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语圣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学术界关于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的研究成果丰硕，代表性成果有王鑫义主编的《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古代)》(黄山书社2001年出版)、吴春梅等著的《近代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但对1949年以来淮河流域的经济发展研究在历史学界还没有专门的系统性研究，其中，关于淮河流域商业变迁研究当然也不例外。本文尝试以时间为主轴、以商业变迁的内容为横断面，围绕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论述改革开放30年来淮河流域商业变迁的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党与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在商业市场恢复起步阶段，国家逐步放开了小商品和部分农产品价格，并在调整市场流通结构、发展多种经济成份、扩大企业自主权、改变商品经营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尝试，促进各类商品市场的发展。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多年来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逐步转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后，计划经济束缚得到真正摆脱，而走向市场经济。1998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使国有商业企业改革转向以企业产权关系为核心、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改革。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推动商业经济领域加快规范创新步伐，鼓励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规范发展，消费环境明显优化。

一、改革开放后市场主体日趋多元

改革开放后，淮河流域各地市的商业所有制在形式上呈现多元局面，国营(有)商业、集体(包括合作社)商业、个体商业、联营等商业主体均已呈现并存竞争的繁荣格局。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应思维方式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和惯性，商业经济的所有制的形态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前期是比较单调的，改革开放后淮河流域商贸业的经济类型从原先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一枝独秀，逐渐生发出多样化的趋势，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股份制经济发展较快，尤其是个体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也从无变有，由小变大。但主要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包括供销合作社)、个体，尤其是前两者占主体地位。1988年，淮河流域的蚌埠市、淮南市、淮北市、阜阳地区、宿县地区的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的零售总额就各占所在地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77.18%、69.76%、73.67%、74.39%、76.30%[1]429。1990年，五地市的相关比例分别为72.15%、65.63%、75.53%、71.69%、78.44%[2]455。1991年，相关比例分别为71.41%、64.96%、74.41%、78.40%[3]412。所以，全民和集体所有制所占各地市商品零售总额的比例总体也呈缓慢下降的趋势，而个体商业经济活力则显著上升，五个地市的个体商业零售额对总额的占比在1988年至1991年的四年间内由16.34%增至32.95%，翻了一倍。从所有制类型及其占比的变化，可看出改革开放初期的10年，淮河流域的商业活动逐渐呈现出计划经济时代所没有的巨大活力和生机。

从1988年至1997年淮河流域若干地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情况来看，蚌埠、淮南、阜阳、宿州、淮北、徐州、连云港、淮阴、盐城、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驻马店、信阳等市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商业经营交易的总额在各种所有制类型中的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即便从其绝对数值来看增长也慢，当然其中还有货币币值变化的考量因素。个体所有制商业实体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数目初始虽小，但增速最明显，且越到后来体量也愈大，以至于超越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商业的零售总额。例如，1988年阜阳地区(市)的个体商业零售总额为5.92亿元，占各种所有制商业零售总额的19.59%[1]429；1989年上升到6.32亿元，占比18.86%；1990年升至7.38亿元，占比21.57%[2]455；1991年微增至7.63亿元，占比20.88%[3]412；1993年为13.72亿元，占比35.63%[4]283-284；1994年竟达24.38亿元，占比45.66%[4]311-312；1997年猛增到64.80亿元，远远超过国有和集体商业所有制的29.69亿元和26.51亿元，在9种之多的商业所有制所取得的零售总额中占比47.77%[5]390，竟占阜阳市商业市场的半壁江山。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淮河流域社会商业经济的类型更趋多样化。199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在淮河流域一些地市开始出现，如阜阳地区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分别为147万元和2万元。至1997年末，阜阳市的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达到7 298万元和1 926万元。但淮河流域各地市商业的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类型发展极不均衡，如1993年蚌埠市、淮北市、宿县地区则为零；1997年蚌埠市、淮北市、宿县地区也仍阙如，淮南市的港、澳、台投资经济为1 245万元，但外商投资经济亦是空白。1993年，淮河流域的淮南市、阜阳地区有了港、澳、台的商业投资，淮南市为242万元，阜阳地区为2万元。1994年，淮南市港、澳、台商业机构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2 900万元。1997年，阜阳市的港、澳、台商业商品零售总额也有1 900万元[6]，平顶山市、许昌市、漯河市、周口市、驻马店市、信阳地区的外商与港、澳、台商业商品零售总额也有数百万至2 000万元不等[7]255。1991年，连云港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出现了“中外合营”项目，销售额为29万元[8]，数目虽小，但表明淮河流域商业类型的新变化，外资开始进入淮河流域的商品批发零售业，以中外合资合营的形式出现。

