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无产阶级”概念的传入与演变

2019-06-22张成香张龙林

红广角 2019年2期

张成香?张龙林

【摘要】“无产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在五四运动前后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五四运动前，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主要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无产阶级”概念主要指需要被同情的“平民阶级”。新文化运动时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的工人阶级有了一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也有了提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劳工阶级，“劳动阶级”和“劳工阶级”遂取代“平民阶级”概念。五四运动后，国民的思想解放有了很大的进步，工人阶级作为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术语中的正式概念，并被近代先进知识分子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问题，解决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

【关键词】五四运动;平民阶级;劳工阶级;无产阶级;演变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2-0060-07

五四运动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人们对五四运动的理解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因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引起的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示威以及上海“六三”运动为代表的全国人民的爱国斗争。广义的五四运动，除此之外还包括此前興起、此后得到发展的新文化运动。本文的五四时期是指五四运动的广义概念。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其核心概念“无产阶级”内涵和外延发生了一系列转变。

一、五四运动之前“无产阶级”概念的传入与翻译

“无产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在引入近代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从宋教仁的最初翻译到朱执信、毛泽东等人对概念的表述，“无产阶级”经历了“平民阶级”到“劳工阶级”概念的发展历程，内涵的每一次变化都展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旧”文化选择上的变化，以及拯救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

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还处于萌芽阶段，深受日本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学习日本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对马克思及其学说有了逐步认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概念通过日本传入中国，为中国知识分子引用，包括“heimin平民”概念也在此期间传入中国，成为对接“proletariat”一词的专门概念。其中，由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中就提到“平民”一词，但是“平民”的具体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太清楚。

1902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仍把“平民”看作和“国王”以及“贵族”相对立的概念，认为“十九世纪者，平民主义之时代也。”①在梁启超看来，法国大革命以前都是君主政体、贵族统治的时代，并没有资本主义的存在，也就不存在两者的对立。最早使用“平民”一词来翻译“proletariat”的当属宋教仁，他在1906年发表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中提出世界之人类，“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即富绅Bourgeois与平民Proletaruns之二种也;对于这两种阶级，富绅往往是占有社会资料的生产机关，平民则是不占有社会的生产资料，属于被压迫的阶级。”①宋教仁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是因为富者的压迫，当富绅和平民之间矛盾的激化达到不可调和的阶段，社会革命便产生了。因为两大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不一样，因此，他们在斗争的过程中采用的斗争方式也存在差异性，“富绅者，其斗争方式往往有政府，警察，军队，学人等为之援助者也，而平民则是蚁集，以多数来抵挡富绅之势！”②从两者的斗争形式来看，“平民”明显是处于不利的地位，没有自己的政权组织，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只能依靠人数的优势来取得斗争的胜利。

可见，“平民”不能笼统地被认为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是属于需要被同情的阶级，是一种与“富绅”资本家相对立的经济概念。就某种程度来说，“平民”只有作为与“富绅”等相对应的概念时才具有近代所指的“无产阶级”语义。采用“平民”一词翻译“proletariat”一定程度上能够从语言形式上得到大家的认同，用“平民阶级”来解释“无产阶级”概念，也表明了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底层受压迫的民众，由单纯的政治革命开始转向社会革命，概念的本土化也能够对下层民众起到思想上的动员作用。

为此，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还是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对“平民阶级”概念进行了相应地阐述，这也使得概念在不同时期出现意义的转移。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朱执信，在考察了中国近代社会的阶级状况后，认为中国也存在阶级对立现象，“资本家”“雇主” 是治人的阶级， “平民”“贫民”“劳动者”则是被掠夺的阶级。他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便指出“马尔克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其所得者——出于剥削劳动者以自肥尔。”③留日学生虽然没有完全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在宣传激进的革命主张过程中，客观上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对一些日译词进行了中国本土化的解释，并对“劳动者”和“贫民”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鼓励雇佣者推翻资本家的统治。胡汉民在《民报》提出了“劳动者”是与“资本家”相对立的概念，④但主要以是否拥有土地来判定两者的阶级属性。毛泽东早年在体悟到民众的疾苦后也认为平民的贫弱是因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的剥削。

纵观早期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分析，并不是只有“平民”才可以表示被剥削阶级。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成分和背景复杂，有西方传教士、留日学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基本上都是从各自的需要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著作。因此，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的相关术语也出现了混用情况。比如，指代下层社会群体的“平民”“劳动者”“农民”就经常交叉使用。特别是“平民”“贫民”在概念上经常混用，为此，梁启超指出“平民”与“贫民”两个群体在具体的划分标准上存在差异，两者不能混淆，平民范围更广泛，包括“赌徒、光棍、大盗、小偷、流氓”⑤等群体。

