-06-25董燕京

婚姻与家庭·性情读本 2019年6期
关键词:麻酱柏树大白菜

董燕京

几世同堂的合影、送行站台上缓缓驶过站台的绿皮火车、风中飘扬的红领巾、那些年孩子们吃过的马迭尔……最烟火的故事里,藏着几代人的珍贵记忆和感动。一个家庭的经历和影像,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让我们通过细数小家里的那些事,感受时代的变迁与祖国的成就。

整理杂物时,无意中发现了北京市二商局于1991年颁发的、我家曾使用过的《北京市居民购货证》。翻开第一页,上面盖着填发单位槐柏树副食商店的大红印章和长条章;第二页至第三页的各个栏目里依次印着:粉丝、粉条、淀粉、麻酱、食碱……或许是有些老了的缘故,思绪又将我从这里带到了从前。

槐柏树副食店,曾经就在我家门口。回想起来感觉是那么近乎、亲切。能有多近呢?这么说吧,家里要炒菜了,坐上锅后,才发现没酱油了,马上拎着瓶子去打回来,还赶趟儿。

这副食店究竟是哪一年兴建的,现已无从查证。但自打1958年我家搬到这儿起,直到1991年拆迁,副食店历经两次翻建和扩建,与我们这一带胡同里的老街坊相依相伴共同走过了几十年。

副食店坐南朝北,有东西两座门,营业面积将近200平方米。其经营布局呈回字形,按商品大类设有牛羊肉、蔬菜、熟食豆制品、烟酒糕点、茶叶、副食调料、大肉、水产等柜组,还附设了一个经营针头线脑、信封邮票、手纸香皂等生活必需品的日用百货部。在计划经济时代,人称开门7件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副食店就包揽了5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大部分商品都是凭票凭证供应,副食店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甚至是须臾不可或缺。

那时的副食店统归国营,所经营的食油、食盐、酱油、醋、麻酱、黄酱乃至白酒等,大都是用铁桶、大缸或是坛坛罐罐装盛。人们买东西多必须带着瓶子、饭碗、小搪瓷盆儿等容器。售货员出售商品则是件带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细致活儿,必须会熟练使用各种计量规格的铁质或木质的提子(打酱油、醋及白酒)、夹子(夹酱豆腐、臭豆腐及咸菜),或勺子(打芝麻酱、黄酱及韭菜花、辣椒糊)。唯独零售食油省点事,采用一种类似压水机式的自动售油器,将油从大铁桶里直接抽压到顾客自带的瓶子里。但食油遇低温会凝固,赶上滴水成冰的冬三月,售货员还要将油桶推到店里用于取暖的大号铸铁炉子旁,给油回温。

儿时最得意的是拿着全家9口的购货证去买每人每月只供应一两的麻酱,因为能在回来路上偷吃两口还不会被妈妈发现。买回来后还要留意妈妈把麻酱放在哪儿,以便找机会再解解馋。

那时二锅头白酒也兴零打,最便宜的才一毛三一两。但爸爸不喝酒,我只是闻过酒香,却不知酒辣。一天,正碰上胡同里的小伙伴杨三儿给他爸打酒从副食店里出来,“让我尝一口行吗?”我说。他很爽快地把酒瓶递过來。我一扬脖,咕咚一下,好像喝下去的是个大火球,顿时感觉浑身燥热,嗓子和胃里火辣辣的烧得慌,有生以来头一次领教了二锅头的厉害。

60年代初,我还是个小学生。记得一天下午在学习小组做完作业后,人称“小豆包”的组长古志奇,从他家抽屉里拿出10元钱说:“今天我请客,咱们逛副食店去。”一听这话,我和同组的其他3名同学都来了神儿。

到了店里,“小豆包”没含糊,先买了5根小豆冰棍、5瓶北冰洋汽水。待吃喝完毕,又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根带橡皮头的铅笔和一个练习本;最后还买了5把滋水枪。大家商量好,一会儿回去打水仗。可还没等走出店门,我们便被几个售货员叔叔给围住了:“说,你们这么小的孩子,哪儿来的钱?家住哪儿?把家里大人找来!”立马,我们全都吓蒙了。也难怪,10元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够一个人的月生活费了。一小时后,“小豆包”的妈妈赶到了商店。结果可想而知,吃了喝了的,没法再吐出来,但滋水枪等都被退回了商店。