2004年，淮河流域的淮北、亳州等六个地市的个体户经营状况，每户大约2人，利税外在2亿元至50亿元不等，平均每地市的利税收入约在6亿元，平均每一个体户该年利税收入都约在5.9万元，经营收入尚好[9]113。

二、市场主体规模速扩，体系趋于完善

1978—2009年，淮河流域各地市国有商业经过改革，实行政企分开、结构调整，传统服务业呈恢复性较快发展，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并存发展的新局面。商业服务业呈现新的生机活力，市场商品供应总量持续扩大，逐渐实现了商品供应由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的根本性转变，买方市场特征日益明显。全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除短暂时间的波动外都呈快速增长之势。

(一)商业网点广泛布局

建国后，淮河流域各地市的商业网点十分稀少，城市仅有国营商业机构百货大楼等少数商业场所，乡村则是延伸下来的供销社代销点，一般一个生产大队才有一个代销点，非常不利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改革开放后，商业网点逐步遍布城乡。以涉淮的河南省为例，至2008年底，河南全省拥有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5.63万个，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2.18万个。个体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177.15万个。商业网点合计184.03万家，是1979年的15.3倍，年均增长9.9%，更是1949年的8.0倍，年均增长3.5%。尤以个体商户发展最为突出，1979—2008年间年均增长19.9%，高于1949—1978年间平均速度9.3%。另外，企业规模和营销实力大幅跃升，从业人员达500人以上的商业企业在1983年仅有3家，2008年末已经达到2 920家，是1983年的973.3倍。2008年末，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达5 992家，限额以上餐饮企业和星级宾馆达2 887家，分别是1993年的4.7倍和137.5倍[5]111-112。

以淮河流域具体地市来看，1993年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机构、网点、人员等数目变化较大，如该年蚌埠市的批零和餐饮业机构网点数为2.52万个，淮南为1.90万个，淮北为1.56万个，阜阳为12.51万个，宿县为4.44万个[4]341。

1997年淮河流域相关地市的批零贸易业、餐饮机构及网点的布局情况更为密集，如蚌埠市的批发业网点，市区为2 703个，县为873个，县以下达1 331个；零售业网点，市区为33 814个，县为6 908个，县以下达12 377个。阜阳市批发业网点，市区为7 697个，县为9 700个，县以下有12 907个；零售业网点，市区13 761个，县有25 287个，县以下有67 810个，在全市占比63.46%。阜阳市辖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尤其是农村人口多，其商业网点数也多，布局也较合理，满足广大农村地区人们的购物需求[10]。

至于餐饮业网点，以蚌埠市为例，市区为5 356个，县为1 390个，县以下也有2 540个，占比全市的27.35%。阜阳市网点，市区6 001个，县8 026个，县以下15 694个，占比全市的52.80%[7]375-379。淮河流域河南的各地市的餐饮网点建设虽不如淮河流域皖北的阜阳市、蚌埠市等，但都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如驻马店地区1997年餐饮业网点虽仅80个，市区网点11个，余下69个皆在县及县以下，布局趋向合理的走向十分明显[11]。

(二)城乡集贸市场的繁荣

为解决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滞后、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状况，改革开放后，淮河流域省份及其各地市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畅通流通渠道，活跃城乡市场。尤其是2000年代积极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乡统筹发展、“万村千乡工程”“双百市场工程”和“村村通公路工程”、电网改造等多项措施，加快了工业品进入农村市场的步伐。同时，中央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也有力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城乡集贸市场也因此繁荣起来，市场个数和交易额逐年增长，贸易商品种类或名目也逐年多样化。

至于集贸市场的个数和成交额，至1980年代中期，淮河流域城市的集贸市场个数少、成交额都远远低于农村。农村是改革开放的先驱之地，得改革风气之先，即便在“文革”时期，农村的集贸市场仍在定期小规模、偷偷地运作着。而城市居民多属单位人，单位提供单位人的居住、食品等工作和生活条件，单位内部多有自己的食堂供职工就餐。同时，当时的农村人口多、城市人口少，前者数量远远大于后者，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另外，乡村地域广袤，人口居住分散的特点也造成其集贸市场数目较多。然而，就城市与乡村逐年平均每个集贸市场的成交额比较来说，平均每年每个城市集贸市场的交易额又明显大于乡村。如1980年，河南省平均每个城市集贸市场的成交额为0.014 79亿元，乡村平均为0.006 26亿元，前者是后者2.36倍。1983年，河南省平均每个城市集贸市场的成交额为0.017 36亿元，乡村为0.007 72亿元，前者是后者的2.25倍。再如1985年，河南省平均每个城市集贸市场的交易额为0.017 49亿元，乡村为0.010 01亿元，前者是后者的1.75倍[12]23。

