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岳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政权更迭频繁，但思想界却并不显得暗淡，出现了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葛洪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代表作《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无论在中国道家思想史还是中国儒家思想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所要介绍的是《抱朴子外篇》。

思想家葛洪与《抱朴子外篇》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一般认为他生于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卒于东晋哀帝兴宁元年（363），终年八十一岁。

葛洪的远祖葛浦庐，曾经辅佐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官至骠骑大将军，封下邳僮县侯，食邑五千户。后来，葛浦庐把爵位让给了弟弟葛文，自己率全家迁居到江南的句容，定居下来。葛洪的祖父葛系，在三国时期的吴国担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大鸿胪等要职。葛洪的父亲葛悌，先在吴国任五官郎中、会稽太守等职；入晋后，又任肥乡令、邵陵太守等职。由此看来，葛洪出身于上层的士族家庭。

葛洪是葛悌的第三子。不幸的是，葛洪十三岁时，其父去世，家道中落，年幼的葛洪不得不亲自操持农活，于耕种之暇发奋苦读。他在《自叙》中回忆了这段艰难的生活：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因此我过早地失去了父亲的教诲。当时的我，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自己还要亲自去耕地收割，晚上披星戴月踏着野草，辛勤地在田地里劳作。再加上连续遭到战乱之苦，先人留下的典籍荡然无存。在农耕的空闲时间里也无书可读。于是，我只好背着书箱步行到别人家中借阅，然而，在一处人家里，最终也很难借到所有书籍。后来，我自己就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砍柴，然后卖掉，从而买来纸笔，供自己使用。白天就到田地里去劳作，晚上就点燃柴火照明，写字读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没办法早一些涉猎各种典籍。因为经常缺乏纸张，所以每次写字的时候，纸张的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很少有人能够阅读。

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感动的辛勤劳作和励志读书的画面啊。葛洪虽然出身于上层世家，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十六岁时，葛洪开始学习《孝经》《论语》《诗经》《周易》等儒家经典，并旁涉诸史、百家之言。他还对道家的养生修仙之法情有独钟，他说：“余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有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抱朴子内篇·金丹》）

葛洪逐渐以儒学知名。晋惠帝太安二年（303），他应吴兴太守顾秘之邀，以将兵都尉的身份参加了镇压石冰起义的行动，因功被授予伏波将军。但葛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晋书·葛洪传》）。可见，对于葛洪来说，做官并非他的人生志向，读书做学问才是其一生追求。

东晋元帝司马睿为丞相时，召葛洪为掾。后葛洪又任州主簿、司徒掾、谘议参军等职。

到了晚年，葛洪得知交趾出丹砂，乃请求为句漏县令。到了广州，被刺史邓岳挽留。葛洪乃到罗浮山炼丹、著书，最终卒逝于此。

葛洪一生治学，可谓是晋代之冠伦大才、奇才，其知识之渊博、著述之宏富、见解之精深，在晋代作家中是出类拔萃的。《晋书·葛洪传》说：“（葛）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固）、马（司马迁）。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应该说，这个评价大体上是公允的。

葛洪的著作有很多，但大部分已经散佚了，幸而最能体现其思想的《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留存了下来。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外篇》中的“抱朴子”，作何解释呢？原来，“抱朴子”是葛洪的号。关于他自号“抱朴子”的原因，葛洪本人有一个解释：“洪期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书，因以自号焉。”（《抱朴子外篇·自叙》）

细究起来，“抱朴”一词见于《道德经》第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意思是行为单纯，内心淳朴。正是因为葛洪具备了道家所提倡的淳朴、自然的品格，所以被乡人称为“抱朴之士”。于是他就以此为号，并把这一名号用在了自己的书名中。

对于《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葛洪自己也做过一个说明：“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抱朴子外篇·自叙》）

