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春花

摘 要 于我国农村实际，为全面实现教育公平、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托幼整合的出现应是正当其时。

关键词 二胎政策;重建;公办托儿所;紧迫性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9）02-0018-03

整个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幼托服务体系，我对二胎只会望而却步。——对于要不要二胎的问题，《中国青年报》刊文称，公办福利性质的托儿所已经成为历史，谁来带孩子，这是一大难题。托儿所定义1980年，中国颁布了《城市托儿所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定义“托儿所是三岁前儿童集体保教机构”，由地方行政部门领导。托儿所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尤其是帮助职业女性看护孩子。“托儿所”作为一种服务性机构，目前已经基本从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消失。

一、托儿所的历史

中国的托儿所出现于1929年。新中国成立后，托儿所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在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服务在中国城市中非常普遍，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了托儿所，员工在上班时可以把小孩放到其中托管。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从实际出发，继续办好托幼事业》，统计当时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各类托儿所、幼儿园98.8万多个，入托儿童3400多万人，入托率28.2%。这一时期，托儿所种类复杂，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厂矿托儿所由厂矿行政、工会组织、妇女组织共同指导;农村托儿所归地方领导;街道托儿所属于街道办事处;市区立托儿所是卫生部门设立的;机关、学校托儿所归属于本单位。

二、消解，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一）企业改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企改制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福利性的托儿服务体系被全面废止;大量企业附属托儿所在改制中被裁减，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大都不复存在。据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统计报告》显示，相比2000年，短短五年间，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56668所，锐减70%——其中，托儿所的消失比重远大于幼儿园。另外，由于企业行政经常随意安插编余人员，致使托儿所的编制一般大于实际需要。由于编制大，人事费用开支也就多，这也是托儿所消解的原因之一。

（二）计划生育

除了企事业单位缘于成本考虑之外，托儿所在中国消解的另一个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出生人口数量锐减，降低了托儿需求。

（三）规范学前教育

原本还有一些幼儿园开设针对两三岁的“托班”，但2012年政府颁布《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严厉限制幼儿园入园年龄，导致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

三、托儿所消解后遗症

二十一世纪初，基于保姆和老人帮带小孩等选择，使得托儿所的消解暂时没有对年轻家庭形成巨大影响。彼时城市绝大多数小孩都是独生子女，婴幼儿托养问题还没有形成困扰民众的社会问题。当时，因市场欠发达，中国劳动力劳务费偏低，雇请保姆费用在年轻家庭的日常支出占比不大;四个老人帮带一个孙子或者孙女，对于老人而言，时间、经济、精力等都尚能承受。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父母即使愿意出高价，也很难找到接受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虽然一些幼儿园提供日托服务，但数量有限，而且对小孩入托年龄有严格限制。如果夫妻双方在小孩两三岁前都必须参与工作，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项：一是长时间雇佣保姆，二是由家中老人来帮助看护。这两个选择过去能勉强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但近年城市保姆价格飞涨，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高价保姆已经超出了很多上班族的经济承受能力。且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老人完全参与管教出来的孩子，个性发展不健全，如幼稚，不听人讲话，很容易发火，不能摆脱自我中心，不能换位思考，因为他被高度聚焦了;且婴幼儿长期与父母分离，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发展。0到3岁，是安全感确立的关键期，妈妈在这一时期最为关键，如果这个时期没有得到满足，一生都会有缺憾。

四、国际现状

主要发达国家在两三岁以前入托儿童的比例，普遍维持在25%到55%之间，而政府建设的大量托儿所为此起到了重要作用。

入托率越低的国家的生育率也越低。北欧和法国入托率达到了50%以上，他们的生育率也最高。而日本、南欧和东欧国家的入托率最低，所以生育率也最低。特别是，法国以托儿所质量高和数量多而闻名于世，也因此两三岁小孩入托比例高达一半。法国的政策是地方政府提供资助，鼓励企业、社区与政府合作，兴建和运营托儿机构，很多普通家庭的幼儿甚至可以免费入托。这类托儿所遍布法国城乡，而且除了法定假期和暑期一个月以外，一般每天开放长达11个小时。得益于政府良好的日托支持和其他鼓励生育措施，法国的生育率达到了2.0，远高于欧洲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其实，与法国相比，很多欧洲国家如意大利的家庭观念更强，女性劳动参与率更低，但生育率却大大低于法国。这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国政府提供更加完备的托儿服务。很多低生育率国家，都在效仿法国的成功经验。比如，日本和韩国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建设更多的托儿所，鼓励雇主建立托幼设施，并根据企业类型和费用类型予以补助，以期缓解年轻父母在生育选择上的后顾之忧。

五、托儿所缺位背景下的现实

（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2013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即“单独二孩”）。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决定将第十八条第一款分為两款，作为第一款、第二款，第一款修改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自2016年1月1日起执行（即“全面二孩”）。2015年10月30日，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曾在解释“全面二孩”政策时指出，全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约有9000万对，预计政策实施后的几年中，中国出生人口总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最高年份的出生人

如今，“全面二孩”政策已经施行了两年，但出生人口数量却要低于国家卫计委当初的预测：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均未达到1800万，预期中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后的生育高峰并不十分明显。

那么，为什么二孩政策放开后，生育数量不及预期呢？

1.养育成本高

2005年，中国社科院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发布了《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报告。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为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30岁前的未婚子女的总成本则达到49万元。此外，这49万元尚不包括孕产期支出及从孩子孕育到成长过程中父母因孩子误工、减少流动、升迁等自身发展损失的间接经济成本。2016年，南方都市报在这份社科院报告的基础上推测，随着通胀，在我国大城市养育1个小孩的平均成本已上升到70万元。

