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宸 王子怡

【摘要】理学和宋代服饰文化好似磁石的两极，在服装史的记载中一碰面，就紧密地吸附在一起。但宋代文化绝不是印象里被误解的那样是封闭保守的，宋代的思想市场并不是理学“一家独大”“一统江湖”的，宋代服饰风尚的形成原因也并非全有理学一家而起，宋代思想领域较为自由，学术环境也颇为宽松，宋代文化是一种开放创新兼容并蓄的文化品类，包括服装在内，在各个领域都体现出极为出色的创新特质。

【关键词】宋代服饰；服饰文化；理学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识码】A

序言

宋隋唐后，宋代服饰继承延续了唐、五代的服饰制度的同时，又形成了属于自己服饰天地，宋代服饰一改唐代瑰丽、大气、宽博、袒胸露乳的服饰风尚，呈现出的质朴简练略显拘谨的服饰美学，而这样的服饰形制导向好似全由理学而起，似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以及对宋代服饰评价的固定模式，相比唐代热烈、张扬、蓬勃，瑰丽的服装风尚，宋代服饰却略显封闭，清淡与质朴，款式单调，色彩也远不如唐代鲜艳。究其原因，总是惯性地认为理学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但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要谨慎商榷。本文希望从宋代文化背景入手，借以重新审视宋代服饰风尚形成的原因。

一、关于宋代服饰风尚形成的原因

（一）文盛武衰下的儒雅简约

宋朝建立之后，结束了唐末五代十国以来频繁战乱、混乱不堪的局面，建立的相对稳定的封建王朝，赵宋皇帝鉴于唐末五代时期的军阀混战，武将权重导致的皇权王朝频繁更迭的历史，避免自己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在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武将措施的同时，也提高了文臣的政治地位和待遇。在“宰相须用读书人”与“兴文教，抑武事”的祖宗家法之下，朝廷用人政策也随之变化，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打破了门阀贵族对上升渠道的垄断，寒门士子通过读书能够成为改变自身命运光宗耀祖的手段，参加科举变为文官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目标，读书应举蔚然成风。在“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号召下，宋代社会形成了“男儿欲遂生平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的文化氛围。

社会群体对封建社会官僚的向往和对文臣的优厚待遇的渴望，随着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规模扩大而扩大，文人雅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地位大大提高。同时，宋代加速了官僚的文人化历程，文人的审美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宋代官僚群体不仅仅是科举选出的职业官僚，往往也是诗人、词人、学者。这些读书人良好的教育、儒雅的气度、渊博的知识、温润的谈吐和极高的文学造诣与举止投足间的文雅，成为宋代社会尊崇和钦羡的对象，而这样强烈的文人气质、文人审美倾向反映到服饰服装上，则表现为一种温文尔雅，内敛自然、质朴无华的服饰风范。文化的发展，也使人们对服饰颜色的认知发生了改变，从鲜艳单纯逐渐转为繁复调和的间色，服饰色调日趋凝练与雅致。而相比唐代的缤纷绚丽，宋代服饰这样的色彩搭配倒也蒙上了一层朴素的评价。对文人风度极为推崇的宋代社会，上层文人雅士的服装自然成为社会效仿学习的对象，于是乎自上而下从武到文，纷纷效仿起这样的服装，让宋代服饰有了很明显的儒雅化倾向和师古复古的趋势，就连抗金名将岳飞，都是一副头戴幅巾、身着圆领袍衫的儒将形象，这样翩翩然的风雅气度，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二）儒学复兴下的尚质朴素

两汉时期儒家思想称霸天下的局面没有维持太久，在中晚唐、五代时期，儒学的地位一直颇低，在这些封建王朝的变化更迭之中，儒家思想不是唯一的选择。到了唐代中期，韩愈引发了抨击佛老、倡导儒学复兴、恢复儒家道统的运动，而唐中叶的复兴儒学运动的只是开端，到了宋代，新儒家们虽出入佛老，但又重反六经，对孔孟道统的继承，很快地成为了学术界普遍的社会思潮。

