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魆

1

我身体里有一条生病的黑犬，它在我的脖子处，一个构造形似蝴蝶的内分泌器官。蝴蝶，美丽的词语，只能形容它的生理构造。也许，黑犬是一个更抽象也更恰当的比喻，正如丘吉尔曾这么描述自己的忧郁症：“我有一条陪伴我一生的黑犬。”

我也有一条黑犬;我的甲状腺;它生病了。

从一月开始，我往返奔波于中山医院和出租屋之间。多年前，妈妈和她的姐妹们也往这家医院跑，包括外祖父和舅舅在内，我们的甲状腺都有问题。这个家族养了一条难以侍候的、长寿的黑犬，可是它的存在不是为了讨任何人的欢心。这条黑犬疯了似地啃咬我们的病躯，消化我们的肉。我多次梦见被犬咬，大汗淋漓，双手拼命掰开犬齿。

周围的人先于我察觉到黑犬的攻势。比如，理发店的老板说：“你的脸！”往日的恋人说：“你的脸！”我的妈妈说：“你的脸！”无处不在的镜子说：“你的脸！”他们都在说：“你的脸！”我的脸，怎么了呢？我的黑犬曾是条安分守己的猎犬。如今，它猎食自己的主人，如愿以偿地啃掉了主人脸颊上的肉。因此，我清晰地看见自己颅骨赤裸的轮廓。一张病中的脸。

2

第一天到医院，我在核医学科公告栏上寻找妈妈年轻时的主治医生的名字，没找到。

候诊楼三楼的走廊有一排长长的窗户，望得见回形大楼的中庭。中庭的四周墙壁布满喉管一样的巨大排气管，攀附，上升。中庭的花园里，有一棵四层楼高的木瓜树，结满瘦弱的瓜。它怎么可以长这么高，结这么多瓜？每个瓜看起来却都营养不良，正像我一样。

城市医院学科细分，踏入同一栋门诊大楼的病人都为同一种疾病而来。医生与病人在疾病诊断上的纽带很早就建立起来，剩下的流程不过是疗法选择和用药控制。这种疾病的疗法统共不过那三种：西药、同位素碘-131和手术。我没有向医生过于繁复地描述自己的感受。

“……对，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我说。

我的主治医生五十多岁，有点秃头，他对我的症状了然于胸，问诊不紧不慢，给人心不在焉的错觉。他在我的病历上写下：家族史，妈妈外公舅舅姨妈。他当然知道我的身心在遭受何种折磨;他没有体验过这种疾病;他只是“知道”而已。好比机械师不是非得成为一台坏机器，才能找出并排除零件的故障。又比如，人们只管咀嚼超市买来的羊肉，牧羊人却必须懂得如何饲养和驾驭羊群。

医生未曾像眼前这群病人那样：眼球突出、形销骨立、心跳过速、脖子肿胀。多年的成功经验，让他超脱于此病之外。实际上，它不怎么致命，虽然对肉体有不小的摧残作用，但那种由于激素紊乱导致的近似忧郁症的精神压迫，才是那条在我体内疯狂作祟的黑犬。晨起时惊惶，昏冥时惊慌。

诊室里有一个女人，她的眼球像骇突的小兽，暴躁震颤，要挣出狭窄的眼眶似的。我与她对视，她那凸出的眼球，扩大的瞳孔，如同忿怒身佛像的双眼一样，有一种众生全无的凶猛凝视。我可以回避她的凝视，可我怎么回避自己的内向凝视呢？我的眼睛虽然尚未发展到此种程度，但足以使我每夜睡眠时产生闭眼困难，必须一刻不停地注视黑夜中的事物。心跳频率，每分钟一百二十次;我侧身入睡，头压在枕头上耳朵能生动地感受到血流奔注的狂怒;仿佛在床板底下，有一条河流，过了汹涌的雨季也不肯止歇。到了午夜，饥饿感强烈起来，我的口腹之欲是个无底洞，身体变得透明，任何进入身体的养分都被激素过度消耗。

我就像窗外那株矛盾的木瓜树，如饥似渴地向大地索要朝天空生长的元素，只为再长高一点，伸出封闭的回形大楼的天台。经过七个月的生长后，当我回来复诊时，这株木瓜树倒了，尽管拥有强大的生命感知力，却输在孱弱的躯体抵抗力上。我从同一个窗口望出去，它只留下一个树桩，等待第二次生长。人能第二次生长吗？作为与疾病抗争的人，形体随时消逝，寻找灵魂的支点和根的立足点，比等待上帝的救赎及慈悲的觉醒显得更迫切。