从若干年份淮河流域各地市的数据看，1987年、1995年、2000年和2003年，淮河流域各地市城乡集贸市场个数和交易额在急剧的变动之中，市场个数多，如1995年临沂市多达932个，但各地市集贸市场个数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如1995年平顶山市市场个数为265个，2000年为255个，2003年只有139个；驻马店地区(市)1995年有421个，2000年为412个，2003年降为387个。当然也并非完全如此变动，如漯河市1995年有138个，2000年增至183个，但2003年又降到134个。无论怎么变动，城乡集贸市场的交易额却在显著增长。如1987年枣庄市的成交额3.06亿元，1995年则为45.24亿元；菏泽地区1987年为4.19亿元，1995年则为23.28亿元；临沂地区(市)则由1987年的12.45亿元猛增至1995年的185.70亿元[13-14]。商丘地区(市)1995年的成交额24.65亿元，至2000年则为91.09亿元[15-17]。受当时政治风向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其中也有波动的情况。

1990年代，淮河流域年交易额亿元以上的集贸市场也纷纷出现，如1995年枣庄市和济宁市各有7个，日照市有5个，临沂市有13个，菏泽地区有1个[14]466。

20世纪以来，淮河流域城乡集贸市场的个数和交易额虽也是农村大于城市，但城市与乡村每个市场的平均交易额差异悬殊，与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迥异，反映了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社会财富在向城市的快速集中。

(三)主体体量增大且向买方市场转化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和影响，生产力发展受到束缚，市场供应贫乏，从粮、棉、油、糖、肉、禽、蛋、菜、鱼到各种烟、酒；从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到各种化工日用品，都曾不同程度地按人或按户凭票、券、证、本和条子购买，当时人们戏称商业部门是商品分配部门而非流通产业。

1979年开始，淮河流域经济体制的变革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经济建设逐步恢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的工农业生产与消费协调关系逐渐形成，同时国家积极扩大进出口规模，利用国际市场平衡国内市场供求，有效供给能力得以增强，消费品供给结构水平加快提升。1990年代后期，淮河流域各省份及淮河流域各地市商品市场在全面告别匮乏和供应短缺后，即由卖方市场开始向买方市场转化，一般性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普遍供不应求的状况基本结束。买方市场格局的形成不仅结束了国内消费品物价长期大幅震荡的局面，而且市场应对经济发展复杂局面的能力大大增强。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际重要商品物价出现大幅波动，淮河流域各地市商品市场供给能力在复杂动荡中闯过难关。该年上半年淮河流域商品市场猪肉、成品油等个别商品供应偏紧，其他社会商品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巨大的商品供给能力为淮河流域人民的消费和市场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9]113。

进入新世纪，淮河流域各地市的商品交易市场出现了年亿元交易额，亿元交易额市场不断增多。2005年淮河流域山东和淮河流域安徽10地市的亿元市场个数、营业面积、摊位数、成交额等情况可观，临沂市的亿元市场数有36个之多，摊位数19 981个，成交额达到400亿元，平均每个市场交易额为11.12亿元，平均每个摊位交易额也有200余万元。至2009年，10地市的亿元市场个数不同程度的增加，如济宁市由16个增至22个，枣庄市由18个增至22个，阜阳市由16个增至20个，菏泽市由6个速增至43个，临沂市上升至56个；成交额相应增量，如临沂市达到629.29亿元，平均每个市场交易额为11.24亿元，日照市每个市场交易额则为16.53亿元，亳州市虽亿元市场仅有2个，但每个市场交易额高达47.31亿元(见表1)。

表1 淮河流域若干地市亿元以上交易市场情况

资料来源：《山东经济年鉴》[18-19]，《安徽经济年鉴》[20-21]。

虽然河南、江苏的淮河流域各地市缺乏相关具体数据，但从其全省的情况也能窥其一斑。如江苏全省2005年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452个，摊位数254 852个，营业面积1 708.90万平方米，交易业主从业人员584 832人，商品成交额4 808.46亿元[22]。江苏1/2以上的国土面积位于淮河流域，其淮河流域各地市的亿元商品市场交易体量可大体推测是大大超越同期豫、皖的淮域各地市。