为了避免日译词在表达“proletariat”一词中的混用情况，朱执信曾试图对该概念从革命的主客体方面做出本土化重构的努力，认为“凡政治革命之主体为平民，其客体为政府（广义），社会革命之主体为细民，其客体为豪右。”朱执信引入“细民”代替“平民”概念，概念的变化正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幻。他认为自辛亥革命后，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为核心的政治革命已经结束，今后的社会应开展以民生主义为核心的社会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主体“平民”不再适用社会革命的需要，因为“平民”不仅包括了“Proletariat”（无产阶级），而且也包括了“Buergertum”（市民阶层）。而采用“细民”概念表述“贫苦、低微”的“穷苦大众”，来对接“proletariat”，便将使用劳力自养的群体包含在内，明确了在进行社会革命过程中，“占有资本或运用资本的群体——豪右，纳入为革命的对象。”①此外，在进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市民阶层也是属于“豪右”的范围，不是被同情的阶级，不是革命的主力。因此，使用“细民”概念能够更好地表达“proletariat”一词表示的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存的阶级。同时，朱执信也反对使用日语中的“劳动者”等词来翻译“Proletarier”和“Proletariat”，理由是，劳动者一词在汉语中不包括“农民”。因为“细民者古义率指力役自养之人故取以为译也。”②根据农民在近代中國所处的社会地位，社会革命中应该囊括农民群体。尽管朱执信反对用“平民”和“劳动者”翻译“proletariat”，但是这个从日译词中借用的概念却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中长期占有统治地位，后来朱执信也开始用“平民”概念来表达“proletariat”。

就朱执信将“proletariat”翻译为“细民”，将农民群体纳入“细民”中可以看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社会革命问题上要比改良派更具彻底性。③但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终极目标考虑，他们并不希望“细民”参与到革命中。一方面，孙中山认为革命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可以用，当前应该是想法改良社会经济组织，尽量避免后来的社会革命，不动摇资产阶级的统

治。④另一方面，朱执信则认为，动员“细民”参加的社会革命会破坏社会经济组织，不利于国家的进步。汪精卫也认为“社会革命是以实行国家民生主义为目的，而破坏不完全之社会经济组织，则其手段也”。⑤此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革命结束后虽然有进行社会革命的想法，但是他们在社会革命的主力军、领导权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即使认为“农民”“细民”应该参与到社会革命中，但他们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而是需要被同情的阶级，革命的前途应该是资产阶级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proletariat”一词的翻译出现混用的情况，以及辛亥革命后下层民众并没有达到革命结束后设想的生活，反而处于军阀混战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使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思考社会革命问题、社会革命的领导力量，“proletariat”一词的翻译是否只有“平民”或者“细民”，参与革命的力量是否应该包含更加广泛的群体，等等。此时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对于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对于“proletariat”一词是否包含更宽广的内涵和外延等都希望得到新的阐述。

二、新文化运动中“劳工阶级”概念的出现

辛亥革命的胜利并没有给下层民众的生活带来应有的改变，他们仍然处于内无民主、外无主权的境况中，对于革命的真正内涵，依旧是一知半解。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侵略，加上辛亥革命后倡导发展实业，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短暂的春天，从而带动了劳工阶级队伍的壮大。劳工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劳资矛盾问题始入知识分子的头脑中。此时，他们不仅关注底层受压迫的普通民众，还将视线移入工厂做工的工人。社会关系的变化促使相应的话语体系也发生转变，“劳动阶级”“劳工阶级”概念开始进入近代知识分子眼中。

“劳动阶级”概念此时才为大家熟悉，很大程度上与工人阶级力量、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有着莫大的关系。辛亥革命以前，工人阶级力量弱小，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和其他下层民众同属于被同情的阶级。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共和时期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劳动阶级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他们与“富贵阶级”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明显，力量在实际的社会运动中得到展现，作为劳动阶级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也逐渐成为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未来社会的成功，是平民伟人的成功，不是贵族伟人的成功。”①可见在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了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文化运动打破了长期禁锢人们的封建枷锁，促进了新思想的萌发，在中国掀起了富有革命和进步的思想解放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指引。中国的知识阶层深受鼓舞，对工人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给予了极大关注，从关心劳动阶级的经济状况转变为对劳工运动问题的思考。