现在，我的上帝就是眼前的医生。

除了手术，医生让我在剩下两种疗法中挑一种。上帝将抉择权交予我，让我分担造物主的责任，可是我该怎么做出抉择。西药的服药时间将持续两年，副作用会损坏我的肝脏。相比之下，同位素碘-131疗法轻松得多：一杯药水喝下去，破坏部分甲状腺——拔掉黑犬最锐利的牙齿，减弱它的攻击性！——然而，若药水的量控制不好，会造成相反效果，那意味着我的情绪将从暴躁的高峰掉入沉郁的低谷。我几乎本能地抗拒这种参与感，只渴求安全包围，将裁决的权力交还医生。

“哪种更好？”我问。

“孩子，我怎么知道呢？”他回答。

假若地球上最初最古老的单细胞生命是上帝造出来的，那么后来漫长得不可思议的进化便与他无关了。上帝如此冷漠与疏离，人类只能独自走出暴风雨的平原，寻找庇护。天启无用，人自证悟。在选择服西药一个星期后，我出现强烈的副作用反应。我不得不回到医院，告诉医生，我决定喝下那杯神奇的药水。

“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关于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界定了新的公民身份。我的身体是疾病的容器，也是自己的实验对象，用部分生命试错，换取往后更长的生命。

医生洞悉一切，给我一张检验单说：“去吧。”

我进行了两天摄碘率测试。第二天下午，一个隐蔽的走廊尽头，一个小窗口伸出一只戴白手套的手，我从那只手上接过一小杯带有放射性的药水，清澈透明，一饮而尽。我默默等待一个月后药水起效。

为配合治疗这条生病的黑犬，我带它归乡，成了个没有执业资格的“乡村医生”。

3

乡村医生真是个永恒的事业。城里的医生，专病专治;城里的病人，对症寻医。只有乡村医生，偌大村庄里仅有的那个乡村医生，才会像卡夫卡那样：“受骗了！受骗了！只要有一次聽信了误敲的夜铃声，那就无可救药了。”这不是什么兴旺的营生。

我们村里也有过一个乡村医生。病号们用自身的小病小痛，对你施舍小恩小惠，深重的顽疾你无法对症下药。你走遍风雨洗礼的夜路，只为去山脚下的一个妇人家，治疗她家丈夫的腹泻。当然你的存在也有某种生命尽头的仪式感。我的祖母，他家的父亲，或谁家的孩子，他们的亲人在他们即将死亡的夜晚，会把你唤来：“医生，是不是救不回来了？”你会回答：“再看看吧，再看看吧。现在打电话，天一亮，救护车就来了。”你最柔软的话总是对孩子们说的那一句：“药丸是磨粉还是整粒？”孩子们长大后，在你问之前就抢着回答：“整粒！”整粒吞下药丸，要比弄得满嘴药粉来得更痛快，不是因为长大后我们无惧吞咽，而是不愿再去品尝最细微的苦味。一个早晨，爸爸从车上摔下来，半侧身体擦伤了。妈妈叫他去邻村的医生那儿取点消炎药。我问，为什么不去你那儿取药。爸爸说，你在两年前就已经死了。

上一次去找你看病，已是多年前的事。你无法清除自己肝脏的癌细胞，无法预测自己生下一个三体综合征的孩子，你药箱里的药对死亡无效。你是我们这个村庄庞大却又无比弱小的健康碑石。现在你死了，这个村庄只剩下我这个冒牌的乡村医生，而我比你更无用——你的病号是人类，我的病号只是我自己。我没有执业资格，我是一个只隶属于自己的乡村医生。

听说，二○二○年前，所有没有执业资格的乡村医生将会逐渐被淘汰。我可以平安度过这一波淘汰的浪潮，因为我的病人只有我自己。即使是上帝，也无法剥夺一个人进行自我灵肉治疗的权利。更多时候，我在跟那条黑犬博弈。它占上风时，我就是生病的猎犬，人格只是旧日的影子。我豢养自己，整天躺在柔软的棉被里惊惶不定，头痛欲裂，疯了似地进食，如同咀嚼陈年油脂。那杯神奇药水尚未起效，我的黑犬等待着，等待它的末日。它会比我先感受末日来临的眩晕，而我将在它的废墟之上，重建自己的健康王国。

