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昌岩

时值2019年，恢复高考已四十二载，余遂作文以记之。

吾今观高考盛状，泱泱中华，从中原大地，至沿海边疆，盖举国上下，为高考者实甚多矣。赴考者、考者父母、老师，浩浩荡荡，盖罕见之盛况。然高考忙者甚多，收效又何？

高考者，为争也。有人曾云：“小孩只道高考好，不知高考人不少。”然争者，必有不公也。试问，何年高考无作弊者？无也。高考毕竟为国器，甚重也，量以法，晓以刑，监以严，故公于他考也。为公者，又设多种举措也。曰贫，可加分也，可配以名额，此一;曰偏，可特招，錄为特长生，此二;曰艺，可录为艺术生，此三;曰不均，则各省可择其卷而考，此四。然诸法虽为公而设，偏有不法者傍之，反不公也。如某官之子，受教于中原，然偷挪户籍至藏、疆，是为易考也;再者，假借贫之名，偷用名额以冒之;再者，名曰艺考，实为贿考官而得进也……如此甚蕃。然仅此岂为极焉？有位高权重者无需考，有人替考也;有豪商巨富之子，以财疏通而进之……由此种种可知，高考凡欲舞弊者，法甚杂、样甚蕃，无可尽说也。

高考有不公，可否弃之？虽有舞弊者，毕竟极少数焉。吾观今日之中国，各行人才者，多由高考出也。高考存在，国家有一标杆，量才为用;大学有一标杆，量才为入;个人有一标杆，自估其力。高考在，则人之成才亦有道矣。试问今日之才，其中出身贫下者，几人不由高考以出人头地哉？高考亦犹当年之科举，以此则下者得上，才者得用是也。虽以此一考为定，不甚公，然又公于他途也。

若无高考，如旧时，推荐者得上大学，貌似公，实则何“公”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