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兴 郭腾 王明江

【内容提要】深泽坠子戏的形成和发展与官方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深泽县政府把在本县演出的坠子艺人组织在一起，组建了表演坠子戏的国有正规单位。坠子戏历经数次“风波”依然传承至今，并逐渐探索出一条新的“公私合营”式发展之路，充分显示了坠子戏的强大生命力。在当下的传承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在场”对坠子戏的种种影响，也为其他地方剧种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坠子戏 深泽县 传承 变迁

深泽坠子戏的发展历程是中国众多传统剧团发展变迁的缩影。本文以深泽坠子戏近七十年来的发展为个案，不仅是因为坠子戏的发展深受官方行为的影响，而且历经数次“風波”依然传承至今。特别是在当前逐渐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为其他剧种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一、坠子→坠子戏：坠子戏体系建构

深泽县位于河北省中南部，行政上隶属石家庄市管辖，属于国家稀有剧种，源于河南坠子。目前，河北省仅存一个专业坠子剧团。

深泽坠子戏的形成是一个偶然现象，也是一个必然现象。它的形成与曲艺艺人段秀英一家有着密切的联系。据坠子戏艺人段玉蓉老人讲，母亲段秀英擅长演唱河南坠子，也精通京韵大鼓和西河大鼓等曲种。为谋生计，母亲于1949年带领姐姐段玉琴、琴师刘光印和她从天津出发，一路演出，先后至青岛、济南、邯郸、太原等地。1951年，在石家庄演出期间，开始以化妆形式演出坠子，时称“化妆坠子”。新成立的化妆坠子剧团，较以前有了很大改进——有化妆，分角色，“化妆坠子”演出受到石家庄市民的热烈欢迎。“局内人”不受“局外人”影响，主动发展自身文化，使坠子开始了由说唱向戏曲形态转变的步伐，也扩大了河南坠子在本地的传播与发展。

1951年底，由于剧团人员众多，化妆坠子分家。段秀英带领部分演职人员到深泽县。1952年春，段秀英邀请艺人罗成福和罗春习两家及孙春义、白芝兰、古月梅、古振山等艺人加入剧团。新组成的剧团，在深泽县演出大获成功，受到城乡居民的极大欢迎，演出足迹遍布深泽全县，有很多观众学会了部分坠子曲调。为师出有名，改变常年居无定所、没有“根据地”、甚至受人歧视的尴尬局面，剧团骨干找到当时深泽县文化科李建贞科长，建议深泽县文化科组建深泽坠子剧团。

众所众知，1951年5月5日，政务院颁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指出：旧戏曲改革要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旧戏曲改革要以“改人、改制、改戏”为主要内容。“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地方戏尤其是民间‘小戏，形式较简单活泼，容易反映现代生活，并且也容易为群众接受，应特别加以重视。”为展示新中国“戏改”成果，1952年10月6日至11月14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观摩演出”之后，全国范围内的戏曲改革工作逐步展开。“戏改”的春风也吹到了深泽县。一方面，深泽县官方顺应中央政府全国性的“戏改”热潮。另一方面，官方响应民间的请求，于1954年建立了深泽县坠子剧团，取名“红虹坠子剧团”，当年演员有40余人。“红虹坠子剧团”为民营公助剧团。应该说，深泽坠子剧团是艺人偶然的机会到深泽县演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人物等机缘下产生的。

“红虹坠子剧团”成立后，全体演职人员由国家发放补贴，并在固定的地点排练。得到国家和政府的认可，全体演职人员对剧团的发展热情高涨，信心百倍。人员固定了，场所稳固了，演员凝聚力增强了。“国家在场”的积极正能量，推动了民间艺术的健康发展。

当时的坠子艺人虽然以化妆形式演出，但与大剧种表演还有一定差距，为了规范坠子戏唱腔与舞台表演，剧团邀请京剧演员孙凤奎和曾在北京富连成班教习的高士兰等老师教授手、眼、身、法、步等表演技巧以及京剧念白等各种科班专业知识。此次改良后的坠子戏，以原有坠子唱腔为基础，不仅融合了了河南豫剧、曲剧、京剧、河北梆子、评剧的唱腔，而且采用了京剧的锣鼓经和京剧的念白。至此，河南坠子在深泽县完成由说唱向戏曲转变的发展路径。可以说，深泽坠子戏融合多种艺术形式，其唱腔独特、角色齐全、化妆规范、分工明确。官方对民间乐种的认可与征召任用，以及民间对官方意识的接纳与巧妙运用，推动了坠子由说唱向戏曲形式的转变，最终使河南坠子衍变成为特色鲜明的地方稀有剧种——深泽坠子戏。由此可知，“‘国家在场强调国家——政府对传统音乐形式传承、变迁的影响手段，民间乐人对国家——政府的顺应，是其生存、发展的机制之一。”

