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凯聪

【内容提要】中国弹拨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它是丝绸之路文明的缩影。在国家呼吁文化自信、大力倡导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今天，如何从沉甸甸的历史中汲取养分、传承经典、展现当代中国弹拨音乐的风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本文通过对中央音乐学院弹拨乐团和《西域流光——中国弹拨·击乐音乐会》的考察认为，中国弹拨音乐人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答：重视当代弹拨室内乐作品的创作和挖掘、关注传统经典作品的重新演绎、探索弹拨乐器与其他乐器新的合作方式。

【关键词】弹拨乐 打击乐 弹拨室内乐 多源一体 中央音乐学院弹拨乐团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广博而深厚，是多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结果，学术界称之为“多源一体”的文明形成模式。在其漫长的形成过程中，汉唐时期兴盛的“丝绸之路”撑起了连接亚欧交流的桥梁，大量的西域文化由此传人，其中曲项琵琶就是西域音乐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最早关于琵琶的论述出自汉代刘熙的《释名-释乐器》，文日：“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日批，引手却日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这条史料不仅明确地提出琵琶这件乐器出自胡中，为马上所奏之乐，还根据演奏技法阐明了其名称的由来。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琵琶在当时多被冠以“胡乐”的称谓，然而参照中国的乐器发展史来看，单一地将琵琶作为西域乐器似乎还不够确切。因为早在曲项琵琶传人之前，中原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琵琶类的乐器，所以当时琵琶并不是仅指从西域传人的梨形音箱的曲项琵琶，而是多种形制相似的弹拨类乐器的统称。秦、汉时期被称为“秦汉子”的直项琵琶就是由秦末的弦鼗发展而来，它的形制为直柄、圆形共鸣箱，与梨形音箱、曲颈、四条弦的曲项琵琶有着较大的差异。西域琵琶进入中原以后，迅速地和本土的直项琵琶进行了融合，并逐渐地发展成为了隋唐九、十部乐演奏的主要乐器，对盛唐歌舞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追溯琵琶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这件乐器见证了中华文化“多源一体”的形成模式。外在形制上，它集曲项琵琶和直项琵琶的外形于一体。内在音乐内容上，它在燕乐体系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言：“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为燕乐。”隋唐时期盛行的燕乐是一种融合华乐传统，同时又大量吸纳外来音乐的产物，琵琶作为燕乐的主要乐器，保留了西域音乐的风格特征，又继承了中原华乐的特点，两种音乐文化在不断地交流和碰撞之中水乳交融，完成了中华文化多元互动的结合，也使得以琵琶为首的弹拨乐器组合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演化、发展成为了中国民族音乐的典型样式之一。

回望历史才能够更好的指導当下、展望未来，这是琵琶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弹拨乐团的组创人章红艳教授一直以来坚持的理念。在世界文化越来越朝着多元化、开放化和融合化发展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决定着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弹拨音乐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积淀，在音乐体裁、作品样式以及乐器组合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当代音乐人应该从历史中汲取精华、借鉴经验，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搭建桥梁，展现当代中国弹拨音乐的魅力。

在这个问题上章红艳不仅是一个思考者，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践行者。2003年她开设了《弹拨乐重奏与合奏》课，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中央音乐学院弹拨乐团。作为一个在中国最高音乐学府当中创建的专业乐团，它无疑是考察中国弹拨音乐发展动向的窗口。弹拨乐团成立伊始就将探寻当代中国弹拨音乐的发展，推动中国民族弹拨乐的繁荣作为目标，十几年来乐团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地耕耘，时至今日已经发展成为了当代中国极富创造力和代表性的弹拨乐团。2017年基于对敦煌壁画中琵琶与鼓组合形式的多次考察，章红艳首次和日本的能乐大鼓演奏家大仓正之助合作，先后在中国和日本连续举办了两场《西域流光——琵琶与鼓音乐会》，收获了广泛好评，也开启了弹拨乐团与其他乐器组合表演方式的探索。2018年在此基础之上，“西域流光”音乐会进一步从中国音乐的内部寻求合作，将弹拨乐与中国的打击乐结合，从中国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中汲取养分，筹划了《西域流光——中国弹拨·击乐音乐会》，并获得了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中华音乐精品项目的支持，于5月6日晚亮相悉尼歌剧院，向世界展示了当代中国弹拨音乐面貌，让世人感受到了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

