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造型探究

2019-06-21□曾珑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9年10期

□曾珑

庄严神秘的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物。传说中的夏铸九鼎，大概是打开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记[1]。这一时期的文物集中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品相繁多造型丰富精美。青铜器的发展达到顶峰。如有鼎、鬲、甗、簋、爵、斝、角、觚、觯、壶、卣、觥、尊、彝、鉴、盘、盉、斗等器种。而最具代表的鼎的造型，有圆鼎、方鼎、鬲鼎、扁足鼎等[2]。器物的造型是器物物化思想的具体体现，器物的一切实用功能和审美形态最终都将落实在器物的造型上。只有通过造型，器物的功能才能被人们所知觉。正如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说：“没有任何耸人听闻的风格只存在于自身。”青铜器的造型并不是任凭制作者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模拟自然的“仿生”形态，是吸收陶器造型的基础上继承发展来的，是“礼”制的物化形式，深受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影响。

一、自然界对青铜造型的影响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在自然的形态的基础上经过人类的改造和加工，成为人类意识产物的再生形态。“是以自然为基础并高于自然的‘第二自然’”。这种仿生青铜器造型美观，外形独特，美学价值凸出。它是根据自然界中的形象，制造者大胆地概括、提炼、夸张处理，使自然界中的物像与青铜器的造型相拟。国画大师齐白石曾言：”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大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3]大自然的物像，是创作的源泉，创作是基于现实的。而创作最后呈现的画面、造型是要经过创作者的提炼、加工的，创作者的创作过程是主观意识与客观现实的结合，是抽象形象与具体事物的结合。青铜器物的一些造型方法就符合这个规律。

例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商代四羊方尊，如图1所示，形状宏伟，肩、腹、脚巧妙地设计成四只羊。各据一隅，匠心独运。身体饰有云纹和龙纹图案，肩上饰有四条高浮雕式盘龙。以生活中羊的形象作为装饰元素，是来源于生活的羊，又是经过简化、提炼的羊，是青铜器造型的典范之作。

再如，商代“妇好”鸮尊，如图二所示，此尊整体为鸮形，有微微抬头之势，胸部微微向外凸出，双足壮实有力，尾部宽实盘踞于地面，形态生动。此尊的造型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在器物造型的基础上，饰有图案，具有商代铜器的独特神韵。

图1 四羊方尊图2 鸮尊

二、陶器对青铜造型的影响

青铜器的产生很大程度是随着青铜器器具产生而出现的，许多器具造型借鉴了陶器的造型形式。陶器最早出现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是随着人们开垦自然的过程中，发现黏土经过火烤后会变得坚硬，从而可以把黏土做成器具状，用于盛放液体。原始陶器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数种器形，如罐、鼎、鬲、甗、釜、斝、盉、豆、碗、瓶、盆、缸、壶、觥、尊、爵等，这些主要为日用器皿[3]。夏以后，青铜器逐渐替代了陶器，青铜器种类中的鼎、甗、鬲、斝、爵等是陶器中造型的沿用[4]。马承源先生认为：“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5]如图3所示，内蒙古赤峰红山庙夏家店下曾出土的陶鬲，侈口卷唇，深腹，三分裆袋形足。如图4所示，商周时期的青铜鬲，立耳，继承了陶器时期的侈口，三圆柱足状。如图5所示，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出土的陶盉，三个袋状空足，器身的一侧有一柄，另一侧则有盉口。如图6所示，为商周时期的铜鱼盉，继承了陶器的三足鼎立的足状，盉口，把手分别位于盉的两侧，不同的是此盉有隆起的弧形的圆盖。

图3 陶鬲图4 青铜鬲

图5 陶盉图6 铜盉

三、“礼制”对青铜造型的影响

“礼”是夏商周三代日益完善的礼乐制度，它规定着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和道德规范。“礼”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青铜是古代“礼乐”的象征物之一，是商周时期礼乐制度的载体。在商周时的青铜器，除了生产工具外，大多数青铜器都是礼器和兵器，用于祭祀和行军打战之用。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当时，青铜器更多的是与政治、军事、宗教活动有关。青铜器也像征着国家权利、等级制度。周礼中规定了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各贵族用鼎的大小象征权威、身份、等级秩序、光荣和财富。据《春秋公羊传》记载“天子九鼎，卿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6]古人对青铜器的铸造十分讲究，非常重视造型的力量感和形体的体量感，青铜器雄厚、刚劲、凝重的造型，透露出狞厉美，神秘的威慑力由此使人产生敬畏的态度，体现了权力的权威性，严肃也表现出统治者期望权力稳固的美好愿景。这是隐藏在造型深处的意蕴层，是整个器物造型的核心，这种意蕴的表达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观。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就是一件典型的代表作，是商王文丁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筑的，其高133厘米，宽77厘米，厚约8厘米，重达875公斤。整个造型由两个立耳，矩形的器身和四根粗壮圆柱立足组成。它庄重、威严，绝无轻率的表现，是人神交接的工具，是礼器，是神器，也是奴隶主贵族权势地位的象征，体现出“礼器”的性质，蕴含丰富的政治宗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