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惜玲

不知是谁为这个穷乡僻壤起了这样叫人遐想的名字——南湾岭。果真这样，自从上世纪与它有了交集，便再也不能忘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人们都在为果腹想办法。不少单位都在人稀地广的山区建了农场，南湾岭的后沟村被我们小小的机关选中。离公路不远，可以用架子车拉上汽油桶，到公路边的乡政府所在地拉水吃。这个非常重要，因为那里土地多，并不贫瘠，但没有饮用水源，人们只能到沟里取地表水。这里是大骨节病的高发区，村里智力不全或肢残的，比比皆是。

村长是个健全的人，与机关的合作非常和谐。常常在播种和收获的时候，安排农民和我们工换工，农民干撒麦种等技术活，我们干挖玉米秆等粗笨活，倒也其乐融融。

村长的媳妇就不行了，智商低的厉害，长的倒没毛病，与没有背篓高的大骨节病患者相比，还是健全人呢。一次，我们到村长家办事，她媳妇正从锅里给村长捞面条，四棱子面条不服帖，从锅里溜到锅台上，她又一把抓进碗里，顺手在锅台落过面条的地方一抹。黄土加麦草泥的锅台被面条粘掉的地方就平整了，可带到村长碗里的黄泥，也被筷子搅匀，进了村长的辘辘饥肠。这还不算她傻，还有叫人啼笑皆非的事。我们上工时，她时不时急切地等在山路的拐弯处，目送到最后，拉住我们小年轻嘟嘟囔囔地问，男人家为啥不看她，是不是她长的不好看啊，一脸孩童般的真诚与渴望。

山不穷，水太恶。好好的孩子，在那里生长几年就会腰腿疼，或者变形，变傻。所以当地人身上大多有两本户口。在这里住几年，赶快带着老少和粮食回到老家甘肃的张家川去生息，粮食耗尽了，又回到这里耕种。迁徙成了当地人的生活常态。为回张家川去生孩子的妇女买火车票，也成了机关里一件快乐的事情。改变他方的生存状况，无能为力，做这小事，也算是尽一点心。

夏收的时候，我们与村民搭伙吃大灶。宰羊，炸油饼，吃羊肉泡。油饼被不少村民收藏起来，小孩子也不给吃。以为是有细水长流的生活习惯，直到夏收结束时才看见，他们把油饼虔诚地拿出来，送给麦客。麦客们郑重其事地接过去装好，带回张家川老家，作为珍贵的礼品，送给不能出来做麦客的老人、亲人。他们与麦客有着极亲极近的血缘关系。在送别麦客的时刻，一位深眼高鼻的回族老太太，望着被山梁遮去背影的亲人，流下了浑浊的老泪，叫人至今想起来唏嘘不已。真后悔当时年轻无知而且嘴馋，早知道那些油饼代表割舍不下的亲情，自己的那一份，一定不吃，留给他们。

最喜欢干的事是拉水，那样，可以到公路边的乡政府所在地去亮亮眼睛，那里有唯一的一个商业机构——供销社。供销社很简陋，但在那样边远贫穷的地方，已经很奢侈了。我们竟然在布匹柜台的墙角，发现了洋气十足的花布。营业员显然不是当地人，她说这种花布不适合当地人的审美，无人向津。我们几个年轻人一人扯了一件过春节的布料做花罩衣，美滋滋的，拿回住处放在枕头边上，一有空闲便翻过来看翻过去看，欣赏不够。那是秋收时节，到第二年秋收时我们相约穿着花衣来到南湾岭供销社，想让那位中年的女营业员瞧瞧，替她宣传卖不动的花布，谁知她说那匹花布早就卖完了，后沟村有条件的女人都买了，说不定都穿烂了呢。

果然，在几个并不年轻的妇女身上发现了那款花布的痕迹，要么是遍布污渍的衣领，要么是磨出洞洞的衣边，但全都套穿在衣服里层。突然感动起来，她们对那件花布衫的珍贵，珍藏着对城里人的羡慕，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对美的追求和渴望。看到这些，我们的内心多了一种沉重，一种不能改变这些真实存在的人的生存状态的沉重。机关的司机偷偷说，他每次开车到这些穷地方，看到负重前行的妇孺，都要停车捎他们一程，而他们多数是背粮的。这些年，他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响着，使我增加了对他的理解和尊敬。这位司机后来做了很大的事情，那是一种必然，他心里装的不光是自己的眼前生计，还有更多人的苦楚和命运。

好了，南湾岭的过去已经走远了。我们去年春上相约去那里，知道他们吃水的问题早已解决，地方病早已消灭，吃饭穿衣也都早早进入温饱状态。如果给现在的南湾岭年轻人说村长媳妇的事，他们会笑着问是谁编排呢。与过去相比，现在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