这台精彩的音乐会不仅颇具西域风情，同时还集中国传统经典与现代个性于一体，所选作品风格迥异，既有当代创作的优秀室内乐作品，又有重新编排的传统经典之作，最具亮点的弹拨乐与打击乐的结合不仅突出了各自的个性，又让观众感受到了两者融合的和谐之美。透过音乐会独具匠心的构思可以反映出当代中国弹拨音乐人的所思所想，这也是他们对于如何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并展望民族音乐未来问题交出的答卷。这台音乐会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重视当代弹拨室内乐作品的创作和挖掘、关注传统经典作品的重新演绎、探索弹拨乐器与其他乐器新的合作方式。

一、重视当代弹拨室内乐作品的创作和挖掘

中国当代民乐室内乐创作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院派作曲家们热衷探索的创作领域，这种音乐体裁伴随着新潮音乐的潮流而来，是西方现代音乐与中国民族音乐融合的成果，也是当代音乐文化走向多元化的表现。作为一个对中国弹拨音乐发展有着长远思考的音乐家，章红艳十分重视弹拨室内乐作品的创作和挖掘，她以演奏家的实际感受与创作者们进行交流，鼓励他们从传统的源头去寻找乐思，挖掘了一大批优秀的当代弹拨室内乐作品。此次音乐会上选取的3首具有浓郁西域风情的作品皆为当代新创作，主题曲目为琵琶和打击乐而作，取名《西域流光》，是青年作曲家李博禅去新疆、甘肃、中亚等地重走丝绸之路后的所思所想，乐曲以游走的方式展现出了古老丝路的面貌和当代人行走于其中的心路历程。在技法方面作曲家注重从琵琶和打击乐的音色中获得灵感，他认为琵琶丰富的演奏技法给予了这件乐器多重的音色魅力，使之既能够表现慷慨之声，又能够展现神秘抒情的一面。打击乐也是如此，两者都是文武兼备的乐器，所以两者的结合能够碰撞出一种内在的张立。全曲采用现代音乐的结构方式构思，没有规整的结构模式，以散板开始，中间经过慢和快板的过渡，以散板结束。其中慢板乐段从西域音乐中吸取元素，使用了章红艳提供的《敦煌琵琶谱》（陈应时译）“急胡相问”之主要音高元素作为材料，有效地探索了如何将民族个性音乐元素融于现代创作的问题。快板乐段发挥了琵琶和打击乐表现激情的一面，多种音色变化制造出了丰富的音响效果，同时也将乐曲推入了高潮。最终的散板有回归的意味，是对古老丝路文化的追思，也是作曲家对这段旅程意味深长的回味，留给听众的更多是意犹未尽的思索。这首作品抓住了丝绸之路上

文化流动的特点，既呈现出了古老文明的静谧，又展现出了文化传播涌现的无限动力。

另外一首具有浓郁西域风情，为弹拨乐队和中国打击乐而作的作品《那拉提》出自青年作曲家刘畅之手。这是一首配器精美的室内乐作品，曲调带有浓郁的新疆音乐特色，作曲家抓住了新疆音乐的精髓，并着意通过丰富多彩的配器色彩展现优美的旋律线条，深度挖掘出了民族乐器不同组合方式的音响效果，给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音响层次上，该曲不仅突出旋律因素，还将鲜明的节奏型巧妙地贯穿于全曲之中，韵律感十足的节奏非常具有带入感，尤其是康加鼓的加入，在后半段起到了烘托乐思高潮的作用。鼓点的点状音响犹如策马奔腾的马蹄一般，与弹拨乐团勾勒的优美旋律相得益彰，更与乐曲的主题“那拉提”紧密贴合。那拉提地处天山腹地，伊犁河谷东端，以茂密广阔的草原著称，突厥语意为“白阳坡”，寓意着“源头”，作曲家找到了原为马上所奏之乐的弹拨音乐的源头，面对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心声之雀跃油然而生，整个作品充满了朝气蓬勃的气息。