三、消费需求增长动力逐渐强劲

1949—1978年，淮河流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始终处于低迷状态，增幅极为缓慢，加之其间人口也在快速增长，其增长率部分被人口的增长所消耗，故其增不彰。这与当时频繁政治运动的干扰、日趋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落后的生产方式、低下的商品供应能力、民众购买力的普遍贫弱等因素直接相关。

改革开放后的30年，淮河流域的豫、皖、苏三省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快速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江苏省，2008年的数据值几近10 000亿元，是1978年的90.73倍。这些变化，显示了改革开放因工作重心转移、相关政策宽松、具体措施对路、经济主体多元化、激励机制有效等宏观、微观改革政策措施落实而展现出的经济成效。

1949—1978年，丰县、沛县、铜山、邳州、海安、睢宁、射阳、宝应、高邮、兴化等苏北28县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值也极低，长期徘徊在几百万元的幅度，1978年只有宝应、铜山、东台、高邮、兴化、沭阳六县市勉强过1亿元。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过亿元的县市达到14个，1985年没过亿元的只有响水、洪泽2县市，兴化达到了4.48亿元，2000年除5县市在10亿元以下，其余23县市普遍在十几亿元，大丰达到33.93亿元。进入21世纪，28县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中趋升，特别是后期增长较为显著，2008年28县市的平均数近52亿元，其中大丰竟高达110.79亿元，为28县市中最大[23]。

根据相关政府统计年鉴记载，1980年代淮河流域主要零售消费品有8个大类，食品类有12种，衣着类有13种，日用品类有10种，房屋和建筑材料类有4种，燃料类有2种。并且这些商品的贸易量大，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但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出现波动现象，这与80年代末出现的全国大范围的抢购风联系密切。

1989年，淮河流域各地市商业市场(全国也是如此)由“过热”转为“疲软”。1989年，蚌埠市、淮南市、淮北市、阜阳地区和宿县地区的贸易粮、食用植物油、卷烟、酒、棉布、食糖、呢绒、汗衫背心、各种服装、毛线、皮鞋、自行车、手表、录音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等商品零售量均较1988年大幅下降，甚至在1990年、1991年这些商品的交易量也起色不大。

经过治理整顿，市场“过热”降温。与往年相比，市场商品销售由“过热”趋向“疲软”，吃、穿、用、烧类多数商品销售下降，吃、穿、用、烧各大类虽呈增长，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呈幅度不同的下降。大件耐用商品零售量明显转疲，黑白电视机、录音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自行车、缝纫机等商品也有程度不同的下降。其原因主要有：其一，贯彻治理整顿，需求受到较大遏制，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势头明显减弱。其二，物价涨幅逐月回落，市场秩序明显好转，居民消费心理稳定。其三，购买力分流。随着消费热的降温，商品购买力开始由以往单一投向零售市场转向多渠道分流。主要表现在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社会集资入股和购买公债等方面[2]451-452。

至1993年，除零售业外，商品批发业则大力发展起来，表明淮河流域社会对多种商品的需求再次迅速增长，批发零售贸易业(国内贸易)囊括商品更为丰富庞杂，以满足各行业的大规模发展和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各种需求。

尤其是淮河流域苏北五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00年进入新世纪以后增长快速，发展势头十分强劲(见表2)。如淮北市2000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9.95亿元，2009年则升至105.93亿元；阜阳市2000年为102.20亿元，2009年增至282.16亿元；临沂市2000年为174.48亿元，而2009年则骤升为924.12亿元。

表2 1980—2009年淮河流域各地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资料来源：《安徽经济年鉴》[24-26]，《江苏经济年鉴》[27-30]，《河南经济年鉴》[12]224[31]，《山东经济年鉴》[32-36]。

从淮河流域各地市具体资料来看。1978年以后，特别是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的颁布，极大地促进了淮河流域第三产业的发展壮大。例如，2008年郑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 206.3亿元，比1949年增长2 598倍，年均增长14.3%；住宿餐饮业迅速崛起，居民服务业有了长足进步；金融市场体系初步建成，金融产品逐渐丰富[37]。漯河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57.1亿元，是1985年的34.9倍，1986至2008年间年均增长16.7%[38]。