2.生育保障制度局限

尽管二孩政策放开后，生育数量不及专家预期，但近两年大量堆积的育龄妇女在短时间内生育的1700万二孩，产生的大量婴儿照料需求，对家庭、社会的育儿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实中国家规定必须享受的休假：产前检查、产前工间休息假、产假、授乳时间及可以请的假：产前假、保胎假、哺乳假等福利并不能人人完全享有，有些用工单位将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的时间计为病假、缺勤等，侵害女职工的合法权益。而现行的二胎产假，休假的时间比一胎要少，根据国家政策的规定，女职工二胎享受的产假为98天，其中产前的假期为15天，产后为83天。

3.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困扰

城市职业女性人数在近20年里大幅上涨，加上“二孩政策”的出台，对托儿所的需求并没有消失。比如，2016年上海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74.2%的职工希望孩子入托，在希望孩子上托儿所的原因中，有52.9%选择了“家里无人照护”“全面两孩”政策虽然将生育二孩的选择权交给了个人，但该政策对女性就业会产生多种不利影响，女性面临着生育和就业之间冲突加剧的困境。如果保姆和老人都指望不上，那么夫妻双方都有工作，是双职工家庭，只能选择让其中一人暂时中断工作。通常情况下，做出牺牲的是孩子的母亲，这对妇女的职业生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包括求职难度上升，薪酬福利下降，甚至是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

4.托育服务短缺

按照卫计委官员的数据，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可以算是世界上最低水平的。与此相对应，在计入两孩政策导致堆积反弹之后中国的生育率也是世界最低之一，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应该比日本还低。如此的超低生育率将会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尤其是现在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还不到1.0。现行的全面两孩政策，可能会让部分年轻家庭好不容易产生生育的念头，但面对“托儿”的难题，他们中很多也许又会就此放弃生育二孩的机会。

（二）民办托儿所的代偿

在公办托儿机构缺位的情况下，民办托儿所能否起到弥补作用？比如，企业是否能够承担起这部分托幼职能？遗憾的是，大多数企业恐怕不具备这种能力。即使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企业兴办的托儿所也很难通过苛刻的经营资质审核。携程是极少数兴办了员工子女托儿所的中国企业。为了解决一岁半至三岁半员工子女的看护难题，2015年年底，携程辟出800平方米的场地，成立“携程亲子园”，这一在国内企业中鲜见的日常托育服务。该亲子园现有100多名小朋友，5个班级，开办后越来越受员工们的欢迎。但即便是携程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是在投入大量资金，尤其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审核流程之后，才好不容易获得了相关许可。这充分说明，在现行政策环境下，企业兴办托儿所很难成为主流。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鼓励民间参与的同时，政府直接或者牵头兴建更多的托儿机构。

（三）国家顶层设计教育蓝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而2018年11月15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未提及三岁以下婴幼儿的托养问题。

（四）公办托儿所缺位的现实思考

回望历史，我国自1986年推行义务教育法至今已30年有余，普及9年义务教育达标已10多年，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中国由于现实困境与历史欠账并存，中国教育不仅要解决某些领域的“产能过剩”与粗放发展，提升质量、打造精品，还要扩大某些领域的“生产供给”，比如高中教育、学前教育、老年教育等领域。但也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尤其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以来，在做足做大做强教育文章时，大力发展0-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养事业也应该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

概言之，继续依靠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保姆、老人带孩子的模式或托儿机构的长期缺位，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现状的需求。否则，由此造成的巨大损失将难以弥补。首先，在城市，如果年轻家庭只剩下“全职太太”这一种选择，未来妇女势必会在职场、家庭受到严重的歧视，因为如果怀孕，那将不只是几个月的产假问题，而是个人几年的职业生涯都会受到影响。而面对这样的顾虑，很多职业女性可能选择少要甚至不要小孩（当前部分年轻人选择丁克家庭的理由之一），这会导致已经超低的中国生育率雪上加霜。而现如今随着二胎的“遍地开花”，重建公办福利性托儿所则是情理之中的必然。否则，中国妇女将不得不在生育和职业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而中国的生育率也将难以回到健康的水平上;其次，在农村，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留在农村的大部分是老、弱、病、幼。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许多农民靠外出务工，已经脱贫致富，但他们的外出，却带来一个严峻的问题——留守孩子的教育问题。“留守孩子”各方面都不成熟，正處于人生中受教育、长身体、长知识、培养健康品质和心理的关键时期，他们不仅需要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更需要沐浴在父母亲情的抚育之中。经过调查发现，这部分儿童由于长期和父母分离，缺乏亲情的关爱，往往易产生焦虑、烦躁、悲观、疑虑等一系列的消极情绪，从而导致性格柔弱内向、自卑孤僻。许多留守孩子在家里不听祖辈教导，在学习成绩、思想品行、智力水平、身体发育和心理健康等多方面的综合表现，明显差于其他学生，而存在障碍、缺陷的比例则明显高于其他学生，整体状况不容乐观。鉴于我国农村实际，为全面实现教育公平、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托幼整合的出现应是正当其时。正如陶行知所言：“女工、农妇及职业妇女要顾到工作便顾不得小孩，顾到小孩便顾不到工作！……唯一的办法是多设工厂托儿所、农村托儿所和一般的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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