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绍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参加过许多国内设计竞赛的评选，但在1996年11月参加的“香港回归中国纪念碑”国际设计竞赛，是我第一次以评审委员的身份参加。在那次评选活动中，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主办方的同仁们以及绝大多数竞赛参加者的爱国情怀也使我感受颇深。

这场设计竞赛是由香港建筑师学会发起并组织的。香港建筑师学会是一个非政府性学术团体，此次设计竞赛面向全世界，欧美国家的建筑师参加者较少，但有很多亚洲国家的建筑师参与，其中，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筑系学生、中国内地的建筑系学生占大多数。

这场国际设计竞赛的参赛报名文件在1996年2月底向国际建筑界（包括建筑院校）公开发布，我在2月初收到了组委会发出的相关文件以及邀请函，询问我能否作为评委参加此次活动，并希望我能尽快回复，以便他们及时公布竞赛文件。我还记得文件中关于举办此项竞赛活动的宗旨和目标的大致内容：“为了纪念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这一划时代的事件，拟征集纪念碑概念设计方案，建造地点由设计者自定，……纪念碑（物）应体现出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的意义和精神，并应能唤起国际上对香港1997年回归的认识……”

这份文件写得很好，我觉得香港建筑师学会的同仁们在香港回归中国一年半之前向全世界建筑界发布这样的文件，充分说明了他们对回归祖国的期盼和拥护，以及他们对“一国两制”意义的准确认识。那时候港英当局特别是那位英国的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先生正在不断地做一些节外生枝的小动作来干扰和拖延香港回归中国的进程，在那种形势下，香港建筑师学会的同仁们发布这样的文告，确实令人尊敬。

文告中说纪念碑的地点由设计人自选，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要知道，在香港这个地方，盖任何重要的公共建筑（包括纪念性建筑），其建造地点都必须要经过当时港英当局属下的市政规划管理部门核准，这次建筑师学会决定要建造一个纪念碑，而且是纪念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港英当局当然不可能批准或有任何协商态度。“既然这样，干脆咱们就绕开你，自己选地点，反正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要建这个纪念碑，也必然是在香港回归之后的事，你管不着了……”这段话是我自己猜想的，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香港建筑师学会同仁们的想法。有意思的是，后来参选的方案中就有把纪念碑放在香港总督府门前广场上的。

设计竞赛的文件中也公布了评审委员的名单，一共五个人，除我之外，香港地区两人，马来西亚一人，日本一人。香港地区的评委是香港大学建筑系主任黎锦超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主任李灿辉教授，马来西亚的评委是杨经文博士，日本的评委是槙文彦教授。看到这份评委名单，我很高兴，因为黎教授和李教授我以前都见过，是老熟人，杨经文先生当时在国际建筑界相当有名，是绿色生态建筑的专家，日本的槙文彦教授更是国际建筑界有名的人物，也是丹下健三先生的大弟子。我觉得香港建筑师学会在选择评委这件事上做得很恰当。很快我就回信给香港建筑师学会，同意担任评委并将准时到会。

这次评选是在1996年11月进行的，参加竞赛的方案有一百三十个左右，经过几轮淘汰最后只剩下三个方案，由评委们投票选出第一名及第二名，剩下的那个方案便是第三名。

第一名的方案最终被揭晓，是一名日本建筑师做的。很有意思，所有方案都匿名，我们评选时也不知道每个方案设计者的名字，完全根据自己的独立判断进行投票，五名评委“所见略同”，最后都把票投给了这个方案。可见第一名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