弹拨重奏曲《胡旋》原是作曲家姚盛昌为电视剧《唐明皇》所作的曲调，后改编为弹拨乐作品。这首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西域风格，还带有盛唐宫廷音乐的辉煌色彩。乐曲开篇以单支琵琶断奏到连奏的音响塑造出了一种由远及近的画而感，随后乐队进入一段优美的旋律，这段音乐的素材取材于西域音乐，鲜明的音阶特点歌唱出了神秘的异域风情。西域音乐传人中原之后最早在宫廷和上层社会中盛行，乐曲连续演奏两遍主题旋律之后加入了一段打击乐，弹拨乐团化作打击乐中的一员，发挥了弹拨乐器敲击的音色魅力，整齐划一地挥动手臂演绎盛唐宫廷中演出的盛况。随后进入的曲调典雅庄重，西域音乐特色与传统宫廷音乐特点相映成辉，寓意着西域音乐传人中原之后与华乐的融合内化。作曲家巧妙地构思了弹拨音乐多源头融合的形成模式，深入地呈现了中国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

好的作品应该首先悦耳，然后悦心，进而滋养身心。章红艳看重弹拨音乐厚重的历史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所以在选择现代作品时不仅看重乐曲的可听性，更看重其背后的文化积淀。上述三首作品在满足悦耳的听觉审美需求之上，更侧重于从西域音乐的源头之中获得灵感，追溯逝去的文化风貌以及不同文化融合的意义，用现代人的所思所感去触摸厚重的历史，所谓文化传承也大抵如此。

琵琶見证了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的交往与融合，经过不断地积淀成为了当代中国民族音乐中的一朵奇葩。室内乐作品《武生》就是一首运用弹拨乐和胡琴组合刻画中国传统戏剧行当武生性格的新作，作曲家王云飞选用最具中原特色的京剧题材创作，看重打击乐在表演中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的戏剧性效果，将其转嫁到弹拨乐器之上，充分发掘弹拨乐器在不同演奏技法之下出现的新音色，用胡琴和弹拨乐团形象地模仿了打击乐的音响效果，生动传神地再现了武生的形象。这一构思不仅挖掘了弹拨乐器在音色方面的多种可能性，更巧妙地传达了弹拨乐器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各个地区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的不同塑造出了不同的文化特点，音乐也是如此。《炎黄风情》是作曲家鲍元恺以中国24个不同地区的民歌为素材创作的一个系列组曲，最早为西方管弦乐队而作，本场音乐会选择了其中的两首作品《走西口》和《杨柳青》来重新演绎，以此来表现弹拨乐器的内化发展。两首作品的地域性风格差别较大，这样安排既彰显中国地域音乐风格的差异性，又展现中国民族音乐的丰富性，并且从弹拨乐器的音色出发，突出其线性旋律的表现力和点状音响的魅力。《走西口》是一首陕北民歌，西口即为当年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后的第一个关口，这首民歌以悠长深情的口吻诉说了过去生活在黄土高原贫瘠地区的人们背井离乡，到口外谋生的故事。弹拨乐团的重新演绎充分发挥了拨弦乐器演奏线性音响的优势，如泣如诉的弦乐音色和细腻落错的复调声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对情人依依不舍的离愁别绪，既有缠绵悱恻的耳语，也有依依不舍的惜别。与之对比选择的《杨柳青》是一首欢快活泼的扬州小调，“杨柳青”是原歌中的衬词，并无特别含义。扬州地处江南地区，说的是吴侬软语的吴方言，在音乐风格上也多低吟浅唱之感。这首小调诙谐风趣，乐队从两个声部开始采用拨奏的形式演奏，模拟民间打击乐的锣鼓节奏，点状的音响将主题旋律串联而出，不同的声部接地出现，逐步转入全部拨奏，突出了乐曲俏皮爽朗的性格。

从这些弹拨室内乐作品的创作和选择来看，当代作曲家和演奏家显然已经找到了展现弹拨音乐魅力的方式。追溯其厚重古老的多元源头，重视不同文化的流变性和交融性，从传统之中而来，立足于当下，放眼未来，这是当代人弹拨音乐人的心声。

二、关注传统经典作品的重新演绎

具有胡乐和华乐双重基因的琵琶，在中国文化上千年的滋养中积累了许多经典的曲目，如《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等古曲。本场音乐会选择对这两首作品进行重新编排，在传承传统音乐的同时，也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春江花月夜》又名《夕阳箫鼓》《浔阳月夜》，最早见于清代鞠士林所传《闲叙幽音》琵琶谱，后历经各个时期传谱传承至今，此次重新编排采用6人弹拨组合编制，演奏家们娴熟的用推、拉、揉、吟等演奏技法，一唱三和地唱出了这首