槐柏树副食店里最吸引我,也是我最爱光顾的地方,还是正对着商店西门的熟食豆制品柜台。那时,粉肠5毛钱一斤,豆腐丝4毛钱一斤。这两样儿都是我最爱吃的。平时,只要兜里有了零花钱,哪怕只有5分或是1毛,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槐柏树副食店,买上一两或二两粉肠或是豆腐丝,享受那绝佳的美味。

1970年春节,同院的管大哥结婚办喜事。那个年代限于经济条件,办喜事也就是在家里摆上几桌。鸡鱼肉蛋菜,烟酒糖糕(点)茶,除紧俏菜非要跑到西单菜市场去买以外,大部分在家门口的副食店就置齐了。而管大哥婚礼上用的烟酒,是集中了全院8户人家的购货证才办妥的。当时按证供应的香烟品牌有大前门、恒大、牡丹;白酒品牌有洋河、双沟、四特,且都是属于年货特供商品。

婚礼在今天看来已成笑谈:管大哥时任一家半导体器件厂的工会主席。早晨9点多趁新娘子还未到,他挨家转了一圈发邀请:“一会儿10点钟,请大家到院子里,咱们一起早请示。”可巧,搞公安工作平时不常回来的王家大哥听罢,很认真地回道:“呦,我们全家早上刚请示过了。”尴尬中,管大哥只好实话实说,“那中午到我家喝杯喜酒去”。不多时,全院老少已齐聚院中, “今天是新郎新娘大喜的日子,首先让我们大家共同敬祝……”在司仪的主持下,那个时期雷打不动的“早请示”,成了婚礼的开场白。

仪式结束后,全院三十多口人,挤在新房里可就开了斋。由于人们肚子里缺油水,过年时按人头凭本供应的三两瓜子和半斤带壳花生,根本不够塞牙缝的。幸好副食店里已有议价的五香花生米,一元五角一斤,不限量供应,管大哥边招待大家,边照应着,不时拿钱让同院兰家的小齐、小久去副食店买回花生米,前后三四趟,到中午喝喜酒前,十几斤花生米和几斤杂拌糖已被风卷残云般地消灭了。

六七十年代,由于市场供应短缺,购物排长队的现象屡见不鲜。副食店里来了豆腐要排队,来了带鱼要排队,甚至来了新鲜的黄瓜、豆角、莴笋等都要排队。槐柏树副食店的蔬菜柜组也因此从店内搬到了街上,并在几棵高大的古槐树下搭起了售菜大棚。

菜棚子就在我家小院的南墙外,每每听到喧闹声,便知一定是有菜运到,人们又排上队了。这时,邻居中不定是谁就会跑回院里报信:“来豆芽儿了”“来扁豆了”……院里的人们闻声,便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迅速出动。

几十年中,副食店最壮观的场面,当数冬储大白菜战役。每年的11月初,一般是3日至15日,市运输公司的运菜车辆,会在夜间源源不断地从顺义、大兴等产地驶来。

这时店里从书记、经理到全体员工就要齐上阵,挑灯夜战连轴转,这边卸车,那边码垛,整条槐柏树街和附近稍显宽绰的胡同里到处堆起了白菜的长城。那时零售大白菜分三级:一级三分五一斤,二级二分八一斤,三级二分钱一斤。人们为了能买上可心的要吃一冬的当家菜,夜里三四点钟便裹着大衣、棉袄在街口排起了长队。一直要排到早上9点,待开票登记交了钱,再在售货员的引导下,来到摆有地秤的菜垛旁,听候叫号称了菜,就可以往家搬了。

在冬储大白菜上市的半个月里,各家各户的门前窗下,甚至院里的过道儿上,都晾着或堆起了白菜。这期间,有经验的人家要是吃馅儿,就会去售菜点儿捡回那上好的菜叶,包饺子、烙馅饼、蒸大菜团子和包子,既节约又实惠,保准不会被人讥笑。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在槐柏树拆迁前的两三年里,当冬储大白菜的日子再度到来时,肩扛车拉往家搬大白菜的盛况已难见到,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倒是另一番十分有趣的情景:副食店的售货员几人一组,蹬着或是拉着满载大白菜的三轮车、平板车,走街串巷边吆喝边挨家动员居民买菜。记得有一年,有关部门还专门就冬储大白菜,向市民发出了购买“爱国菜”的动员令。

如今,超市、早市、便利店早已遍布社区,但那曾经陪伴人们走过几十年峥嵘岁月的家门口的副食店,以及大刘、小姜、冬玲、老马、杜书记、杨经理等店里众多员工辛勤劳作的身影,却在我心中留下难以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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