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

夏文化使得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氏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和确立了早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等级制度），在原始文化向奴隶制文化的过渡中，逐步形成了早期的文化史。纯文字（甲骨文）首先使用在具有浓厚宗教祭祀性质的巫史文化中，这是因为刻写在龟甲、兽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殷商文字，是经过专业文化人——“巫史”加工整理过的古汉字。

甲骨文主要出土于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殷墟遗址。这是中华上古四大集群——东夷、西戎、南苗、北狄四方文化在中原汇合的结果。从先后出土的十六万片甲骨来看，甲骨文是殷商后期，即从殷王盘庚迁殷直到殷亡的二百七十三年间，殷王室占卜记事的文字。由于殷人们相信在天上有个“上帝”，能主宰人间的一切，死去的祖先也在经常地干预着活人的行动，自然界中的山川河岳都有能降祸福于人世的神灵，因此商王几乎每天都对天帝鬼神进行祭祀，凡事都要通过占卜来祈求风调雨顺，祷告国运久长，而甲骨占卜就是沟通人神的工具。甲骨卜辞反映的内容相当广泛，从商王朝的世系到众、羌、奚、妾的奴隶名称，从天文历法到生育死亡的记载，从气象变化到医药疾病名目，从田猎农业到方国地理，等等，仿佛是一个“积累”和“保藏”起来的巨大“地下图书馆”。我们固然可以把甲骨卜辞看作是商朝奴隶主贵族“尊天事鬼”“迷信无知”的第一手档案，但是如果不能挖掘和复现他们的精神思想，看不到从天文到人事的整个文化领域，显然无法感受其深层的思绪。已知的近五千个甲骨文单字，现在被认识和破译的不到一半，大约在两千字左右。

我认为，殷商甲骨文内容反映的实质是殷人黑暗对光明、人间对帝神、死亡对生命的热切追求，是一组组饱含着殷人当时认识自然的深情和哲理的爱歌。殷王自称为神的后裔和代理人，但他却以蕴含着人神的形象来祈求福祐，进行统治，甚至在祀典时对天帝、自然神和祖先不加分别，人的情思和形象统一在了鬼神的宗教结构中，交响着“祭祀神”和“恋爱人的双重母题，这种二重性的形象结构是中国早期“天人合一”哲学中最耐人寻味的成分。正因为“人”“神”交叉，所以以占卜为职业的贞人和记载事件的史官在占卦问事时，既能代替天帝鬼神说话，又能掌握刀笔刻划甲骨卜辞，而刻出的甲骨文，倾注了早期文化人极大的艺术才华和心血，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特别是殷墟甲骨文已发展到缀字成句，联句成篇，在文字系统化方面迈出了坚实而至关重要的一步，使汉字结构体系初具规模，并呈现出了字的形体美。

一般来说，最确实可信的甲骨文产生后，“书法”当然也随之产生，但是，当时书法的意义仅在书写文字，还没有具备笔法、结字、章法这些基本要素，其本身也没有其他更多的功用和意义。随着文字的日益增多，文字实用功能的扩大，文字的概念内涵逐渐单一化、固定化，单字中包含的原始神秘意义日渐退化消失，文字便成为单纯的符号，书写文字渐渐成了_一种艺术创作。就甲骨文在汉字发展史上来说，它是业已形成的一种体系独特的古文字，具有汉字点画结构的均衡、对称、稳定等带有规律性的特点，这就使得以象形字为本原的甲骨文结构，由原来的对客观事物的抽象模拟，渐渐形成含有艺术造型因素的形体，从而为文字书写得以升华为书法艺术奠定了形式上的基础。

甲骨文作为书法艺术的萌芽，当然需要其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这就是除刻字的青铜刀外，还要有写起字来能圆能方，能粗能细，能曲能直，铺毫抽锋，极富弹性的兽毛笔。众所周知，刀的发明和使用远比书写工具早，“刻”的历史比“写”的历史悠久得多。在文字发明之前的远古时期，处于蒙昧阶段的人类就能使用尖棱石器镌刻拙朴的图案和记号。长期使用刻刀的人，除了能准确地完成所需要的图形和文字外，还能传达出各种感性的律动，并以此感染观者，使之体会到线条的洒脱挺劲，流畅自然，或是线条的生涩浑朴，顿挫起伏，给人以图像或文字的美感。然而，利用富有弹性的毛笔，更能写出点如崩石，顿如山安，导如泉注等粗细顿挫变化的笔划，引起人们的精神联想。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刻的，也有极少数是用墨或漆写的，还有刻好以后再填以朱砂的。甲骨文有“聿”字，即后来的“笔”字。这说明殷人已认识到毛笔具有圆润爽利的特性，成为书写者传达情性、抒发美感的得力工具，从而取得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字书写的独立性质和自己文化的发展道路。

图1 甲骨刻辞

甲骨文的书法表现是与其时代文化紧密相连的，前后期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前期（见图1）从盘庚到武丁的一百多年间，正是商朝迁殷后，“行汤之政”，四方用兵，进一步扩大商朝统治区域和影响力的时期，西征舌方，北征鬼方，南下荆楚，东征虎方，达到了商王朝的极盛时期，这种战争和征服对各集群间文化交流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从而使得殷商在汲取、接受南北文化中形成以先进的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泱泱大国。反映在殷商甲骨文上，全篇章法大小错落，随意不拘，刻划和书写技术都非常果断、自然，表现出古拙朴实而又浪漫的意境；文字则起笔横竖粗圆，自然藏锋，住笔尖细如针，转折圆润；加之一字有多种异形，从整体上更觉得疏朗不一，朴劲宽博，推崇尚质之风。后期（见图2）从武丁之子祖庚直到殷末帝辛（纣王）年间，这是商朝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的时期，“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诗经·大雅·荡》），从祖甲起的几代商王，“惟耽乐之从”（《尚书·无逸》）。武王伐纣时，商朝的前线士兵倒戈，纣也身死国亡。反映在甲骨文上，是其结构虽然趋向分段方正，排行匀齐，但谨密严整似乎束缚着粗放浪漫的成分，其文字虽端正严整，注意字的修饰和美化，可有些笔道纤弱无力，丧失了甲骨文原有的那种活跃、灵动、朴实、浪漫的文化精髓和血液。这种处在萌芽时期的甲骨书法艺术所表现出的阳刚与阴柔、雄奇与妩媚的不同风格，正是殷商文化变化的象征。

图2 宰丰骨匕刻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