这个纪念碑造型简洁、体型挺拔有力，最有意义的是，碑身由两根高耸的矩形断面柱子组成，两个长方柱体紧挨着，碑身下部和上部紧紧组合在一起，但其中一个柱体在中间部分向外扭了一下，然后又向旁边的柱体靠拢，合成一个整体。从建筑师的眼光看来，这个纪念碑的造型是完整的，挺拔的，在严谨中有变化，而且巧妙地表明了这个造型所包含的意义和象征，两个柱体本来紧密组合在一起，但在中段位置，一个柱体却向外扭了一下，然后又弯回来向另一个柱体靠拢，合为一体。这不正好反映了香港的历史吗？香港本来是属于中国的，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硬生生被帝国主义掠夺，离开母体成为殖民地，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终于又回归祖国。香港和祖国再也不会分开！许多人也都说这个方案不错，令我欣慰的是，我们五位评委意见也高度一致。虽然设计师是一位日本建筑师，但他能如此深刻地理解香港回归中国这一历史事件以及“一国两制”的重要意义，并能以抽象的艺术化手法将其表现出来，确实证明了他本人的高超的设计水平以及他对现代中国的正确认识。这个方案获得这次设计竞赛的第一名，可谓实至名归。

还有一件事令我很高兴，在这次评选活动的过程中，我和黎、李两位教授得以重逢叙旧，同时我又认识了两位新的同行朋友。

槙文彦教授的名字我并不陌生，好多年前我们在了解日本现代建筑的过程中就已知道他的业绩了。槙文彦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绅士风度：瘦高个儿，戴一副金丝眼镜，一头白发，走路时两眼直视前方，目不斜视，也很少说话，但实际上他为人很和气友善，彬彬有礼。初次见面握手寒暄时，他对我说：“我知道您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认识您很高兴，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去清华拜访您……”我也高兴地答道：“认识您我也很高兴，您的大名我可是早就知道了，只是今天才第一次见面。期待您能来清华访问……”随后我告诉他，下个月我要随一个高教代表团去日本访问，还要和丹下健三先生见面商谈他访问清华的事，随后我说：“我知道您是丹下健三先生最得意的弟子，您现在的名气也不亚于老师啊！”他一听就笑了，并立即说：“不，不，那是不可能的。丹下先生是我们日本建筑界的一面旗帜，我们都是在他的指引下成长起来的……”槙文彦在和杨经文以及李灿辉见面时，也都像老朋友那样打招呼，还拍拍对方肩膀，却并没有寒暄问候的对话，看起来他们早就认识了。

但槙文彦在谈正事时却严肃得很，他是这次评委会的主席，我们五个坐在一起开会讨论评选办法时，他以主席身份宣布本次评选办法。他说这次挂在墙上的方案图太多，一共一百多个参赛方案，只能采用淘汰法，各位评委按自己的独立判断投票，第一轮淘汰三分之二左右，第二轮再淘汰三分之二，剩下十几个方案后，第三轮再通过一次投票留下三个方案，最后投票决定这三个方案的名次。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没有不同意见，他接着又宣布了“不能相互议论”的规则，他说：“各位在观看方案时，互相不要讨论交谈，各看各的，每一轮结果出来后，也不要对这些具有进入下一轮评选资格的方案进行讨论，直到留下最后三个方案。在投票决定三个方案的名次之前，我们依然不能讨论……”这使我感到很新鲜，同时也觉得是否太严肃了。在国内评选方案时，评委们在听完各个方案的多媒体介绍后，通常还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最后再进行投票，即便没有多媒体介绍，评委们在观看挂在墙上的方案图时，也可以对着图互相讨论，但槙文彦的办法是从头到尾只能自己看图，最后选出三个入围方案后依然不讨论。这确实是最彻底的“秘密投票”了。我们定出第一、二、三名后，槙文彦终于宣布：“评选已完毕，现在到了写本次评选报告的时候了，请大家对前三名的方案谈谈自己的看法。”这次评选，一天内从一百多个方案中选出三个，干净利落，没有拖泥带水，也没有因为不同意见进行讨论而拖延时间，效率确实很高。另外我也明白了槙文彦这个办法的公正性，他考虑到，评选过程中如果有评委对某个方案发表意见，其他人又产生不同意见，大家相互讨论后就会相互影响，这不太合适。难道投票前非得统一意见吗？而且这次是国际设计竞赛评选，所以办法要严格些，槙文彦先生在这种事情上确实是一丝不苟，严格公正。

