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弘，管世源,欧 鲲

(安徽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养老问题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农业经济传统的国家，现有的养老模式可以看作是“家庭养老”和“储蓄养老”进行平衡组合的结果。具体来说，“家庭养老”一般是指以子女向老年父母提供代际支持的养老模式，这种代际支持既有金钱赠与为代表的经济支持，也有以情感支持和照料支持为代表的非经济支持。“储蓄养老”是指老年人自身通过不断地储蓄来保证未来的消费支出和应对不确定的风险。一般来说，老年人的健康和医疗支出要高于其他年龄群体，老年人创造财富的能力也相对较弱；而且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算很完善，因此为了防止晚年出现流动性危机，老年人一般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1]。然而伴随着第一代城镇独生子女父母步入老年社会，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养老模式更替选择。由于独生子女难以在工作和养老之间完成适当的平衡，在以工作为主的思想下，对于父母的情感和照料支持正在减弱，自身经济条件好的子女转而用金钱赠与的方式进行“替换”，而经济条件不好的子女往往在这两种手段上均无暇顾及，甚至有“啃老”现象的发生。上述情形表明，在我国人口结构处于新的历史时期，原有的养老模式之间的更替关系正在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变化要求我们有必要从理论高度探寻两种养老模式之间的内在关联，这对于调整我国现有的养老政策、优化养老模式和服务供给、提高养老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从代际支持入手，讨论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家庭养老”与“储蓄养老”两种养老模式之间更替关系的新特征及其在不同家庭群体之间的差异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背后的形成机制。具体来说，将代际支持作为“家庭养老”模式的载体，同时也将储蓄率作为“储蓄养老”模式的载体，从代际支持视角探究老年人的储蓄行为，试图进一步解释老年人群体高储蓄之谜，丰富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对策角度来看，如果代际支持确实对老年人的储蓄决策具有显著影响，正确处理“家庭养老”和“储蓄养老”模式之间的关系，将会成为减轻我国养老负担的关键。

一、代际支持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关于代际支持的相关研究，刘洋洋研究发现老年人受到的代际支持水平受到其自身的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和子女的经济水平、婚姻状态的影响[2]；张航空基于家庭动态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儿子和女儿提供代际支持存在性别差异，具体表现为给予经济支持的差异最大，情感支持次之，照料支持最小[3]；薄嬴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的医疗支出有关但是其影响程度并不明显[4]。

对于老年人储蓄行为的研究，根据生命周期消费模型[5]，居民储蓄率与年龄之间呈现“倒U”形状，即从青年到老年，储蓄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最后再上升的趋势。但李蕾、吴斌珍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的储蓄率和户主年龄呈现“U型”关系，且老年人的储蓄率在所有的年龄段中处于最高水平[6]。对于中国老年人高储蓄率之谜，很多学者试图去做出解释。Banerjeey基于生命周期模型来解释高水平的家庭储蓄率，发现老年父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成年子女提供的赡养费，老年父母在孩子较少的时候会增加储蓄[7]。Zou则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储蓄模型对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进行解释，模型中阐述老年人储蓄动机的三个方面：退休的考虑、遗赠的考虑和积累留存的考虑[8]。黄少安和孙涛基于东方文化中的代际转移倾向，将遗赠和赠与动机引起的财富转移纳入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用最优化条件来解释中国居民储蓄的现状和特征[9]。

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尝试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改进：第一，从代际转移视角考虑老年人的储蓄动机，试图进一步解释老年人群体高储蓄之谜；第二，基于养老问题对老年人储蓄决策进行了深化，进一步探究“家庭养老”模式和“储蓄养老”模式之间的联系与差别，试图为改善中国养老现状提出合理化建议。

有研究表明，代际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储蓄率影响较大：陈凯、段誉建立了一个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发现家庭成员赡养会显著降低退休老年人的储蓄率[10]。Choukhmane基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背景，研究发现双胞胎家庭的平均储蓄率低于独生子女家庭，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帮助无论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高[11]。此外，子女提供的非经济支持(如情感关怀等)也能显著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12]，而幸福感越高的老年人，对未来的担心会较小，从而会减少家庭的储蓄[13]。

综合以上的理论分析，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均会降低老年人家庭的储蓄率。

假设2：代际支持中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储蓄行为影响大于非经济支持，且占据决定性地位。

二、老年人储蓄率的研究模型

研究的数据来自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CFPS是由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起，在全国25个省份里开展的综合类调查项目。2016年样本中的调查对象包括14 033户家庭及其全部家庭成员，最终形成了家庭、成人和儿童三个数据库。

为了研究代际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储蓄行为的影响，需要对样本进行筛选：首先通过问卷中的问题“您家哪位成员最熟悉并且可以回答家庭财务问题？”选择出家庭财务管理人，并视其为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决策人，然后选出其中年龄大于或等于60岁的老年人，再将其人口统计信息与其家庭特征相匹配，最后剔除重复和缺失的数据后得到3 225个样本。

由于样本数据来源于不同的地区，其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不同会影响家庭的储蓄总额。故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家庭的储蓄率。同时，由于受到CFPS数据的限制，家庭储蓄率=(家庭年总收入—家庭年总支出)/家庭年总收入，其中家庭总收入包括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收入。总支出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娱乐等支出，但不包括经营性支出。