生病的黑犬一点儿都不肯安分。我无法整日写作，也无法完整读完一页书——这本来是我唯一的疗方——黑犬的意志夺取了我对身体的控制权。我被它牵着走，那条代表控制权的绳子改变了服从的力道。我为此离开乡村，去什么地方消耗过剩的精力，去人潮汹涌的大都会，去曾经的殖民地，去燥热的首都，去偏远的海角，去闭塞的内陆……每抵达一个地方，我和黑犬默默看着那些陌生的风景，沒有对话，友好而安全。我随身携带一本沉重的书，但并不阅读，也无法阅读。在这样的沉重之中，我首次感到轻盈，若形体彻底消亡后，那本书所掉落的地理坐标，将是我最后一次出现的街道。

在我二十五岁的夏天，死亡的骨骼变得具象、有触感。

4

六月末，在离广州四百公里的梅州县城，我借住一个朋友家。

某个清晨，我听到一种古怪的鸟叫。朋友说，她的母亲知晓这种鸟叫的含义。我开始陷入无法清醒的嗜睡，身心俱疲，在楼梯的转角处，聆听断断续续的鸟叫，一切宛如幻象，椅子、光线、房屋和人声都浮动起来。房子里有一条牧羊犬，被剃光了毛，它对我很亲昵。我忽然觉得，我的黑犬，已随着我的困倦而一同入睡了。

我意识到，那杯神奇药水不仅已起效，而且过量了，将我变成一个呆滞的木偶，心跳从每分钟一百二十次降到了每分钟四十五次。狂躁的黑犬停下四肢运动，衰疲地窝在地面，它拽着我四处奔逃的日子终于结束。现在轮到我耗尽体力去拽它。我并不难过，只要不再惊扰黑犬的长眠，我愿意透过沉重的眼睑观察这个世界，如此温柔缓慢，血脉仿佛静息了。

我的黑犬，回家吧，回到乡村去，那儿是你的乐园，也是我的疗养院。

之后，我辞掉工作，退掉城里的房子，告别一些人和事物。九月，我只剩下我自己。此前这栋乡村房子的书房只是我暂栖的睡房，现在我正式从荒寂的手中继承了它，重新调整床、书架和台灯的位置，多年来购置的书籍第一次悉数搬回这儿，堆满了书架。

我选择一个靠窗的位置摆放书桌。窗外是一片翠绿的姜黄地，看得见村庄里最原始、最茂密的一座山。清晨的阳光洒在窗户背面。到黄昏，夕照才斜斜地穿过红色的窗帘，浸润书籍和木琴。姜黄地的另一侧，是一间独立的厨房，邻居还在烧木柴。黄昏时那间厨房开始冒烟，烟气带着酸味，在姜黄叶间流动，让我仿佛回到童年时那些被浓重烟气笼罩的乡村傍晚。红色火苗里跃动着生命的气息。

我被用药过量导致的嗜睡折磨着。漫长无梦，蛰伏，冬眠，静寂。我每天必须服下一粒药，补充甲状腺激素，唤醒原本狂躁现在却终日昏睡的黑犬。从一粒到半粒，最后尝试停药，我的梦似乎复活了。有时我在梦中见到它，千面的犬，多首的兽，它是那么多事物的化身;有时我梦见的不是它，而是一栋房子，庞大曲折如迷宫，那些离我而去的人和事物聚集在里头，各占其位。我行经迷宫，与他们交谈，共同构成迷人而恍惚的往事。

有时，我梦见小说的下一个情节，醒来后马上在线装本子上记下来，零碎的情节之间有很多隐藏的关联等待发生。我的梦太多了，午睡、晚睡，以及打瞌睡，脑海一刻不停地制造事件的幻象。清醒时，我总能完整地描摹每个梦的细节，即使是连贯而毫无意义的情节。梦的能力越发强大，它拥有串联现实事物的功能：假如入睡前，我看见一条老狗和一个濒死之人，那么在梦里，我将遇到一条会说话的老狗，蹲在路边用垂死的眼神看着我走过。

我的梦，我的幻觉，已经没有区别。

数月前，我写道：“真的/如果一首诗能描摹悬挂在捕梦网上的/那些蜘蛛的模样/那世界会简单得多/我没有骗你/好几次，也即将有更多次/巨大的金黄色的蜘蛛/降临在我睁开眼的午夜/我只是拿捏不准/在无数失去对自己控制的睡眠里/我的梦是不是像撒开的网/蜘蛛模样的噩梦之子/在上面进行着死亡的舞蹈/我是它主观的猎物/它是我客观的梦魇。”