第二天晚上，主办方请大家到香港本岛南面海中一个离岛餐厅去吃晚餐，槙文彦又仿佛换了一个人，他谈笑风生，对我说香港的海鲜咸味太重，没有日本北海道的海鲜好吃，北海道的“蜘蛛蟹”特别大，两条腿拉直可以长达一米，我当时以为他在吹牛，但后来去了北海道，才知道他所言不假。

杨经文博士是一个有趣的，同时又很随和的人，和槙文彦不太一样。他爱开玩笑，说话比较随意，一见面就能成为朋友。那次评选会后我邀请他来清华访问，他痛快地答应，而且在第二年春天就来了。那时候我正在设计一座“设计中心楼”，这也是我院的工作场所和办公大楼，因为是我院自筹资金建楼，又是自己的工作场所，所以我们设计团队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要将其打造成一栋绿色、生态、节能的办公楼，而且要省钱。杨经文在绿色生态建筑方面有很多成功的实践，所以这次来清华访问，我请他对我们的设计方案提了些建议。看完我们的设计方案后，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建议：将方案中的“中庭”（atrium）放到建筑南部，改为“边庭”，这样做有利于自然通风、可调节室内温度，也有利于节能。我说：“你这个建议很好，我接受，我们会修改一下设计的。”他摊开手掌笑着说“ Two Thousand Dollars.”我也笑说：“你要价不低啊！”两个人大笑起来，气氛轻松愉悦。我们吸取了他的建议，虽然并不是完全按照他说的位置设计“边庭”，但他的想法确实很好。而且请他提意见，他就实实在在地提意见，是一个很实在的建筑师。在那以后的几年中，我在某些评图会上又见过他，两人也因此变成了朋友。90年代初去香港时，我已经认识了黎锦超教授和李灿辉教授。黎先生是香港资深的建筑教育家，1992年我们去香港大学建筑系访问时他就是建筑系主任了。黎先生长期从事建筑教育工作，在香港很有声望，也有很多学术研究成果和著作。那次评选会之前，香港大学建筑系按照黎先生的意思发了邀请函给我，所以活动结束之后，我应邀到香港大学建筑系做了一次学术报告，讲的主要是国内建筑院校师生参加设计实践的情况以及当代的中国建筑设计。港大建筑系学生们听了之后，都很羡慕内地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能有机会参加实际工程项目的设计工作。第二年，黎先生也应我邀请，来到清华建筑学院访问，也给学生们做了一次学术报告。黎先生对清华校园赞不绝口，我安排他和夫人住在校园内的“近春园”，他特别高兴，早上还和夫人逛了荒岛。他对我说，清华园有这么好的条件，这是港大没法比的，港大校园内地形高高低低，地方又小，没办法搞成公园一样，能住在清华园内真是享福啊。

李灿辉教授也是清华建筑系不少教授的朋友，他前前后后来过清华好几次。2014年，他还带美国MIT建筑学院的一组学生来北京调研，那次我在中关村一家餐厅请他吃饭。当时他鬓发全白，但精神依然很好，他是闲不住的人，每天总有事忙着。他还特别重朋友情谊，1992年以后，我去过香港三次，除了香港回归中国纪念碑国际竞赛评选活动以外，另两次去香港，他都请我去马会俱乐部吃饭，我才知道他和香港马会的人也很熟。杨经文在英国上学，生活和工作在马来西亚，英语讲得自然好，李教授和黎教授平时也讲英语，黎教授有时还能和我讲几句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李教授和我在一起时只讲英语，但我的英语水平有限，和他交谈时感到很吃力，我曾问过他能不能讲普通话，他笑着说：“我能听懂，但不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