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怀宇

编者按：2018年伊始，安徽美术出版社联袂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本刊从2018年第一期开始，陆续刊登了法帖部分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现第一辑已介绍完毕，从2018年第十一期开始，本刊将继续刊登本书系第二辑和第三辑的内容，包含宋拓《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刘熊碑》、民国拓本《元显？墓志》等精良拓本，以及《董其昌行书赠张旭、题卢道士房诗卷》《文天祥草书谢昌元座右辞卷》等珍贵墨迹本，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

《刘熊碑》全称《汉酸枣令刘熊碑》，又称《刘孟阳碑》，原碑共二十三行，每行三十一或三十二字，立于东汉时期。此碑只有三处简短的文字，描述了刘熊生平、世系的具体内容，如“君讳熊，字孟□，广陵海西人也”“光武皇帝之玄，广陵王之孙，俞卿侯之季子也”“出省杨土，流化南城”，其余文字则主要是称颂刘熊的政绩。

南宋洪适的《隶释》中明确记载了此碑碑文为隶书，共六百七十字，当时已缺四十三字。碑阴刻有捐钱、立碑人的官职、姓名和捐款数。碑侧有宋人所刻跋语。全碑没有记载撰书人的姓名。可见此碑至少在南宋初期就已被发现，之后不明原因断毁，只留下两段残石。1915年顾燮光在延津县城内访得残碑，并著《汉刘熊碑考》。因残碑曾被用作捶石，碑身正面文字全毁，仅剩背面五十余字，现存延津县博物馆。此碑曾长期被认为是汉代书法家蔡邕所书，但经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一错误认识。

此碑受到了历代金石学者的关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南宋陈思《宝刻丛编》，明杨慎《金石古文》、都穆《金薤琳琅》，清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冯登府《石经阁金石跋文》、严可均《铁桥金石跋》、洪颐煊《平津读碑记》、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马邦玉《汉碑录文》、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民国陈汉章《缀学堂河朔碑刻跋尾》、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欧阳辅《集古求真》等著作对《刘熊碑》皆有记载。

《刘熊碑》拓本流传极少，现存的宋拓本只有两件，分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故宫本”无题跋，“国博本”有多人跋。二者现今皆为立轴装裱，分为上下两部分。根据残损痕迹的比较，可以发现两本上半部分完整度接近，下半部分皆有残损。相比之下“故宫本”在第十二、十三、十四列处残损更多，而“国博本”则在第二十一列处残损较多。整体上看，“国博本”存字较多，因此民国时期金石学者多认为“国博本”较之“故宫本”更为重要。但实际上“故宫本”亦有“国博本”中不存之字，如“国博本”下半段第二列“显”字已缺，而“故宫本”还能够依稀辨认出。“国博本”下半段第六列“之惠”二字已缺，而“故宫本”也还能依稀辨认出。因此，可以说两者之间应当是互相补校的关系。除此两本之外，行世的《刘熊碑》拓本或双钩本还有“沈树镛本”“江秋史本”“汪容甫本”“赵之谦本”“翁方纲本”，价值皆远逊于以上两件宋拓本。

“故宫本”为宁波范氏天一阁旧藏，曾被剪裱成册，后恢复裱成整幅，新中国成立后归故宫博物院收藏。此本曾经马子云、唐兰鉴定，认定为宋墨精拓，为珍品甲。（王壮弘从材质的角度认为此本当为明代中期之后所拓。）因碑已残为两块，拓本上段十五列，每列有十至十二字不等。下段二十二列，每列十至十五字不等。题签一：“道光二十三年，范懋政书。”钤有“沈德寿秘宝”“補兰轩金石图书记”两印。

“国博本”整纸宋拓，在清代曾为刘鹗收藏，后归收藏家端方，又归完颜衡永，1966年经北京市文物商店介绍，中国历史博物馆从庆云堂购得。此本上段存十二行十五列，下段有十六行二十二列。有罗振玉、李瑞清、缪荃孙、李葆恂、左孝同、章钰、杨守敬、完颜衡永、张玮、溥修、郑孝胥、俞陛云、升允、程志和等多人题跋和观款。这些题跋不仅表明了当时许多重要金石学者对于《刘熊碑》拓本的认识水平，也显示出围绕收藏家端方所形成的金石书画圈所具有的学术水准。

罗振玉对“国博本”极为推崇，他在题跋中认为，之前所见“范氏天一阁本”比此本缺少一些字，因此“国博本”应为存世最善本。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张謇等人的认同。而罗振玉之前所见“沈均初本”为翻刻本、“翁方纲本”为双钩本，与之更有“云泥之别”。罗振玉还在题跋中对前人关于《刘熊碑》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考订中的讹误。根据罗振玉的题跋，1906年时此本为“丹徒镏氏”所藏，而端方应该是在此后获得这件藏品。

章钰、左孝同、李葆恂皆是在端方收藏此本后为其书写题跋，跋文中除了称赞端方收藏之本远超当时行世其他诸本之外，对此碑的书法水平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且亦都认为此碑为汉代书法家蔡邕所书。缪荃孙虽然没有言明是为端方所题，但根据二人当时的密切关系，仍可断定其跋文是应端方的要求题写的。跋文中既对前人研究此碑的著作予以评价，同时进一步考证了刘熊的身份。

杨守敬在此本题跋最多，不仅比较了存世诸多拓本的异同，也讨论了前人对此碑考证的相关问题，还指出了此本书法的重要价值。端方还请李瑞清书写过跋文。作为当时重要的书法家和学者，李氏没有刻意推崇端方的藏品，反而从汉代书法字形发展演变的角度，认为此碑并非蔡邕所书。其能力排众议，得出正确结论，显示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

端方去世后，“国博本”《刘熊碑》在1918年被北京地区重要的书画收藏家、书画商完颜衡永于厂肆中重金购得。他认为此本在诸多传世本中品质最高，但或因鉴赏水平，或因所见不广，其指出的“范氏天一阁本已付劫灰”等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根据之后张玮的题跋可知，此拓本至少在1961年仍保存在完颜衡永处。

《刘熊碑》的书法水平在汉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在用笔上既不同于《礼器碑》奇崛瘦硬的风格、《张迁碑》方正平整的面貌，也不同于《曹全碑》潇洒飘逸、灵动俊秀的气质，而是与《史晨碑》《乙瑛碑》骨肉匀适、流畅自然的风格较为接近。此碑结字规整，布局疏朗，用笔流畅，点画优美且富有变化，停顿转折处虽略见方正，但又不刻意强调力量感，是汉碑中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翁方纲称其：“隶法实在《华山碑》之上。”杨守敬称其：“古而逸，秀而劲，疏密相间，奇正相生，神明变化，拟于古文。”在汉代碑刻中，一类作品刊刻精细，能够比较清晰、明确地展现出书写的痕迹，虽然不能完全与墨迹“贴合”，但亦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运笔过程，甚至提按转折，著名的《曹全碑》《礼器碑》《孔宙碑》《华山碑》都属于这一类型；而另一类作品则更多地体现了刻工的刻制痕迹，整体上显现出古拙、浑厚、质朴的独特美感，以《石门颂》《张迁碑》《祀三公山碑》最具有代表性。从这一角度看，《刘熊碑》较好地体现出了书写者运笔和结字的方法，应当属于第一类汉碑的风格，作为书写、临习隶书的范本，其价值不言而喻。

本栏目图文选自安徽美术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的《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二辑）·刘熊碑（宋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