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

卫国的开国国君康叔，是周文王的第九子，周武王、周公旦之胞弟。当年周公平定武庚（商纣王之子）和三监之叛后，特地把康叔分封于此，以拱卫王室。卫国盛时的地盘，以商朝的都城朝歌（今河南鹤壁淇滨区）为中心，包括河南省鹤壁市、安阳市、濮阳市，河北省邯郸市和邢台市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省聊城市西部、菏泽市北部地区。卫嗣君（？—前293）是卫国的第四十一任国君。公元前335年，卫嗣君即位的时候，卫国已经衰落了。

一、孔子钟情于卫国

春秋早期，以好鹤而闻名的卫懿公（前668—前660年在位），荒淫误国，被入侵的狄人所杀，导致国家覆亡。《史记》中说“懿公即位，好鹤，淫乐奢侈”，指的就是这件事。后来，五千难民在齐桓公的救援下，才重新复国。从此，卫国元气大伤。即便如此，卫国依然是孔子最钟意的国家，孔子周游列国14年，有10年是在卫国度过的，包括子路在内的许多学生，都来自卫国。

春秋末年，卫国父子相争，内乱频仍，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是，卫灵公似乎有所作为。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回答说：“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

孔子离开鲁国后，总想在卫国谋一职位，他曾感叹地说，如果卫国任用自己，一年就有起色，三年可以大成。但是，卫灵公终究没有用孔子，即使孔子走了灵公夫人南子的门路，也未得用。故而孔子说“卫灵公无道”。

二、子思的忠告

战国初年，孔子的嫡孙孔假（前483—前402），即子思，也在卫国生活过多年。当时，卫国国政日非，子思曾就治国理政问题，多次对卫侯提出忠告。

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子思首先谈到用人问题。他向卫侯推荐苟变担任统帅。他说：苟变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其才能足堪率领战车500乘。春秋战国时，战车一乘，最多可以带兵70余人。能够指挥500辆战车、数万大军的，必然是大将。然而卫侯却说，苟变诚然有军事才能，但是他曾经在征收赋税的时候，白吃了人家两颗鸡蛋，因为品行有瑕疵，所以废而不用。子思对此大不以为然，说道：领导者用人，犹如巧匠处理手中的木材一样。用其所长，弃其所短。粗大的杞梓之树，几个人都无法环抱，哪个巧匠会因为树干上有几尺烂木，就废弃不用呢？如今我们处在战国乱世，选拔带兵打仗的勇敢之士，怎能因为两颗鸡蛋的事就弃置优秀的将领而不用呢？

子思的话说出了两点道理。第一，选拔人才要取其长，容其短。第二，现在是非常时期，大争之世，急需人才，因此更应该有包容心。苟变虽然曾吃了民家两个鸡蛋，但毕竟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应该用其所长。特别是在非常时期，应该用“最大公约数”来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

卫侯说“谨受教矣！”子思是社会名人，考虑其社会影响，卫侯表面接受了他的意见。但是，卫国的君臣关系却不是这么回事，“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卫侯决策错误，可是群臣却异口同声地附和称赞。子思失望地说：“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子思认为领导者在决策时自以为是，就听不到、也听不进大家的意见。即使领导者的意见正确，也应该集思广益，何况决策失误呢？群臣竟然苟同取媚，任由错误发展。领导者不问是非，就喜欢别人顺着自己说话，这是多么昏暗！臣下不管对错，只是阿谀取悦，这是多么谄媚！主上昏暗，臣下谄媚，却高居百姓之上，民众能拥护么？长此下去，国家能不覆亡么？总之，君臣之间要敢于讲真话。领导者文过饰非，部下噤若寒蝉，只知道揣摩上意、溜须拍马，非亡国不可。

子思明确地告诫卫侯说：国君有错误，却自以为是，卿大夫不敢指出来；卿大夫有错误，却自以为是，庶众不敢指出来。这就失去了纠错机制。上面感觉良好，自以为贤；下面的人随声附和，一片赞扬声。岂不是自欺欺人？给领导者戴高帽子的人，就能得到好处；给领导者提意见的人，就有祸害。这样下去，正确的决策从何而来！子思的忠告，对于今人仍有警示意义。

三、用一座都城换一个逃犯

卫嗣君执政的时候，卫国已经很虚弱了。在他继位前三十多年，卫国就从公国自贬一等为侯国；卫嗣君执政五年后，又改称君了。卫国只有濮阳一块地盘，实际上是魏国的附庸。

卫嗣君很想有所作为。《资治通鉴》卷二记载了卫嗣君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抓捕一个逃犯。事情是这样的。卫国的一个受刑罚较轻的罪犯逃跑了。这个犯人颇懂医术，逃到魏国为王后治病，竟然出了名声。这件事让卫嗣君很难堪。他派人向魏国提出交涉，要引渡这名逃犯，条件是补偿魏国五十金。魏王不答应，后来加码到百金，交涉了五次，也没有谈成。卫嗣君一咬牙，提出以左氏城（在今山东定陶东）换回逃犯。这让卫国的官员们很吃惊，值得拿一座城池去换回一个逃犯吗？卫嗣君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不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治理国家不放过小事，就不会有大乱子。如果国家的法制不行，该杀的不杀，即使有十个左氏城，又有什么用呢？法制建立，赏罚必行，即使失去十个左氏城，也不会有大害。魏王听说卫嗣君如此执着地要得到逃犯，就让人把逃犯送回了卫国，也没有让卫嗣君付出任何代价。

