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向军

中国历朝历代，其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和文化习俗，都是处于不断的变化改革中，大的变法改革就有子产变法、商鞅变法、王莽改制、永贞革新、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戊戌变法等，其经验教训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变法的时机

商鞅变法时秦国长期内乱，兵弱主卑、贫穷落后，渴望变法图强。这种情况的变法改革，在宏观上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对时机的把握，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改革的时机而论，最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时郑国子产的改革，它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在于子产能把握时机、创造改革环境。子产执政之初（前543），先对作为国家基石的田地制度进行整顿，改变土地不均的状况；待田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得到国民的拥护后，执政的第五年又进行军事制度的改革；待军制改革增强了国防力量后，执政的第七年再进行法制改革，“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了成文法，这在法制史和社会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变法的政治权力基础

自上而下地推行变法改革，政治权力基础至关重要。

战国时期有两次成功的变法，一次是魏文侯一李悝变法，魏文侯28岁即位，在位50年；另一次是秦孝公一商鞅变法，秦孝公20岁即位，在位25年。两位君主均年富力强，长期掌握大权，给予变法强有力的支持。

与这两次改革不同，缺乏政治权力基础，特别是缺乏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永贞革新、戊戌变法等改革的致命缺陷。永贞革新和戊戌变法有不少共同之处。第一，前者依靠的是一个在位只有几个月，还重病在身、口不能言的皇帝唐顺宗；后者依靠的是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第二，改革集团都是一群地位不高的新人，前者的核心人物王叔文是翰林学士，王侄是翰林待诏，柳宗元、刘禹锡是员外郎，有笔无剑，主持改革被讽为“秘书干政”；后者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是个无权觐见皇帝的工部主事，梁启超是个没有官职的举人，地位最高的谭嗣同也只是个四品的军机章京，负责起草谕旨文书而已。第三，反对势力过于强大，永贞时，宦官和藩镇已长期把持国家权力，盘根错节；戊戌时，朝廷的最高权力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掌管中枢机关和地方的实权官员大多是反对维新的守旧派。

在这种极为悬殊的力量对比下，保守势力一反扑，革新势力便顷刻瓦解：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宦官和藩镇迫使顺宗立敌视改革集团的李淳为太子，八月又迫使顺宗“禅位”给李淳（唐宪宗），改革集团人物俱被清算放逐；与此类似，戊戌年9月，慈禧太后得到维新派密谋逼宫的密报，立刻软禁光绪帝，再次垂帘听政，并下令捕杀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人被殺害。

永贞革新，王叔文集团掌权只有146天；戊戌变法自6月11日光绪帝颁“明定国是”诏书，到慈禧太后废止新政，仅维持了103天。

变法内容是否利国利民

子产改革，以“为田洫”为先行，厘清土地所有权，收回大贵族违法占有的土地进行再分配，承认新兴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征收税赋以增强国防等。这些举措一开始遭到国人的反对甚至仇视，扬言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三年之后，土地不均的情况得到改善，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国家也富强起来。国人转而拥护子产的改革，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改革军赋制度，让“野人”即被征服地区的人民与国人同样纳税服役；“铸刑鼎”将法律公之于众，改变“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秘密法；实行“学而后入政、择能而使之”的用人制度。这些改革起初也招致许多人反对，但由于它们确实利国利民，很快就得到了国人的拥护。

与之相反，以搜刮民财为目的的改革必然招致失败。在王莽改制的16年中（7—23），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每一次都是以小易大、以轻易重。如第一次，诏令在当时流通的五铢钱之外，增发三种货币：“大泉”“契刀”“错刀”。“大泉”重十二铢，值五十枚五铢钱，是20多倍的不等价交换，“契刀”值五百，“错刀”值五千，更是上百倍的不等价交换，用政治权力赤裸裸地掠夺人民的财产。王莽这些倒行逆施的“新政”，激起了各阶层的强烈反对，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起义。

变法的策略

成功实施改革的子产、魏文侯、李悝、张居正等，都有丰富的从政经验。

子产20岁率家兵平定郑国内乱后即参与国政，29岁为卿，40岁担任国卿（首相），深知使郑国由衰转兴的关键所在。郑国是夹在晋楚两强之间的弱国，子产采取“从晋和楚”的策略，争取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同时“为田洫”“为丘赋”，发展经济，增强国防；再顺次进行法制、军制、用人制度等改革，使郑国得以变强。

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成为首辅前已有二十五年的从政经历，先后掌管国子监、翰林院、吏部，有了一批军政人才。他成为首辅时，明神宗年幼，张居正首先争取到李太后和“内相”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的支持，因而得以主持和裁决军政大事十年，有了推行改革的政治权力基础和时问。他在财政上清丈田地，推行总括赋役的“一条鞭法”，使得国库充盈；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考核各级官吏，政体为之肃然。

与之相比，永贞和戊戌的改革集团，则都是缺乏政治历练，甚至没有从政经验的人。永贞革新集团的王叔文、王侄担心病入膏肓的顺宗不久于世，不顾积弊深重的政治现实，企图一日尽除宦官藩镇弄权的弊政，又不善妥协，终使改革如流星般坠落。

甲午战争后，朝野很多人都认识到旧法的不足和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呼吁变法。但戊戌维新集团急于求成，在变法的103天中，光绪帝共发出改革谕旨286件，其中八九月之交的17天内，竟下达了132件谕旨，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但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也几乎得不到执行。改革内容则要尽采西法，将传统的东西都视为落后而一概摈弃，大量裁减官吏，裁减绿营，令旗人自谋生计，废除科举……甚至要请外国人来华执政和变法。这不仅遭到守旧派的反对，甚至连许多支持变法的人士也不赞成，维新必然走向失败。

（选自《学习时报》2019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