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艺萱

摘 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它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借鉴了哲学基本原理、融会了新时代精神要义，是兼顾儒学底蕴、科学原理和创新精神的民主思想和协商理论。因此，以多维视角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进行全面考察，对于进一步把握协商民主内涵、指导协商民主实践、实现协商民主的创新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协商民主;理论考察;儒家思想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1.006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1-0032-06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蹄疾步稳地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围绕着协商民主的理论文化、结构体系、程序操作、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整体把握。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中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蕴含着深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作为一种完备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包含儒家意蕴、立足哲学原理、紧追时代发展，既具备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彰显着丰富的时代内涵。因此，追寻协商民主的历史渊源，缕析协商民主的思想脉络，诠释协商民主的文化内涵，对于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加深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认知和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儒学意蕴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成的重要思想渊源，儒家思想与协商民主具有许多共通之处。

（一）和合文化是协商民主的文化内核

“和合”理念作为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贯穿于《论语》等儒家经典始终，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合”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其中“和”蕴含和谐、和睦、和平、祥和等释义，而“合”则包含融合、汇合、联合等释义。“和合”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诸多方面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由此衍生出的“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等思想也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价值作用，为协商的发展提供着重要的文化基因。《国语·郑语》中曾有记载，“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其中，所谓的“和合五教”便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教的统一，但不是无差别的混同，而是立于矛盾及差别基础之上的辩证统一，遵循的正是和而不同。对此，《论语·子路》中也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意指小人只会盲目地附和与随同，而不同思想的碰撞交汇才是“士阶层”的价值取向。可见，“和合”文化自春秋时期就已经成为一种系统的思想，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文化源泉，它所强调的是统一和差异，和谐与平衡。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和动态的平衡，与协商民主中所内含的求同存异相契合，都是在追求基本利益与价值观念一致基础之上的不同文化思想的交流与探讨，采取包容和妥协的协商理念避免对立和冲突，以协商过程中的“和”加强交流与合作，以协商结果的“合”达成共识与决策，提倡以贵和持中的和合理念去化解协商中的矛盾，“道并行而不相悖”，实现多元主体的利益表达和思想交汇。各抒己见而不盲从，和谐共处而不失特色，正是和合理念的精髓，同时也构成了协商民主重要的文化底蕴和思想内核。

（二）民本思想是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二字出现高达200余次，其中明确提出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1]22，“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1]37，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追根溯源，中国民本思想的思想渊源是儒家民本思想。儒家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资源，经历了从起初的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由重民轻天到后来的民贵君轻这样的演变过程。事实上，早在西周时期民本思想就已经萌芽，当时周人从商的覆灭中发现“天命靡常”，开始意识到人民武装倒戈的力量，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由此形成的“敬德”才可以“保民”的观念构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和前提。随后，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当时，孔子的民本思想立于君本位思想之上，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在此之后，孟子、荀子等人相继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接续性发展和观点上的诠释。相对于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民本思想更加突出人的地位，强调人民的自主性。《孟子·尽心下》中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荀子则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警惕统治者要重民、爱民、利民，认识到人民的重要性。由此，古代民本思想开始得以形成。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借鉴中国古代这一宝贵的资源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理念，同时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也成为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指出：“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2]291其中关于“人民内部各方面”以及“群众切身利益”等相关表述都体现了协商民主是以人民为核心的民主形式，而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正是构建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基本价值基础。