也就是说，《抱朴子内篇》主要讲养生成仙，《抱朴子外篇》主要讲治国安民。这两部书的内容集中反映了作者以道教养生为主，以儒学治世为辅，内外并举、儒道兼修、仕隐变通的人生追求。

今天我们来看《抱朴子外篇》，可以知道这部书主要阐述了葛洪的社会政治、为人处世等思想主张。虽然葛洪自认为它“属儒家”，但实际上其中的思想比较驳杂，以儒家为主，兼采了道家、法家，甚至还涉及少量的墨家思想，以至于《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将其归于“杂家”。

《抱樸子外篇》的主要内容

《抱朴子外篇》主要阐述了葛洪的社会政治、人生处世等思想主张。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肯定社会进步的意义，反对厚古薄今的历史观。

葛洪在《尚博》中批判了“今世所为，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的贵古贱今的观点。他认为，今人不亚于古人，今文也不亚于古文，并对“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这种荒谬可笑的说法，给予了抵制和批评。

在反对厚古薄今的同时，葛洪肯定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主张社会的变革。《省烦》中说：“夫三王不相沿乐，五帝不相袭礼，而其移风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损益怀善，何必当乘船以登山，策马以涉川，被甲以升庙堂，重裘以当隆暑乎！”意思是，夏、商、周三代帝王不沿用前代的乐制，上古的五位帝王也不因袭前代的礼制，然而他们改变了习俗风气，并使社会安宁、百姓安定，这是一样的。对礼仪制度，或改革或沿袭，或减少或增加，或删除或改善，何必一定要坐着船去登山，鞭打着马去渡河，身披着铠甲上朝堂，正值酷暑而穿着几层皮衣呢！因时制宜，适时而变，葛洪的这种社会发展观是正确的，在这一思想下，他提出要对过去的制度进行重新审查，合适者保留，不合适者加以裁汰或革新。

其次，提出了德刑并重的治国原则。

恩威并施，德刑并用，是中国古代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葛洪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了“刑为仁佐”（《用刑》）的治国原则。在《君道》中，他还指出君主对待百姓应该“莅之以慈和，齐之以礼刑”。在《用刑》中，葛洪则说：“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意思是，没有人不重视仁慈，但也没有人能够完全使用仁慈而使国家安定；没有人不轻视刑罚，但也没有人能够不使用刑罚就把百姓治理好的。他还列举了大量的史实，说明即使在上古理想的社会里，刑罚也是必不可少的辅政手段。他说，尧舜的仁慈就像上天一样，然而却不能原谅四个罪人。周公与兄弟的关系友善，然而也不能赦免管叔和蔡叔。孔子诛杀少正卯，汉武帝诛杀自己的外甥，虽然伤心得流下眼泪，可又要维护法律，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此举是杀—人以挽救万人，损害了少数人的利益但成全了多数人的利益。葛洪的这种重视仁政又强调刑罚的主张，对今日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不无借鉴。但是，葛洪又主张重刑，甚至提出恢复肉刑，这种做法则太过极端了。

第三，强调用人的重要性。

中国自古就十分重视用人问题。葛洪同样认为用人是君主的要务之一，他用了《务正》《贵贤》《任能》《审举》《擢才》等多篇来阐述这一问题。本文将在后面详述。

第四，重视学习和教育。

《抱朴子外篇》专有《勖学》和《崇教》两篇，它们堪称姊妹篇，前者从个人的角度强调了教育、学习的重要性，后者则侧重于从国家政治角度来阐述教育的不可或缺。

葛洪认为，学习能够使人提高品德，增加知识，最终成为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就个人来说，努力学习的结果是“进可以为国，退可以保己”，可以说是进退自如。葛洪还指出，良好的天赋不能代替后天的学习，即便是圣人，其品德修养也是通过学习获得的，正所谓“周公上圣，而日读百篇。仲尼天纵，而韦编三绝。墨翟大贤，载文盈车”（《勖学》）。这种观点，能够促人上进，有利于个人素质的提高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对于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葛洪也进行了阐述。比如学习要趁早，因为“少则志一而难忘，长则神放而易失，故修学务早，及其精专，习与性成，不异自然也”（《勖学》）。又如，学习必须抓紧时间，不可荒废光阴，更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正所谓“不饱食以终日，不弃功于寸阴”（《勖学》）。