新成立的深泽坠子戏在各地演出过程中，深受各阶层民众的喜欢，逐渐成为我国北方极富地方特色的剧种。据《深泽县志》载：“1955年到1958年间，剧团先后在石家庄、保定、太原、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演出。所到之处，座无虚席”。段玉蓉、罗素格二位老人激动的告诉笔者，坠子戏连续在保定“大舞台”演出四十五天，场场爆满。在售票口，人们天天排成一条长龙，有些人甚至为买不到门票而遗憾。这样的演出盛况形成了深泽坠子戏第一个演出高峰期，也是深泽坠子戏步入成熟戏曲阶段的标志。这种盛况空前的演出规模，引起了当时河北日报和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些媒体对深泽坠子的演出情况也进行了大量报道，80岁的段玉蓉老人依然清晰记得当时采访她的记者叫大燕。段玉琴、段玉蓉、罗素格等人还被邀请到广播电台录音，她们的录音唱段在电台戏曲栏目中播出。处于发展高峰时期的深泽坠子剧团演职人员高达80余人，阵容强大，一时间深泽坠子戏名声大震。民间俗语有“卖了被子，看坠子”“卖了冼脸盆儿，看看段玉琴儿”等等。

二、困境中坚守：坠子戏多元嬗变

1958年底，由于国家对行政区域调整，将束鹿、晋县、深泽三县合一，属束鹿行政管辖区域。当时束鹿县政府主要领导倾向发展京剧，深泽坠子戏受到冷落，随之而来的是深泽坠子戏被迫解散。然而，当时新成立的宁晋县却倾向发展坠子戏。宁晋县领导向深泽坠子剧团抛来“橄榄枝”，先后有14名主要演员被吸纳到宁晋坠子剧团。其余大部分演职人员调到深泽畜牧场，深泽坠子剧团第一次解体。

1962年，深泽再次独立成县，深泽县政府重新组建了深泽坠子剧团。坠子剧团复建之初，百废待兴。剧团不仅要召集演职人员，还要重新置办服装、道具。其中，组织有经验和有实力演员是首要任务。宁晋坠子剧团原深泽坠子艺人陆续回到了新成立的深泽坠子剧团。

由于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戏改”政策提出“以现代剧目为纲”，1962年9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重新重视阶级斗争以及随后毛泽东的“两个批示”等一系列官方文件影响，全国出现了大演现代戏的热潮。受其影响，复建之初的深泽坠子剧团移植、改编了《红旗谱》《党的女儿》《芦荡火种》等具有时代特色的现代剧目。

进入宁晋县坠子剧团的深泽坠子艺人为深泽坠子戏复建埋下了希望的“火种”，只要时机成熟，便“春风吹又生”。复建之后，剧团排演了国家意识形态需求的、具有时代烙印的现代剧目，使其生存与发展迎来了新的生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文革”到来，国家规定戏曲演出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准，全国众多地方剧种或被取消，或被强制改为革命样板戏，无数剧团被强制解散，致使新中国戏曲事业受到严重打击。深泽坠子剧团亦遭解散。1969年，深泽坠子剧团更名为“深泽县京剧团”，只能演出革命样板戏。部分演员留在京剧团，部分演员加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多数坠子戏艺人被送回原籍，剧团第二次解体。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号召文艺工作者揭批“四人帮”，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自1978年开始，广大音乐工作者的冤情陆续得到平反与昭雪，并走上正常的工作岗位。同时，群众对深泽坠子戏复演的呼声越来越高。深泽县政府顺民意，将深泽坠子剧团第三次组建，新组建的深泽坠子剧团为事业单位。部分被送回原籍的演员又被请回剧团，并招募了一批从“五七大学”毕业的新学员。崔彦生是当年新人剧团的新学员。据他讲，剧团重新购置“装备”，排演了《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等传统剧目，深泽坠子戏再次回到民众视野。深泽坠子戏除了在本县演出外，还到石家庄、太原、阳泉、榆次等地巡回演出。幽默诙谐、雅俗共赏、灵活性强的风格特点，使深泽坠子戏得到各地观众的热烈欢迎。老艺人杜汉斗和王顺来讲，剧团纪律严明，账目清晰，收入与支出演员们都了解。当时的门票收入也相当可观。以1980年演出为例，当时一张门票0.4元，剧团年收入高达8万多元，观众20多万人次。这对一个县剧团来说，无疑是个大丰收，形成了深泽坠子戏第二个发展高峰期。1986年，深泽坠子戏参加石家庄地区第一届青年演员“梨花奖”大赛，参演剧目《夜审姚达》的演员获一等奖，专业实力和社会地位得到社会各界充分认可。