委婉典雅的曲调，流畅多变的节奏，巧妙默契的配合，丝丝入扣的演绎，将春江迷人的月色勾勒了出来。暮鼓送走夕阳，箫声迎来圆月的傍晚，泛舟湖上看着两岸青山叠翠，花枝弄影的景色，听着水面波心荡漾的桨橹之声，心旷神怡。音乐描绘了一幅山水水墨长轴画卷，处处是风景，风雅无边。此种闲情雅趣是中国文人典雅审美和悠然心境的写照，他们在传统儒释道文化的浸润中修养了风清雅致的气韵，构成了中国传统音乐审美品格的特征之一。

《十面埋伏》，是一首琵琶武曲，乐曲讲述了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垓下决战的情景。关于其创作年代迄今无一定论，从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的长诗《琵琶行》中可知白届易曾听过有关表现激烈战斗场景的琵琶音乐。该曲曲谱最早见于清代华秋萍的《琵琶谱》，乐曲采用章回式结构，全曲十三个段落，充分发挥琵琶丰富的演奏技法，从列营布阵到埋伏决战、生死搏杀再到项王兵败、乌江自刎，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两军垓下大战细节，戏剧冲突性激烈，故事性极强，展现了琵琶丰富的表现力。这次重新编排是在1998年章红艳创造性地运用台上台下呼应的演奏方式成功出演的基础上，再加入中国大鼓而成，琵琶乐队埋伏在演奏厅的四面八方，塑造出了一个圆形的声场，利用剧场的音响效果表现出了该曲磅礴的气势。

除了以上两首经典古曲的重新编排之外，音乐会上还选择了一首热瓦普改编曲《天山之春》来演绎。这首作品原为乌斯满江和俞礼纯合作的热瓦甫独奏曲，1961年由琵琶演奏家王范地先生将其改编成琵琶独奏曲后而广泛流传。此次演出采用三重奏的方式重新编排作为音乐会的开场曲。乐曲由两个段落构成，第一段通过两个对比鲜明的主题描绘春到天山时一派明媚喜人的秀丽风光，曲调优美抒情，富于浓郁的维吾尔族音乐特色。主题一在三个声部的一应一答之中完成，像是人们之间和谐的对话，主题二更轻快活泼，延续对答的方式演绎。第二段是一个欢腾的快板段落，音乐转入大调性，节拍也变为明快的二拍子，旋律带有强烈的舞曲特点，重奏变为合奏，三把琵琶同时起拍，充分发挥了琵琶扫、摭、分、打、带音等多种演奏技巧，一气呵成地描绘出了天山儿女载歌载舞的宏大节日场面。

经典作品是经过时间打磨、经久不衰的典范之作，是能够引领时代审美风潮的文化精品，演绎经典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本场音乐会选择了琵琶发展史中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品来重新编排和演绎，显示出了演奏家巧妙的构思和对文化传承的思考。

三、探索弹拨乐器与其他乐器新的合作方式

本场音乐会的出发点是从敦煌壁画中发现琵琶与鼓的组合形式开始的，弹拨乐和打击乐都具有古丝路音乐文化的特征，历史上它们的合作只能停留在人们的想象之中，在千年之后的今天重新探索它们之间合作的可能性无疑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这是章红艳追溯传统文化之根的初衷，经过上次与日本能乐大鼓演奏家的初次合作和摸索，这次与中国打击乐的合作又将是弹拨音乐向外寻求突破发展的新契机。中国民族打击乐器品种多样，技巧丰富，它们不仅是节奏性乐器，并且每组打击乐群都可以独立演奏，对衬托音乐内容、戏剧情节和加重音乐的表现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次音乐会以“西域流光——中国弹拨-击乐音乐会”为名，意在突出中国民族乐器中两种不同乐器合作的表演形式，整场音乐会不仅在多首作品中加入了打击乐演奏，更准备了单独的打击乐作品，追求融合之美的同时也彰显了个性之美。