李大钊指出“工人问题，妇人问题，皆成为社会问题，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先声，遂皆发于工人之口。吾国政治上之改革，虽已经略具基础，社会上之改革，如解决工人问题，农民贫苦问题，妇人问题等，自为今后之急务。”李大钊还对工人阶级寄予了极大期望，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实为世界“劳工主义”的胜利，“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这也是庶民的胜利。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劳工。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②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总是影响着概念内涵的变化，为此，“劳工阶级”概念开始闯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脑中。李大钊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表达对劳工问题的重视，认为当今革命要有劳工阶级的参与才可以取得胜利。至此，关于“proletariat”一词的解释也由“劳动阶级”概念转化为“劳工阶级”概念，从包含各种下层群体的概念转变为具有马克思所述的“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存的阶级”，并初步具有了“无产阶级”概念的雏形，但是此时的知识分子对于刚从俄国借鉴过来的“劳工阶级”概念还处于初级认识阶段，并没有直接将“proletariat”译为“无产阶级”。

当“劳工神圣”成为一股潮流的时候，蔡元培也开始关注劳工问题，发表《劳工神圣》演说，并对“劳工阶级”给出了新的定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③在大家普遍把关注点集中于“做工的人”的时候，李大钊根据调查还提出，农民应该要包括在劳工中，“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我国民全体就得不到解放，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到了极点。”④农民问题是中国的大问题，农民是“劳工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生存问题不解决，“劳工阶级”就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针对工人的革命自觉意识比较薄弱的问题，陈独秀提出应该努力激起工人的自觉意识，以求得工人的自觉解放，因为在当前社会中，普遍人的思想还是认为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低贱，反而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根据社会上对工人的低贱看法，他提出“我们现在要盼望做工的人快点觉悟自己的有用，不做工的人快点觉悟自己的下贱，而世界劳动者的觉悟分为两步，第一步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要求管理权，中国的工人现在还没有此觉悟，但中国做工的人要敢于争取待遇改良，并获得管理权”。①

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知识阶层对于“proletariat”一词进行了重新定义，由“平民”“细民”概念转为“劳动阶级”“劳工阶级”概念，这一转变对下层民众参与到社会革命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使得广大民众对“劳工阶级”寄予了更多的希望。从“proletariat”一词的翻译变化来看，术语的变化很好地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崇拜西方到西学东渐，最后“以俄为师”的历程。对西方术语的不同解释，也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的革命主体有了更加清晰地把握，他们开始真正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解了无产阶级不仅包括受压迫的底层农民，更应该是广大受压迫的工人阶级。这些阶级因为受到资本家的沉重压迫，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人身自由，因而也更有组织性，更具有反抗意识。“劳工阶级”概念的提出也为后来“无产阶级”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五四运动后期“无产阶级”概念的确立与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术语也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无产阶级”概念成为替代“劳工阶级”概念来翻译“proletariat”这一术语的固定用法。在此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几乎都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文献，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东亚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中国，巴黎和会的外交耻辱引发了面向西方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阶层猛烈的抗议运动，即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新的繁荣，“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出版物激增，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包括列宁的革命实践。许多新概念开始出现，也要求有新的语言形式与之相适应。”②尤其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迅速地长成了一个有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

李大钊作为中国率先举起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人，无论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术语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考察“无产阶级”一词在中国的早期使用，需要先认识“无产者”一词，早在日本学者Kawakami提出“musan-sha（没有财产的人）”概念之前，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写的《Bolshevism 的胜利》一文中就提到过“无产”和“庶民”，“无产”与“阶级”的组合，“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托洛茨基）所亲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③只是这一时期的李大钊虽然使用了“无产阶级”一词，但是他在使用这一术语的时候，主要是强调了“没有财产的阶级”这一意义，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雇佣工人阶级”概念，由此可见，李大钊的“无产阶级”概念要比马克思社会学的概念“Proletariat”范围更加广泛。

此后，李大钊在1919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正式提出“无产阶级”概念，根据李博的观点，李大钊可能在留学日本期间受到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同时对“Musan （no）物產（の）”一词（没有工作或职位、没有财产、没有力量、贫穷和没有钱）有过接触，之后，他根据中国的社会阶级状况，遂将“proletariat”一词翻译为“无产阶级”。李大钊认为“全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互相敌视的二大阵营，为相逼对峙的二大阶级：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①“有产者阶级不但锻炼致自（己）于〈己〉死的武器，并且产生去挥使那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②显然，李大钊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了更深地理解，便把“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当作“无产阶级”的代名词。“五四运动后，无产者和无产阶级在汉语里成为马克思主义文献里的标准译法。”③