至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家“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选择多样化，深泽坠子戏受到了严峻的考验。物价上涨，演员工资相对较低，很多演员开始经商下海，致使剧团不能演出全本折子戏，只能以选段形式应付红白喜事和小型庙会的需求，剧团仅仅处于维持状态。深泽坠子戏的发展再次进入了低谷期。1992年深泽坠子的低迷发展状况得到深泽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决定成立“深泽县文工团”。坠子剧团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以歌舞为主、坠子戏为辅的混合演出形式。这种模式既迎合了观众不同的欣赏口味，也保证了坠子戏的持续发展。1994年以后，歌舞表演市场开始萎缩，大部分演员退团，深泽坠子戏步履维艰。“80年代以后，国家对民族社会的影响就主要是通过经济改革、商品意识的培育与国家政策的宣传等方式来实现的。”国家以其无形之手，行重经济、轻文

三、转型与创新：坠子戏现代遭际

世纪之交，部分建团元老和主要演员相继离世，无疑使剧团的发展雪上加霜。近年的发展状况也不容乐观。据笔者2010年7月考察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全团能上场演出的正式演职人员16人，年龄最小的40岁，年龄最大的69岁。每遇大型演出，便请当地业余艺人协助演出。剧团演职人员少，且老龄化严重，急需年轻演员加入。

为了坠子戏发展，剧团领导带领全团人员努力奋斗，逐渐开拓了一片天地。2001年，深泽坠子戏走进中央电视台，在戏曲频道向全国观众表演了《八王坐监》《绣兜兜》等优秀经典剧目选段，深泽坠子戏开始进入全国观众的视野;2004年，剧团排演了一部紧跟时代的现代剧目《任长霞》，在全县公检法系统演出，受到深泽县委县政府及广大观众普遍赞誉;2008年，根据新农村建设和党服务三农政策的需要排演了现代剧目《故乡情》。在2009年“洪生杯”第八届河北省戏剧节上，《故乡情》获多项大奖。2010年以来，剧团与深泽县政府相关部门排演了反映良好社会风尚的现代坠子戏《女儿情》《人间真情》《好大一棵树》《春暖人间》等剧目，演出受到大众的好评。

深泽坠子戏的发展现状也受到政府相关部門的重视。2007年7月，经河北省政府批准，深泽坠子戏成功入选河北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深泽坠子戏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尽管剧团还是那个剧团，演员还是那些演员，但是“国家级非物质遗产”是国家给予的光荣称号，使他们具有了以前所不具有的独特含义。当前，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深泽坠子戏具备了新时期的“特殊身份”，具有了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

2009年7月，中宣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加快转企改制工作步伐，积极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并明确了国有院团改革路线与时间计划表。根据院团体制改革路线时间表，2011年8月深泽县坠子剧团转企，改称“深泽县坠子剧团有限公司”。剧团为保证正式员工权益，忍痛将5个临时工解雇，全团上下人心惶惶，全体演职人员认为自己将来的生活恐将朝不保夕。

国有剧团体制改革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改？剧团体制改革不仅要趋利，也要避害。不仅要保证演职人员的待遇，还要利用新机制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

为稳定人心，深泽县政府坚决执行院团改制“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原则，坚决执行原有事业单位经费正常拨付。此外，深泽县政府大胆探索，积极采用灵活多变方式稳定军心，发展坠子事业。在将坠子剧团改成演出公司的同时，持续将以坠子剧团演员为主的事业单位“深泽县文工团”继续保留，实行新时期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制度。

为改变当前不利的演出局面，2012年深泽县文体局局长纪书强与坠子剧团主要成员协商，欲招私人坠子剧团骨干张国玉等加入深泽坠子剧团，以充实剧团实力。深泽县文体局首先给张国玉夫妇及儿子儿媳以企业编制加入深泽县坠子剧团有限公司，并给四人上交养老保险。其次是深泽县坠子剧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王小亚负责深泽县境内的排练与演出、上级的政治性演出以及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接洽等事宜;张国玉负责深泽县以外的民间演出市场。