对于代际支持变量，可以分为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在CFPS问卷中，将老年人接受子女的经济支持之和减去其给予其子女的经济支持之和，若计算结果大于0，则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的变量就取值为1；若计算结果小于或等于0，则变量取值为0，而非经济支持则用子女的给予情感支持表示。根据问卷中子女与老年人的联系频率，(将从不表示为0，几个月一次、一月一次、一月2～3次、一周1～2次、一周3～4次、几乎每天均记为1)。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政治面貌(1代表党员，0代表其他)、受教育水平、主观健康态度(1～5依次表示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非常健康)和家庭规模(家庭的总人口数)。

表1给出了上述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老年家庭平均储蓄率为27%，说明了中国仍然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关于代际支持，可以发现有51%的老年人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有75%的老年人受到子女的非经济支持，体现了子女积极赡养老年父母的传统美德，也给予了老年父母较多的情感关怀，中国的养老模式仍然以传统的储蓄养老为主。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准确地探究代际支持与老年人家庭储蓄决策的影响，现参考夏庆杰和顾思蒋建立的储蓄方程[14]，并基于最小二乘回归模型(OLS)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Saving_Ratei=α0+α1Intergenerational_Supporti+φXi+εi

(1)

其中被解释变量Saving_Ratei是家庭的储蓄量总额，Intergenerational_Supporti是表示代际支持的变量，可分为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Xi为人口层面和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随机误差项εi为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且εi～N(0,σ2)，i表示受访的家庭投资行为决策者，然后基于软件Stata15.1进行实证分析。

表2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储蓄行为的影响

说明：***、**、*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稳健标准差，下同。

三、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储蓄决策的影响

表2给出了子女给予的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储蓄决策的影响结果。第I和第II列分别是子女的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均为负且十分显著，表明接受子女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的老年人，会进行较少的储蓄行为，故家庭的总体储蓄率较低；与假设1相符。关于其中的原因，可以认为老年人进行储蓄的动机是希望晚年能得到较多物质和精神的保障，而子女给予老人的代际支持正好满足了老年父母此方面的需求。第III列是原方程同时加入子女的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变量时，考察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储蓄率的影响。子女经济支持的估计系数大于子女非经济支持估计系数，表明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储蓄决策影响程度更大。第IV列是考察子女给予的代际支持中的经济支持与非经济支持的影响地位，结果表明，子女的非经济支持变量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而子女同时给予老年父母经济支持与非经济支持时的估计系数十分显著，且比子女给予单一的代际支持估计系数要大，这说明在影响老年人储蓄率的因素中，经济支持占据决定性地位，验证了理论假设2。对于其中的原因，可以这样进行解释：老年人储蓄首先考虑的是物质生活能否有保障，一般来说，实物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活的保障力度更大，能够直接影响老年人的储蓄决策，而非经济支持对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保障力度较小，其往往是通过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来降低老年人对未来的担心，属于间接影响老年人的储蓄决策。故在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时，老年人家庭的储蓄率有较大的改变。而对于同时给予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储蓄率的影响比子女给予单一的代际支持要大，究其原因，可以认为：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在满足了老年人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后，情感支持能增加老年人的安全感和生活满意度，从而减少对未来的担心。此时，老年人进行储蓄的意愿会更低。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对老年人储蓄行为的影响，也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年龄与家庭储蓄量呈现“倒U”型关系，这与生命周期相符。决策者为男性或婚姻美满的老年人其家庭储蓄量较高，有党员身份的老年人其更倾向于进行储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会进行较多的储蓄，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往往可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情况下储蓄可能会更高。主观健康认知与家庭储蓄率成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主观上认为自己越健康的人就越害怕自己会遭遇突如其来的意外，从而会增加家庭的预防性储蓄。最后，我们还发现了人口规模越大的家庭其储蓄率较高，这一现象可以用规模经济效应来解释。随着家庭人数的增多，家庭成员通常会以户单位进行消费，同类消费项目上的边际支出会递减[15]。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养老问题一直是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本研究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将代际支持作为“家庭养老”模式的载体，同时也将储蓄率作为“储蓄养老”模式的载体，建立OLS模型实证分析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储蓄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家庭储蓄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接受子女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的老年人，会进行较少的储蓄行为，故家庭的总体储蓄率较低。在子女给予的代际支持中，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的储蓄决策影响程度更大。老年人只有在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情况下，非经济支持才能影响老年人储蓄率，且子女同时给予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储蓄率的影响比子女给予单一的代际支持要大，这说明在代际支持影响老年人储蓄决策过程中，经济支持占据决定性地位，非经济支持基于经济支持的进一步降低老年人的储蓄率。综合以上结论，可以认为以经济支持为主和非经济支持为辅的“家庭养老”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替代老年人传统的“储蓄养老”模式。同时，也提出以下两点政策性启示：

第一，现阶段我国老年家庭的储蓄率仍然较高，但老年人的储蓄率会随着子女给予的代际支持发生相应的变化，说明老年人储蓄的动机更多是一种预防性行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保障是影响老年人储蓄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要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关怀，而不能只是让老年人自我储蓄进行养老。

第二，“储蓄养老”和“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创新养老模式，给予老年人更多的照料；同时子女也应当积极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除了给予老年父母必要的经济支持，更要给予老年人较多的非经济支持，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得到保障。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选取的样本为横截面数据，并未控制时间因素，无法动态地分析经济支持对于老年人储蓄决策的影响。未来随着家庭金融调查的深入开展，上述不足将会得到很好的弥补，相关的研究也将同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