对国家而言，学习风气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若使素士则昼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修业；在位则以酣宴之余暇，时游观于劝诫”（《崇教》），那么社会上就会多一些贤人，而少一些不良之人。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作者还举古代的圣贤为例：“先哲居高，不敢忘危，爱子欲教之义方，雕琢切磋，弗纳于邪伪。”（《崇教》）先哲爱护子女的方法就是对他们加强教育。另外，只有那些道德高尚、知识渊博、性格刚直的人，才有资格当老师。

第五，提倡平和的心态和简朴的生活。

在《酒诫》一篇中，葛洪一开始就指出了多欲的害处及戒欲的必要性：“目之所好，不可从也；耳之所乐，不可顺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随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为什么呢？因为那些能够迷惑眼睛的，必定具有超众的美貌与鲜艳的花纹；能够迷惑耳朵的，必定是动听的靡靡之音；能够迷惑鼻子的，必定是芬芳的气味；能够迷惑嘴巴的，必定是美味佳肴；能够迷惑人心的，必定是权力功名。如果这几个方面都被迷惑了，那离遭殃也就不远了。接着，葛洪说道，聪明的人会严格地矫正自己的情绪和理智，不会放纵自己的情欲去追逐名利富贵，会用恬静的心来约束自己的思想，会用长远的打算来提高自己的品德。他们抑制自己的情欲，超过了防止堤坝的决口；他们控制自己的性情，小心得超过了用腐朽的缰绳去驾驭奔马。葛洪从大处着手，认为纵欲害人害己，清心寡欲则可以修身养性。

最后，葛洪还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

他提出要文德并重。魏晋以前，人们一般比较重视人的品行，而把作文放在次要地位。葛洪针对这种“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章的主要作用在于载道，因此“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尚博》），二者同样重要。再者，葛洪主张文章内容第一、形式第二的创作标准，认为只要有好的内容，形式差一点也不要紧。当然，内容与形式俱佳的作品，才是真正的上乘之作。此外，他还重视文学的实际作用，提倡作文要有益于社会，即“立言者贵于助教”，对于那些空洞而无用的文章，葛洪则嗤之以鼻。他的这些观点，意在矫正魏晋时期玄谈的虚无之弊，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在文风上，葛洪主张文学作品要通俗易懂。他说，人们讲话时总希望讲得越明白越好，务必让对方听懂，写文章也是同樣的道理。

《抱朴子外篇》中的选人用人观

中国自古就十分重视选人用人，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富强、百姓的安居乐业，都离不开贤人的治理和辅佐。生活在两晋时期的葛洪，经历了纷繁错杂的时局，对用人更是有着深刻的理解。

首先，葛洪提出君主要把选择人才作为第一要务。他在《贵贤》的开篇就说：“舍轻艘而涉无涯者，不见其必济也；无良辅而羡隆平者，未闻其有成也。”意思是，舍弃轻快的船只而去涉无边的大海，我们将看不到他顺利地渡过；没有优秀的大臣辅佐而想实现太平盛世的局面，我们将听不到他成功的消息。“故招贤用才者，人主之要务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所以招纳贤才是君主的第一要务，而建功立业则是贤才的追求。君主为什么要注意选择人才呢？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以愚为贤者，亡之诊也。盖诊亡者，虽存而必亡；犹脉死者，虽生而必死也。”（《擢才》）如果把无能之人当作贤人，这就是亡国的征兆了。一旦出现亡国的征兆，虽然国家还存在，但它最终必然灭亡；这就好像脉象出现死亡征兆的人，虽然还活着，但却必死无疑。话虽说得很严重，但却值得仔细体会，这是在提醒统治者应该辨别忠奸贤愚，要选人得当，用人适宜。