王小亚、张国玉二人分工明确，权责清晰。在二人的正确领导和全体演职人员共同努力下，深泽坠子戏焕发了新的生机。现在，张国玉每年带领坠子剧团在各地农村演出400多场。此外，王小亚不仅领导剧团积极参与深泽县消夏晚会、春节团拜会、戏曲晚会及各种政治性演出，还积极组织老艺人进行录音录像，复排传统剧目，等等。国营剧团利用民营剧团的灵活多变的形式，形成新的“公私合营”式发展模式，促进了坠子戏的发展，使深泽坠子戏逐步焕发了昔日的辉煌。

201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指出，“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健全戏曲艺术保护传承工作体系、学校教育与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传习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机制、戏曲工作者扎根基层潜心事业的保障激励机制”。2016年3月，深泽坠子戏实施戏曲进校园工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崔彦生与赵红彦、张晓红、张会肖、曹建更等演职人员赴马里小学、铁杆小学、留村小学、赵八小学每周两次传承坠子戏。此外，坠子剧团演员还到赵庄村和马铺村的两个民间坠子剧团进行辅导。深泽县文体局有意识对以上四所小学和两个民间剧团予以政策倾斜、物资帮扶及资金支持。2018年2月考察时，深泽县文体局局长刘焗对笔者说，政府意识到坠子戏后继乏人，正在积极想办法，准备成熟后向县政府报告文体局对深泽坠子戏的发展规划。

纵观深泽坠子戏的发展可知，坠子戏由河南坠子发展而来，由于深泽县政府的推动作用，使剧团从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民间组织转变为国家正规剧团。坠子戏历经数次“风波”传承至今。剧团的性质经历了“民营公助”“事业”“企业”等不同模式（制度），凸显了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地方剧团发展所进行的探索性尝试。剧团性质的变化，对民间艺人和剧团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从坠子戏的演变来看，我们感受到了我国部分说唱乐种转变为地方戏曲的发展路径。在新形势下，深泽县坠子剧团有限公司积极吸收有活力的私人剧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為其他地方戏剧团在当下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借鉴。

从民族音乐学视角来看，艺术形态由说唱转变为戏曲，唱腔由传统坠子说唱演变为以坠子唱腔为主融多种戏曲声腔的形式，乐队由单一的坠胡伴奏演变成为文武场兼有的乐队（文场坠胡主奏）。在艺人观念中，由单一的说唱向戏曲转变，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对观众更具吸引力;观众则从最初“买了被子看坠子”看化妆坠子和坠子戏到当下喜闻乐见而不愿花钱买票看坠子戏，等等。

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坠子戏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处于平衡状态。因此说，坠子戏不仅仅具有宣传、引导、教化、示范功能，而且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比拟的。

从“非遗”视角下的“国家在场”理论来说，入选“非遗”项目后，“国家在场”以隐性方式出现，改变了过去政府直接干预演出的显性方式。政府管理呈现出间接管理、宏观把握的趋势。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坠子戏繁荣发展说明国家政策宽松，宏观把握较为适度，有利于传统艺术的发展。

但是，表演呈现程式化和题材单一化趋势，淡化了对生活细节描述，弱化了对人性情感的深度描绘，使戏曲保存呈“外壳化”。这些弊端也提醒剧团主管部门在以后的管理工作中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去管理剧团，以促进剧团健康发展。

注释：

[1]《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1年5月7日。

[2]深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深泽县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485-486页。

[3]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河北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河北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3年版，第463页。

[4]方墨涵：《原生与再生——豫中笙管乐班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届硕士论文，第10页。

[5]深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深泽县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486页。

[6]崔榕：《国家在场与近百年来湘西苗族文化的变迁轨迹》，《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第103页。

[7]张振涛：《晋北采风二题——民间花会与国家在场》，《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102页。

[8]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http：//www.china.com.cn/culture/2010-07/28/ content_20593848.htm， 2009年07月27日。

[9]张圉玉，1968年出生，男，河南省内黄县人，白幼喜欢曲艺。1996年作为临时工应邀进入深泽坠子剧团。由于收入低，2005年辞职，回河南内黄县组团演出坠子戏，演出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演出自然也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演出足迹主要在河北保定、石家庄部分县市、山西太原等地的各县农村。

[1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17/c_1115961624.htm.2015年07月17日。

[11]深泽县文体局局长刘煽对于深泽坠子戏的后备人才培养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招收河北省职业艺术学院和石家庄市艺术学校戏曲班毕业生学习坠子戏。一般经过短期训练便可登台演出;第二，河北省职业艺术学院和石家庄市艺术学校招收坠子戏学员，为深泽坠子戏进行委托培养后备力量;第三，借助原深泽职业中学文艺班的办学经验，聘请河北省职业艺术学院和石家庄市艺术学校教师进行就地培养人才。此外，为了留住毕业生，刘局长还与笔者深入探讨了关于毕业生待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