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琦

[摘要]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是理解中国政治和乡村社会的重要路径。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作为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农村干部对村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影响。在乡村治理研究现状下来探究六盘水的创新村干部管理模式，深入刨析其实施政策，并结合实际推进的现实情况，总结村干部职业化建设中所遇到的困境。

[关键词]村干部;职业化;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1    六盘水市村干部职业化建设的背景

村干部作为村一级组织负责人的综合性概念，按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并没有被纳入到国家正常政府官员编制。以前村干部因为工资低等原因必须要先考虑自己的生计，再考虑村里的事务。但是村里的各种工作又离不开村干部，这就陷入两难的境地。面对村集体庞大的利益分配、繁重的治理任务和多样化的角色冲突，要求作为“村庄精英”的村干部要起到“挑头”作用，要懂经济、懂产业、懂市场。整体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当地“三变”改革的实际都对村干部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选任真正精英化的村干部是值得我们探索的。

2   水城县X村针对村干部职业化的具体措施

2.1    管理机制

合理的设置干部人数。将全县的310个村通过“强并弱、大并小、中心并边远”的方针，合并规整为200个村，然后按照每个村的人口数将它们划分为三个级别，分别配备7～11个村干部，改变了过去各村人口数差距悬殊的状况，破解了工作量差异大、资源分配和待遇落实不公平的难题。笔者所调研的村是一个4000人左右规模的村，村干部队伍一共9人。公职化管理模式。参照机关管理方式制定《水城县村干部职业化管理试行办法》等制度，实行8小时坐班制、24小时值班制，全天候服务群众。参照国家公职人员管理模式对村干部的档案实行一人一档管理。同时，建立村级后备干部档案，将优秀大学生村官、返乡务工人员、创业带富能手等纳入后备库。

2.2    激励机制

加大财政向基层倾斜力度。在职业化推行以前（2015年以前）各村（居）工作经费只有1.5万元一年，职业化之后提高到每年2万元。同时，明确每年投入500万元左右作为村级活动场所建设、维修专项资金，将乡镇一级的工作经费从4000万元增加到8600多万元。各村（居）开办村级食堂，解决村干部的食宿困难。大幅提升村干部报酬。在与该村的支书交谈中了解到，2013年以前，他的待遇是每月1000元，2014～2015年提高到了每月2000元，2016年是每月3000元。村支书表示，工资的大幅提升有利于留住一些年轻的能人，收入与外差别不大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会倾向于留在家乡发展。政府同时也建立健全村干部报酬增长机制，经考核合格的每年增加工龄工资100元，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村干部留任岗位。

2.3    晋升机制

以《水城县村（居）干部职业化管理办法》为中心，建立了《面向优秀村（居）干部选拔领导干部方法》《人事档案管理办法》《社会保险管理办法》等配套的“1+N制度”体系，覆盖了考核、档案、晋升、保障等内容。推行村干部职务晋升机制，切实打通“村官”晋升“乡官”的通道。在职业化中，对那些在工作中表现的特别优秀和突出的村支书、主任，在经过组织考核通过以后可以直接纳入到乡镇领导班子。同时，为了激励村干部的干劲，每年还会通过考试筛选的方式拿出“10个事业编制”向村干部抛出橄榄枝。同时，2015年开始，对于通过招考进入村里担任村文书工作的人员，表现特别优异的，优先提拔使用。这样做就形成村级班子至少有1名以上国家正式干部的新格局。

2.4    培训机制

为了提升村干部的综合能力，政府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定期对村干部进行集中培训。主要分为三种形式：本土化。充分利用当地的人才资源，发挥县内培训职能部门的作用对村干部、村后备干部进行全方位的培训。请进来。邀请外地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领导、专家和技术人员对村干部进行培训。走出去。在2014年，水城县组织经济发展较好的村支书、主任分四批次共300余人次到成都、昆明、浙江等发达地区考察学习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2.5    保障机制

县级财政每年下拨基层组织建设专项资金5100余万元，每年有2100余万元专项资金投入到村干部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及人生意外伤害保险等，把村干部的新农合報销比例提高到了100%。结合村干部岗位的自身特点，比照在职干部职工的福利体系设置，将村干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让村干部享受应有的福利待遇。对于那些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村干部，同时满足基本养老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以上的，按规定在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退休手续，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3    村干部职业化可能面临的问题

国内理论及实践研究表明，村干部职业化管理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在给村治带来一定积极影响的同时，也逐步消解传统村庄治理中一些社会关联，并产生了一些问题。

3.1    干群关系悬浮化

所谓的悬浮化主要是指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缺少了一种必要的联结，形成了一种悬空分层的状态。村干部职业化管理后村干部的产生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传统村干部基本由本村的人参选，本村村民选举产生，彼此之间知根知底。随着市场化、城镇化推进及合村并组之后，村庄逐渐成为半熟人社会，很多“土官”逐渐被“流官”取代，村干部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上级指定为主的形态，部分选举趋于形式化，村民参与感不强。其次，村干部职业化管理后，村干部的工资考核、晋升空间更多取决于上级政府，即村干部个人政治生命完全由上级政府掌控。这就导致了村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加强，“向上负责”已成村干部日常行为的偏好选择。

3.2    村治方式格式化导致治理失序

科层制的优势在于通过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社会治理的规则化，但是，乡村的工作往往更加的具有复杂性，很难对其进行专业化的划分，当然亦难以严格按照部门化分工来处理。同时，村务事更多由于情理而生，往往不能只着眼于眼前的事件，还要追溯其过去的“渊源”需要对相关事件或者当事人具有一定的了解，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解决也要依靠乡村习俗及乡土正义，司法方式不是解决村民矛盾的首要选择。职业化管理后的村干部可能会采取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的程序化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式有可能使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反而还会激化矛盾，甚至会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参考文献]

[1] 吴毅.小镇喧嚣[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

[2]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材政治结构的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 张雪霖.村干部公职化建设的困境及其超越[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