主题曲目《西域流光》的表演形式集琵琶、打击乐和舞蹈于一体，现场配以千佛洞壁画、灯光随音乐的起伏明暗转换，充分融合听觉和視觉效果，让在场听众仿佛行走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样，与音乐诉说的情感同呼吸共命运。作曲家在创作时就意在展现琵琶和打击乐的音色魅力，这次演出以中国的大鼓和磬组成打击乐组合与琵琶配合，两者在音响上构成了一个既相似又有对比的声场。当琵琶以线性音响歌唱旋律时，打击乐组就以点状音响点缀其中，声声入耳、如泣如诉。当快板乐段迸发激情之时，两者又迅速地结成了音响联盟，共同进退，很好的传达了乐曲震撼人心的效果。琵琶和鼓是敦煌乐舞史料中常见的乐器，鼓和罄也是中国古代乐舞活动中常用的打击乐器和礼器，受这一传统模式的启发，这次演出特邀青年舞蹈家李响来共同完成。他的舞蹈是在中国古典舞基础之上的延伸，其中许多动作造型都与佛教菩萨的造像有关，既突出了古典的韵味又具有现代个性，舞蹈家一袭白衣随音乐的起伏波动缓缓而入，又不留痕迹地悄然而出，给整个作品增加了无限的韵味。

此外由弹拨乐和打击乐合作完成的作品还有琵琶武曲《十面埋伏》，这首声势浩大的作品与中国大鼓的特点十分相配。大鼓在远古时期就以威慑四方而闻名，相传黄帝在征伐蚩尤的涿鹿之战中曾九战九不胜，后受元女之教，造“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里，以鼓声“象雷霆”大壮军威，终于擒杀了蚩尤。《山海经》中也有“……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的记载，由此可见大鼓的作用和威力。在这首表现战争场面的作品中加入大鼓演奏极大地加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大鼓在舞台上与四周包围的琵琶乐队相互呼应，如战争号角一般声声震耳发聩，将整首作品的能量释放了出来，让现场听众犹如身临战场一样，感受到了巨大的激烈悲愤。

这两首作品的合作展现出了弹拨乐和打击乐相互融合的魅力，也代表着这次表演形式探索的成功。为了进一步展示中国民族打击乐丰富的表现力，音乐会还选取了两首打击乐的经典作品上演，让观众再一次大饱耳福。《锦鸡出山》由湘西土家族流传最广的一种古老民间器乐合奏“打溜子”改编而成，相传这种打击乐形式是人们在“月蚀”之时，敲盆击鼓驱逐“吞月”之“天狗”而来。打击乐队使用响铜乐器锣、钹来完成，通过丰富的演奏技法制造出打击乐器多变的色彩效果，配以复杂的节奏变化，生动风趣的表现了锦鸡下山时相互扑戏玩耍的欢乐场景。另外一首作品《闹天宫》由打击乐演奏家王建华以京剧《闹天宫》的剧情为素材编曲，采用传统京剧锣鼓场的形式与其他打击乐器配合演奏，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彩场面表现了出来，让听众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戏曲打击乐的精彩和艺术家的精湛技艺。

结语

这场颇具西域风情，既传统又现代的音乐会就是一个窗口，通过它可以让世界倾听当代中国弹拨音乐的声音，感受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魅力。从音乐会的乐曲选择、编排和表演形式来看，弹拨乐人显然已经在传统和未来之间找到了探索的路径。他们重视弹拨音乐多源的文化属性，努力在各种音乐风格之中寻根溯源。他们对文化的流变保持开放的心态，对传统心存敬意，想要通过各种途径在厚重的历史土壤中汲取养分，传承文化经典。同时他们又关注当代人的所思所想，意在连接过去和当下一脉相承的关系，承担起创造当代经典文化的重任。

回首过去才能做好当下，立足当下才能够放眼未来，这是当代中国弹拨音乐发展的实践理念。章红艳表示，本场音乐会旨在为澳大利亚观众重现当年丝绸之路的故事，以中国弹拨乐、打击乐结合的方式，把《西域流光》塑造成一台纯粹的中华音乐精品，增加澳洲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以文化软实力吸引世界的目光，实现文化强国的梦想。这是中国弹拨音乐人的初衷，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初衷。

注释：

[1][汉]刘熙：《释名》，《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7页。

[2][宋]沈括著，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1页。

[3]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