（三）仁爱精神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理念

“仁”是儒家经典的核心和灵魂，孔子指出“仁”泛指对人类的爱，因而“仁”和“仁爱”二者相通，并行不悖。所谓仁爱之道，《尚书》中则有明确记载，即“宁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是善罚分明，宁纵勿杀”，体现的是统治者对于百姓施以仁政的体恤之情。由“仁”出发所形成的思想体系和价值系统因而也得到了社会和道德的认可，同时也赢得了施政者的推崇和肯定。“仁爱”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丰富、意义广泛，运用于不同层面皆存在相应表达。简言之，所谓的仁爱精神就是仁以处人、仁者爱人，从“亲亲”“仁民”到“爱物”，划分的三个层次其思想精髓都是圍绕本体而产生，随着其渗透范围的扩大，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仁爱精神在社会伦理、道德进步、政治发展中皆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和意义。正如孔子所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其中“泛爱众，而亲仁”是指以仁爱为核心，构建的正是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强调的是兼收并蓄的精神品格，是体现于社会中的博爱与大爱，塑造的是人际间的理解与包容。可见，包含孝、悌、忠、恕、礼等内容在内的仁学体系是维系古往今来社会关系的文化基础，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法则。随着“仁爱”思想的进一步细化，“忠恕”之道得以提出，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论语·雍也》）。儒家所强调的“忠恕”之道即是要推己及人，不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之上，主张交流与合作，这便构成了协商的理念与准则。所谓协商，顾名思义就是协同商议，形式是平等交流，目的是达成共识。这种仁爱精神无论是仁以处人还是推己及人都为提倡建立一种平等、和谐、理性的对话协商制度奠定了有益的文化基础。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哲学依据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科学的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进行经验总结所形成的民主形式。作为一种历史性民主实践活动，协商民主在新时代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产生的思想理论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同时还具备着深厚的哲学依据和科学基础。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科学民主形式

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强调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将人民看作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研究“人”和“社会”的科学，而这两种核心要素也构成了协商民主科学发展的基本条件。相对而言，以往的唯心史观极大程度上忽视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特殊地位，进而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演进归功于少数英雄人物身上，将其定位为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否定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协商民主虽然概念起源于西方，但究其实质则是扎根于中国，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从宏观而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并不同于以往的精英式民主，而是将协商主体的范围由少数的社会精英拓展至大多数的普通群众，在人民内部围绕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同商议，始终以人民的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作为衡量其协商质量的主要标准。毋庸讳言，早期的协商民主主要围绕着政党协商而展开，而政党则是“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上最积极的代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3]5。因此，这种政治组织本身便带有精英元素，早期的协商民主也就蕴含着精英协商的性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不断发展，明确要求“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 [1]38。其协商主体更是拓展至广大基层群众。可见，随着协商民主的纵深发展，上至政党协商下至基层协商，都是以人民的福祉作为其协商的标尺，要求“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1]38，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科学民主形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民主实践中所形成的符合中国发展要求的民主形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对协商民主的发展一以贯之，从其理论萌芽、实践突破、制度完善的全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协商民主具备鲜明的普遍适用性。随着统一战线范围的日益扩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在经历了阶级联合、党派合作、“三三制”政权组织、人民政协等组织形式的演变和优化后，实现了其协商范围和协商主体的拓展和延伸以及协商内容和协商程序的丰富和完善。上至国家层面的政协协商，下至基层社会的基层组织协商，无论是多党合作还是群众联合，因其协商的各要素不尽相同，协商民主同样带有明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而，作为一种贯穿于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民主实践形式，协商民主兼顾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一套程序严谨、理论完备的制度体系。这与我们在协商过程中要求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谋而合，在党的领导下，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事务以及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保证协商结果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兼顾部分群众的特殊利益，是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关键。其中，基层作为和群众联系最为密切的层级，在开展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所要牵涉的社会矛盾与利益关系相对而言会更加纷繁复杂，此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开展协商民主所运用的具体实践形式就不能完全运用于基层当中，需要各区域基层组织单位采取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协商形式进行协商民主实践，如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余姚市的民主议事会、贵阳市的市民旁听制度等，都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普遍形式纳入到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当中，极具特色又符合当地实际，为协商民主在全国各地各领域的合理运用和全面启动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导作用。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循环发展过程