服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意志物化的载体，在拥护封建等级制和儒家学者鼓吹三纲五常的同时，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服饰自然也要坚定地维护“礼”。服饰审美体系的构建也在这样的文化与审美背景下发生了转变，合乎儒家礼仪和封建伦理纲常成为对服饰美的追求，服饰对于强调贵贱等差君臣人伦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从服装的质地、纹样、色彩、到革带佩鱼都严格按照不同的官阶身份佩戴穿着，宋代的服饰制度经历了频繁改革，其改制次数之多在封建王朝前所未有。聂崇义上奏言道：“恢尧舜之典，遵夏商之礼”的《三礼图》作为朝廷礼服制度的蓝本，是试图恢复周公孔子时期以《周礼》为范本的服饰旧制，与宋儒以恢复孔孟道统为己任复兴儒家文化的目的如出一辙。“宋初，衮冕缀饰不用珠玉，盖存简俭之风”。宋太祖自己“孝友节俭，质任自然，不事矫饰”，还让其亲属官员奉行俭朴，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太常礼院，李育奏请衮服不可以诊怪奢靡为事，请求颁诏改制，“郊庙之祭，本尚纯质，衮冕之饰，皆存法相，非事繁侈、重奇玩也。”其尚质求简的论调与孔孟之学气息相同。儒学复兴的时代，服饰文化崇尚质朴朴素的风向，是对《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推崇，是各派儒家学者对“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所倡导的淡雅、简朴温润的审美追求。宋代服饰的变化是在儒学复兴的“总纲领”逐渐转变，衣帽的整体审美倾向也是随着两宋儒学文化的日益深入皇室民间而越发尚文尚质，在细腻雅秀中形成了属于宋代时代特色的服饰文化。

（三）地缘环境下的保守内敛

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说：戎狄强盛，自古无比。”

宋人面对着非常严峻的民族矛盾，外部政治、军事压力是唐代所没有的。其异族的文化及异族的服饰歧视与日俱增，标榜自诩继承了汉民族正统王朝的宋代，对胡人胡化有着很强的戒备之心。自北宋建国，面对的是唐亡后遗留的五代十国的割据混杂局面，宋辽战争、西夏、宋金战争中宋军不断的失利被迫割地赔款，宋朝政府持续面临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外在压力，伴随着外部政权的实力扩大，宋朝一直有着被胡人灭亡的危险。儒教日益昌盛，文人集团的扩大，加以对现实外部环境的不满，士大夫阶层对民族本体文化的拥护与追求日益显著，社会如此心态之下，对异族文化自然会产生一种蔑視与排斥之心。胡人服饰、穿着胡装，被认为是侵蚀汉人思想和汉人身体的大不雅行为。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和对边境的滋扰以及政治军事上的溃败，宋人对异族文化也越发产生了仇视与敌对心理，让本就有着华夷之辨分汉民族，对外来少数民族的服饰穿着远不如唐代豁达。

民族意识自然应声而起，成为了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民族气节与爱国情怀的民族主义在服饰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对本民族服饰的渴望以及对少数民族服饰的反对抵制。传统交领宽袖大袍开始回归，男性圆领襕衫的袖也呈现加宽趋势。宋王朝也上到下的颁布法令，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诏：禁止“士庶效仿胡人衣装，裹番样头巾，着青绿，及骑番鞍轡，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严紧朝堂民间穿着少民服装，毡笠钓墪等契丹服饰也屡被禁，违反者“以违御笔论”。政府法令，士大夫学者对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如此态度，与本就有着鲜卑血统的李唐截然不同。唐代在强大国力的基础上，民族政策取得了胜利，民族关系颇为和谐，在“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真独爱之如一”的民族态度下，自然而然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象，但由于时代国运的转换，宋代面临的一切迫使其无法做到唐代的“兼容并收，胡汉一家”的态度。可以理解的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处于宋代这种外族犯边、家愁国恨的时局空间里，对本国国民穿着敌国他族的服饰都无法泰然接受。

二、结论

宋人在历史赋予的社会条件下，经历对唐代文化的传承、变化和自立门户，衣冠服饰也是在这样的演进之中，形成了自己的服饰审美体系。宋人缺少了唐代恢弘大气、开疆扩土的气魄，但尚文的宋代，形成了自己闲云野鹤、风中贤士般的价值取向，衣着也是在这样的闲散自在中表现出宋人自己的服饰风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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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李秉宸（1994-），男，汉族，河北唐山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服饰文化；王子怡（1972-），女，山东烟台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服饰文化、设计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