这个故事很对申韩法家的口味。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就在此处评论说，这是学习申韩之术者的说法。《韩非子》中确实比较早地提到过这个故事，司马光的记载其实就出自《韩非子》，司马迁的《史记》对此事反而没有记载。

《资治通鉴》卷四中还记载了几件关于卫嗣君的事。

比如，某位县令在整理被褥的时候，露出了破旧的床垫。这件事被卫嗣君知道了，就下令赏赐这位县令一床崭新的“席梦思”，县令大吃一惊。这究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还是为了奖励臣下的廉洁？那就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思考了。

又如，卫嗣君派人经过关市时，塞给管理人员一大把金钱，大约有偷税走私的嫌疑或者是带了违禁品出入。不几日，卫嗣君又派人告诉这位官员，说某日某人经过关市的时候给你送钱，你要赶紧退回这笔贿金。这位官员吓得浑身打颤。這到底是“钓鱼执法”，还是暗中监视？历史没有详细记载。

再如，卫嗣君喜爱宠妃泄姬，重用大臣如耳，可是又怕他们壅蔽自己。于是他刻意提高魏妃的地位，以防止泄姬骄恣；故意提升另一大臣薄疑的职位，以牵制如耳的权力。这究竟是为了兼听则明，还是搞互相平衡、互相制约的小把戏？也许两种用意都有。

四、对卫嗣君的盖棺论定

公元前293年，卫嗣君去世了。

临终前，有一个叫富术的人前来拜会卫国大臣殷顺且，对他说，您如果按照我教您的话去跟国君说，您一定可以得到重用。国君生前贪恋美色，宠信奸臣。朝臣们不敢揭他的短，一定不会谈论这些事情。您要勇敢地对国君说实话，告诉他：“您以前的所作所为很荒唐，您宠信的鲽错，把持国政，又有挈薄为虎作伥，这样下去，您的子孙将不能祭祀祖先了（意思是亡国）。”富术是看透了卫嗣君的：想当明君，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殷顺且来到卫嗣君的病榻前，说了上面这番话。卫嗣君听后十分震惊，颔首称善，当即把相印交到殷顺且手里，并恳切地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担任国相辅政。

卫嗣君死后，殷顺且按照先君遗命接任相位，辅佐太子公期继位，是为卫怀君，奸臣鲽错、挈薄家族全部被驱逐出境。

在历史上，卫嗣君不能算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他所做的这几件事也值得分析。

以都城换逃犯，更像是在作秀。如果它不是战国策士游说时信口拈来的案例（此事见于《战国策》），或者韩非为佐证自己的观点编造的故事（韩非经常这么做），那么，这种做法是相当不靠谱的。说是要加强法制，这没有错；要用典型事件来表明态度——国君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这也没有错。但是，治国理政，轻重缓急，关键在一个“时”字。卫国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春秋末期著名贤人吴国的延陵季子曾说：“卫多君子，未有患已。”其实，卫国不仅有许多像遽伯玉这样孔子赞赏的儒家眼中的君子，而且还有大批务实的干才，如李悝、商鞅、吴起、吕不韦，但他们都流落在他国，这才是卫国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你的疆域就剩下一个濮阳了，却要拿珍贵的左氏城去换一个逃犯，至于这样做吗？这不是作秀是什么？

对于卫嗣君搞的“钓鱼执法”之类的小把戏，司马光直截了当地说，“嗣君好察微隐”。古人的政治伦理中，“察察为明”是对君主很负面的评价。荀子评价卫嗣君是“聚敛计数之君也”（《荀子·王制》）。搜刮聚敛百姓的赋税，玩弄法术驾驭臣下，这就叫“聚敛、计数”，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荀子直接说，“聚敛者亡”。

因此，对于卫嗣君临终前的反省，我们只能说是为时已晚。殷顺且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太子公期即卫怀君，在位三十余年，几乎完全听命于强邻魏国。公元前252年，他前往魏国见魏君，魏人执而杀之，更立其弟卫元君。元君是魏国的女婿，只是傀儡而已，不待秦始皇的铁骑，卫国实际上已经灭亡了。

值得一提的是，卫氏家族有一个后人叫卫满，战国末期曾是燕国的将领，算是燕国人了。秦统一六国后，卫满逃到辽东地区；西汉初，又进入箕子后人建立的箕氏朝鲜，被朝鲜王箕准任命为博士，封在朝鲜西部地区。卫满家族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居然在刘邦去世那年取代箕氏朝鲜自立，建立了卫氏朝鲜，建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歷三世，最终被汉武帝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