量变质变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三大规律之一，贯穿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全过程，是协商民主制度的哲学诠释。所谓协商，“在汉语中由‘协与‘商两个字组成。‘协即‘恊，指多个力相加，从而通过协同、协助、协力等方式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商就是商量、讨论、沟通，找出共同点、化解分歧点，商量出各方当事人都能接受的意见或共同的指向”[4]23。其中汇聚力量、凝聚共识的过程皆属于量变积累过程，其运行状态就是事物的裂变以致达到新事物的产生，最后实现质的飞跃，简言之就是由平等协商的量的积累达到科学决策的质的转变。纵观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历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党派团体以及党外人士开展团结合作中所萌生的协商民主思想，到“三三制”政权组织所构成的协商实践雏形，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完整的制度体系被提升到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一环加以建設，协商民主始终坚持在积累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在完善中实现提升，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2]291。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科学概念，标志着中国协商民主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此后，在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过程中，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和协商渠道得到接力创新和持续拓展，民主协商会、公民评议会、居民/村民听证会等各种民主形式遍地开花，网络协商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推力。可见，无论是宏观意义上协商民主的演变历程还是开展协商民主的具体过程，都是在总结积累中谋求新的突破，是由量到质的必然跨越。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时代内涵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扎根于中国土壤，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实践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诠释中国政策，传播中国声音。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协商民主提升到政治制度建设层面，着力推进协商民主的多层次发展，使党的群众路线通过协商民主这一制度形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范畴，充分发挥了群众路线的政治优势。特别是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提出，“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5]，成为党在发展民主政治过程中的重要准则。党的群众路线和协商民主作为党在新形势下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两项重大举措，始终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旨归，以人民的诉求为导向，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重点发展。协商民主和党的群众路线在发展过程中相辅相成、相互融合、互相渗透、共同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其中，作为协商民主的政治体现，群众路线为协商民主的丰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资源和历史经验，党将群众路线落实到日常工作之中，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地位和共产党人的民主观。协商民主作为贯彻群众路线的一种制度形式和特殊手段，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围绕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坚持协商于决策前和决策中，通过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及社会组织协商等形式，多方面听取意见建议，供党委和政府决策作参考，使决策既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能照顾到少数民众的特殊利益，在提高协商结果满意度的同时促进决策的科学性，以协商民主这一长效机制为群众路线的推进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在新时代，这二者的融合将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紧密关联，在有效促进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同时，提高群众政治表达和参与的积极性和有序性，切实做到“亲近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6]，成为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抓手，推动着我国民主政治的稳定前行和创新发展。

（二）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一环

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问题都提出了明确要求。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于智库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高度重视，以及推动中国智库在未来改革和发展中持续提供智力支持的明确期望。智库在推动政府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是党和国家积聚智慧、汇集力量的特殊渠道和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稳步发展的关键一环。《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制度建设的意见》在提及健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制度保障体系部分时，明确提出要“完善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涉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智库的意见和建议”[7]。这一要求与协商民主制度的基本内涵正相契合，可见，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咨询制度，推动其实现自身的广泛发展必然要以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前提，智库建设作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内容，则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科学引导。从宏观而言，无论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还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都是力求通过多数人的智慧实现科学决策，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在此根本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为中国新型智库的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体系完善和制度健全，智库成为协商民主加强国际话语优势和传播能力的重要力量，为协商民主进行政策主张和决策表达提供不竭动力，是中国政策决策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挥作用保驾护航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8]29，强调要“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8]30。统一战线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在协商民主发展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便作为一种共生形式相伴由思想萌芽、实践发展走向制度优化。伴随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的民主联合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及爱国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也通过阶级联合、党派合作、“三三制”政权组织、人民政协等组织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党和政府工作建言献策、凝聚共识、汇聚力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2]39，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将爱国统一战线修改拓展至“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9]。可见，发展统一战线是党在任何时期任何阶段都不可懈怠的重要工作，而新時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即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所展开，协商民主作为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显然成为统一战线发挥效用的重要依据和首要场所。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各民主党派所开展的政治协商还是基层干部与基层群众所进行的基层协商，统一战线都贯穿其中，凭借其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汲取智慧、汇集能量、团结人心，确保协商主体的丰富多元、运行过程的公平有序、决策结果的民主科学，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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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樊体宁.西方国体与政体[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5.

[4] 陶富源，王平.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论[M].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3.

[5]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18（01）.

[6] 习近平.在认真学习党章  严格遵守党章[N].人民日报，2012-11-20（01）.

[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EB/OL].（2015-01-20）[2018-10-20].http：//www.gov.cn/xinwen/2015-01/20/content_2807126.htm.

[8]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EB/OL].（2015-01-20）

[2018-10-2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11/c_11225212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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