那么，君主和贤臣之问最理想的状态又是什么呢？葛洪说道：“夫拔丘园之否滞，举遗漏之幽人，职尽其才，禄称其功者，君所以待贤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于百揆，进善退恶，知无不为者，臣所以报知己也。”（《贵贤》）请出山水田园中被埋没的人才，举荐被遗漏的隐士，让贤臣在适当的职位上尽情发挥他们的才华，让俸禄与他们的功劳相一致，这就是国君对待贤臣的方法；为了国家日夜勤奋努力，尽心竭力地处理好各种政务，举荐善人而贬斥恶人，遇到该做的事情就勇敢地去承担，这就是臣下报答君主知遇之恩的态度和方式。君主选拔人才而为国效力，贤臣恪尽职守、积极作为，这样国家才会走向繁荣和兴盛。

其次，要把能否举荐真正的贤才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内容。葛洪说：“古者诸侯贡士，适者谓之有功，有功者增班进爵；贡士不适者谓之有过，有过者黜位削地。”（《审举》）意思是，古代的诸侯都要向天子举荐人才，举荐人才恰当的诸侯被视为有功，有功的诸侯就会加官进爵；如果举荐的人才不恰当，就被视为有过错，有过错的诸侯就要降低官爵、削减封地。这实际是一种连带的责任，以此来要求举荐者必须具备一双慧眼，做到公正公平，不可因私利而偏私和袒护。葛洪看来，这种有奖有罚的荐士制度是一种良好的制度，应该予以继承。然而，在汉代末年，由于朝政腐败，奸臣秉权，这种制度遭到了破坏，甚至出现了公开卖官鬻爵的现象，这直接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和国家的灭亡。

第三，举荐人才时要摒除私心，认真对待。在中国古代，人_旦居于高位，逢迎巴结者必然就会增多，这些人无非是想得到举荐，谋个一官半职或者升迁到更高的职位。面对这种情况，有权举荐人才者就更应该坚守职责，摒弃私心，公正行事。葛洪说：“但共遣其私情，竭其聪明，不为利欲动，不为属托屈。所欲举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访以详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异以备虚饰。令亲族称其孝友，邦闾归其信义。”（《审举》）意思是，只要官员能够消除自己的私情，竭尽全力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为利益所动，不因私人请托而屈从。对于要举荐的人，一定要平心静气地去观察他，广泛询问以便详细了解他，根据他所获得的名声去考察他的行为，比较不同的意见以防止有人对他过分夸奖。要使他的家族都称赞他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要让他的乡亲邻居都称赞他能够坚守信义。

最后，就是要对受到举荐之人进行严格的考试，以确定他是否有真才实学。关于如何操作，葛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是考试之后，对于不合格者要与推荐者一起接受惩罚，“若受赇而举所不当，发觉有验者除名，禁锢终身，不以赦令原，所举与举者同罪”（《审举》）。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因行贿受贿而故意作弊的人，要加重处罚，“禁锢终身”，就是终生不许做官，即使遇到大赦的时候，也不予宽恕，应该说这种处罚是非常严厉的，为的就是避免举荐者与被举荐者私下串通，造成舉才不当。二是严格考试制度。葛洪建议，朝廷可以预先拟定考题，出题人在考试前必须与外界隔离，考生当场答题，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各种人事关系的干扰。这种观点，对后世科举考试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三是对于合适的人选，不可立即委以重任，要“尝小仕者，有忠清之效，治事之干，则寸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观勇也”（《审举》），就是尝试着让他当个小官，如果他确实有忠诚廉洁的表现，具备处理事情的能力，那么通过一寸锦绣也能知道绣工的巧拙，通过杀死老鼠这件小事也能够看出他是否勇敢了。可见葛洪思想之缜密。

应该说，葛洪关于选人用人的观点，是较为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