终于，在某夜突然醒来时产生的幻觉中，我看见了蜘蛛。即使在黑暗中，我也能看见头顶上的蛛网，上面落满了蜘蛛。惊恐中，我蜷缩身体，像毛虫一样退到床尾，侧身挪动到床沿，将双腿伸出床外，再轻轻滑下床，伸手捻亮灯——

床上没有蜘蛛！我看着空荡荡的四周，琢磨幻觉，承受恍惚。

5

但书房里真的滋生了恼人的虫子。是蓑蛾的幼虫，是某种无法查明的虫子，在木头里制造刮擦声。在书写间隙，我的余光扫在墙角上：有一种菱形的扁状生物，外壳带有交叉发白的条纹。我常常惊异于这种会移动的菱形生物究竟为何物，是否有毒。我用尺子抓住一只，翻过来，菱形的突出部位伸出了一条蠕虫的头部。那是蓑蛾的幼虫，它住在菱形的扁壳里，由自身分泌的物质构成，拖着壳缓慢地移动，甲壳虫一样的外表只是假象。

我把蠕虫从扁壳里抽出，分节的虫子呈奶白色，无助地在桌子上滚动。我用尺子碾死了它，但这并不能灭绝这种害虫，它们无处不在，在墙上行走，在书页间啃噬，在旧衣服里潜伏。蓑蛾的幼虫在视觉和空间上破坏了我的安宁。祸不单行，我的听觉也没有得到安宁。

天花板之下有个木质夹层，悬在我的床上。有种至今尚未能目睹其面貌的虫子，正藏在靠墙的那节木头里。那不是一般的蛀虫，它能够发出三种声音，每种声音都令我备受困扰。第一种：萦绕不绝，但无害的啃木声，吱呀——吱呀——;第二种：近似节肢动物在纸面行走时的摩挲声，比如蟑螂，嘎啦——嘎啦——;第三种：惊骇，短促，充满昆虫共鸣腔质感的响声，即使比作沙锤的声音，也不能完全形容其声状及恐怖，嚓啦嚓啦——嚓啦嚓啦——嚓啦嚓啦……

三种声音交替出现的频率，在关灯后的夜晚犹为甚。我拿来铁棒，敲击墙体和木板，希望它们消停。我甚至想拆掉夹层，连同幽灵般的虫子，一把火烧掉！可是，那个位置的夹层偏偏是受力部位，一旦拆掉，整个夹层有坍塌的危险。为了夹层的稳固，我能与它和平共处吗？然而任由它的慢性啃噬，说不定在某个夜晚，夹层腐朽断裂，也将砸向书写或睡眠中的我。这多么让人疯狂，一切都不偏不倚地击中要害！昨日我嗜睡，今日我害怕入睡。昨日我的存在是一片虚无，今日我的现实和梦境都被填充了过大密度的存在。

“相信我吧/我/衰疲于疾病。”——里尔克以病人的身份，请求我相信他。走出书房，在落日的空地上，我相信他，同时也希望像他那样，以同一种呼唤请求别的什么人相信我。

乡村永恒的庸常，归乡灵魂追求的广阔，两者关系是矛盾的。在这个由高山围绕而成的圆盆，我的灵魂得以舒展，脱离困扰。可是，乡村之内，无人倾听，无人注视，灵魂难免被过度稀释。这样的生活是危险的，天使与恶魔是上帝的一体两面。我想起往日的恋人，想起归乡前与你共同生活的日子。回忆某些事件时，我又不禁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与你共同生活过，要不然，我怎么会发出陌生的质问：当我独自站在事件中心时，你当时身在何处？你的形象缺乏参与感，缺乏能动性，正如波粒二象性只剩下波的轨迹，而失去了粒子特性。我不再寄希望于时间能延续，时间能赋予生命以“生命”，也能将其降格为单纯的动物性本能。一个郁热的下午，結束与你的最后的谈话，我累了。黑犬也在我耳边嗫嚅：“我也累了，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休息。我不能再啃自己的骨头充饥啦。”我和你从此分别，独自去面对生命接下来的疾病与困苦。