1978年，商丘市第三产业主要经济成份只有商业和交通运输业，2008年第三产业中贸易业发展尤为迅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55亿元，比1952年增长410.3倍，比1978年增长61.6倍，年均增长14.8%。商品市场活跃，市场建设不断向多元化和专业化发展，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别的商品交易市场体系，建成了钢材市场、310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光彩大市场、商品大世界、中意建材市场等一大批专业市场。到2008年，该市商品交易市场(不含农村集贸市场)有60多个，年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有15个，其中310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年交易额超百亿元，是全国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超级市场从零点起步到明显扩张，只有三四年的简短历程，科迪超市、商客隆超市、安奇量贩、凯利量贩、华联超市、京港超市、阳光便利店、乐易超市相继建成，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贸易市场一派繁荣[39]。

改革开放之后，信阳地区商业流通体制改革日益深化，各种经营业态不断涌现，流通网络构建加快推进，先后建成了信阳申泰批发市场、信阳贸易大世界、信阳建材港、信阳汽配城等一批贸易市场，涌现了以西亚、百佳为代表的一批贸易连锁企业，吸引了千盛百货、银珠百货等相继登陆信阳市场，全市消费市场呈现出交易活跃、购销两旺的繁荣景象。2008年，该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12.42亿元，分别是1949年的804倍，1978年的63倍。其中，城市零售额90.99亿元，县及县以下零售额221.44亿元，分别是1978年的107.6倍和53.7倍[40]。

21世纪初年，淮河流域各地市限额以上批零贸易企业的年销售额总体呈上升趋势(见表3，不考虑货币币值因素)，尤其是2006年与2008年比较，各地市呈现跳跃性的增长，如周口市的批零贸易企业商品销售值增长了2.44倍，平顶山市则增长了3.31倍。而2006年至2008年人民币通胀率为近7.5%。这样算来，即便考虑物价上升因素，淮河流域的各类商品流通量和消费势头较大，市场经济较为活跃。

表3 2000年代淮河流域若干地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企业商品销售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安徽经济年鉴》[41-44]，《河南经济年鉴》[45-48]，《山东经济年鉴》[49-52]。

四、消费结构升级不断加快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生产发展水平低、经济基础薄弱，淮河流域居民消费主要集中在吃饱穿暖上，对大部分居民来讲家庭出行能有自行车、精神享受能够有台收音机即已知足。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消费品供需结构水平大幅提升，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呈现出阶梯式递进发展趋势。

纵观新中国成立60年的历程，淮河流域居民消费结构大致经历四次升级：第一次是1949—1980年代初，以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老三件”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第二次是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以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新三件”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第三次从1990年代中后期转向以摩托车、电话、空调器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第四次是从21世纪初开始的以汽车、住房、通讯为主导的消费升级，同时文化教育、休闲旅游、服务消费大幅度增长。截至2008年底，河南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4.15辆，移动电话156.15部，家用电脑46.64台，空调器102.96台，分别是2000年的4.0倍、12.8倍、8.2倍和3.0倍；电冰箱87.02台，彩色电视机12 031台，分别比2000年增长21.2%和11.4%。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100.05台，移动电话114.14部，电冰箱27.07台，空调器11.36台，摄像机0.64台，家用电脑2～7台，分别是2000年的1.6倍、81.7倍、2.9倍、11.4倍、11.8倍和37.4倍[9]113。

以徐州市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徐州市的消费结构升级是拉动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需求结构日趋多样化，消费结构从80年代初期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老三件”到80年代中期以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新三件”，再从20世纪末开始到21世纪初的汽车、住房、通讯为主导的消费升级，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2007年，电话、手机等已成为徐州每个家庭的必需品，其他普及较高的主要有空调、热水器、家用电脑、电动车、摩托车等，其中每百户家庭拥有私家车4.29辆。

表4 徐州市城镇家庭平均每百户年末耐用品拥有量

资料来源：《数字看徐州30年巨变》[53]。

从表4可见，徐州市在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代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居民对技术含量高、彰显个性的商品备加青睐，空调、彩电、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持续增加，家用电脑、移动电话、家用轿车等呈现时代特征的消费品持续热销，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一般性吃、穿、用商品销售比重逐年下降，文化、通讯、娱乐、保健等精神享受方面的商品销售比重逐年上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移。

总之，改革开放后淮河流域的商业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各种所有制呈现多元发展局面，商业活动逐渐呈现出计划经济时代所没有的巨大活力和生机。市场主体规模速扩，体系趋于完善，如商业网点的广泛布局，城乡集贸市场的繁荣，市场主体的体量增大，且向买方市场转化。消费需求增长动力逐渐强劲，市场建设不断向多元化和专业化发展，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别的商品交易市场体系。消费结构升级不断加快，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消费品供需结构水平大幅提升，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呈现出阶梯式递进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