在无产阶级的具体指涉问题上，李大钊把工人、农民都归为无产阶级范畴，开始用新的阶级标准划分中国的社会阶层，以“是否拥有生产手段和经济基础为标准，地主、资本家是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工人、农夫是没有生产手段的阶级。”④根据这个划分标准，“无产阶级”显然是属于没有生存资料且被压迫的阶级，“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有产阶级是压服他人，掠奪他人的，无产阶级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⑤

考虑到如何发挥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领导作用的问题，李大钊在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群体状况后，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虽然产生时间很早，但是力量一直很薄弱，他们不仅要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还要受国际资产阶级的压迫。因此，李大钊提出“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民族”。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赋予“无产阶级”概念以民族性，“既然中华民族是‘无产阶级的，那么他也就达到了发展无产阶级觉悟的水平，而且因此中国人民也就有权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反对外部敌人的斗争也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贡献。”⑥这就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将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相连接。李大钊希望由俄国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浪潮能够继续发展，并在短时期内进入中国，促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至此，无产阶级一词逐渐被知识分子关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人——陈望道，在1920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中也用了“无产者阶级”等词来翻译“proletariat”，甚至把“有产者和无产者”作为第一章的标题，正文中对“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了大量地论述，“社会已渐次分裂为对垒的两大营寨，互相敌视的两大阶级——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⑦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促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得“无产阶级”概念以文本的形式得到了固定，成为与“有产阶级”对立的概念。陈望道在《劳动联合》一文中针对无产阶级群体在政治上没有选举权，经济上受到资本家剥削的情况，提出无产阶级要达到理想之境就需要实现劳动的联合，因为“中华民国是个民主国，但是民不包括女子和无产阶级的人。资产阶级都是金钱神通，而无产阶级却无论哪一条路都很艰难。”⑧要使无产阶级得到权利，向自由理想之路前进，必须联合起来。

与此同时蔡和森对“无产阶级”概念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20年9月16日，《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共产党之重要讨论》一文中，他提到“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⑨蔡和森从思想的角度分析了两个敌对阶级的哲学指导思想，有产阶级是重精神轻物质的唯理论，必须打破这种唯理派的观点，用唯物史观来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1921年2月给陈独秀的一封信——《马克思学说和中国无产阶级》一文中，蔡和森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状况，“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大中产阶级为数极少，全无产阶级最多，半无产阶级——即中等之家——次之），中国的资本阶级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①根据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无产阶级在中国的发展概况，他提出了中国的社会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应该用阶级斗争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此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就基本定型，并成为分析阶级关系的重要概念，也为中共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开展革命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概念的内涵逐渐定型后，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概念的字面解释上，而应该关注概念的变化能够为社会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并不断扩展概念的内涵，延伸概念的外延。对于知识分子极其关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问题，早期共产党组织普遍认为工人阶级之间的联合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要使无产阶级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恰好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②但此时也经常出现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两个词混用的情况，早期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准确地划分出两者的区别。工人阶级的领袖地位只有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才能真正地表现出来，“香港及上海罢工的广大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使民主主义的各阶级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般人民，都团结在这工人阶级斗争的旗帜下，极大多数的城市民众，都利于这反对英日的罢工运动胜利，这就证明中国无产阶级是解放全民族的先锋队和主力军。”③这显然把颇具组织能力，斗争性强的工人阶级直接当作无产阶级了。

五四运动后“无产阶级”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变化，也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阐释“无产阶级”概念上的成熟。通过“无产阶级”概念的变化展现了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历程，从崇尚西方文明到积极学习俄国，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同时结合中国的“无产阶级”群体状况，适时地赋予“无产阶级”概念以新的意义。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军阀统治的黑暗，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觉悟，促进了全国人民对改造中国问题的反思和探索;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无产阶级”概念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实现了“无产阶级”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概念，并将“无产阶级”概念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五四运动促进了“无产阶级”概念内涵的变化，透过概念的演变又展现出了五四运动的重要历史意义。

①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①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页。

②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第40页。

③《朱执信集》上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页。

④汉民（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1906年第3期。

⑤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1906年第75、77期。

①《朱执信集》上集，第60页。

②《朱执信集》上集，第52～53页。

③〔德〕李博编，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页。

④《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6页。

⑤精卫（汪兆铭）：《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1902年第9期第9号。

①罗家伦：《今日世界之新潮》，《新潮》1919年第1卷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