与你分别前，在对抗疾病的半年内，我为自己生命展现的韧性感到骄傲。现在，与你分别后，那种韧性突然奇怪地不再有效。海子以死者的身份向失恋者低语，“我的名字躺在我身边/像我重逢的朋友/我从没有像今夜这样珍惜自己”。我的身心各缺失一部分，是基因的缺陷，是他者的分离，是自我中心的偏移。一种修补运动，即将被执行。我无意将失败的爱情体验或人际关系，归结为文学或者哲学问题。但这是残忍的、冷酷的，剥除回忆温热的皮肉，制成恐龙般的巨大标本，存放于无爱的博物馆，只作为史前问题被重新提起，暂时（或永远地）没有复活的可能性。

但唯有如此——形而上，剥除世俗——才能使我忘记我是一个“人”。

我翻出病历本，辨认医生写下的潦草字迹，寻找与自己身体相关联的符号数据。很快我又放了回去。医生给我开出的总是同一种药剂，因为它只针对一种身体疾病。而我要为自己的灵魂编写名为小说或诗歌的药方：小说药方篇幅极长，是长期服用的调理中药;诗歌药方是止痛剂，是救心丸。我写下的每个词语，从没有像今夜这样观照出灵魂的体量，那么躁动，形象却比以往更为清晰可见。此时此刻的状态，更接近于劫后余生的边缘。

我由此想起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角色们常常在临死前高呼：“啊，我死了！”让·埃默里说：“我在，死亡则不在;死亡在，我则不在。”一个高呼“我死了”的角色，是在死亡中活着，还是在活着中死亡？也许在角色高呼的一瞬间，他既活着，也死亡着，如同薛定谔之猫——在这份药方完成之前，或下一个词语出现之前，写作者的状态也是如此。

这位写药方的乡村医生，在无限拓展生命的可能性。确诊某种疾病之前，在乡村医生眼中，所谓的“可能性”只是一团缠结的血管，找不到起点，也理不出终点。除非瞄准某个部位切一刀，制造一个起点与终点。

仅从生命经验判断，无法判断哪种铃声才是误敲的夜铃声，唯有穿越风雪，只身前往。

6

台风来的那天，从下午开始停电。我和爸爸在家等待台风。

台风先到，夜色后到，好像除了狂风和雨水，台风把夜晚也带来了。窗外狂风大作，点蜡烛，吃晚餐，屋子在影子里摇曳。爸爸说起村里死掉的几个男人，以及他在一九九九年也差点死掉的某个夜晚，我和爸爸还聊了些别的，他第一次流露出悲伤的神色。村庄的男人似乎总是先于女人死掉，他们最接近死亡。

晚餐后，书房点亮蜡烛。在烛光下，众多书本色泽古老，充满悲伤的智慧。我在读《布里格手记》：“孩子有一个小小的死，成人有一个长大的死。女人的死在腹内，男人的死在胸中。”台风当天的晚上，这句话照亮了一九九九年的黑暗地穴。

台风过后的清晨，我和爸爸去村庄另一侧，检查谷坊的受损情况。谷坊塌了一角，天光从缺口落进凌乱的内部。我们早就不使用它了，检查祖宗留下的财产只是一种仪式。爸爸问我，如果我不结婚，以后谁来继承这些房子？我第一次向爸爸做出明确的回应，我和他，包括房子在内，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物质存在形式，终将消逝为物质粒子，用有限存在的血肉之躯维持无限存在的物质，本来就是人类的一厢情愿。

在一家小庙前，我们看见一间严重坍塌的房子，倾泻的砖瓦铺了满地，屋顶只剩空空的框架。第二天，偶闻出殡，说是一个男人在修建那间坍塌的房子时，从屋顶摔下来死了。那个男人是我们村庄的族长，显然，庙里的菩萨并没有保佑他，或许菩萨的灵魂早已遁走多年了。我和爸爸面面相觑，似乎在回想昨日是不是看到了一个男人死前的空间。死亡早就酝酿着了。

族长死的时候，这个村庄没有医生在场。我仅仅见过他死前的现场，而文字对挽救生命无能为力。有人为了挽救一间房子而失去性命，有人为了挽救自己而耗尽性命，哪个更有价值？没人要求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死去，如果死在案前，死在作品完成的最后一个字前，会把这份事业延续至死后的世界吗？

如果被爱包围，也许我不会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把每分每秒的生命注入这一个个的字词中。我常想，有什么是比在爱人的怀抱中忘记死亡更好的结局？冷酷的上帝在我出生前就觉察了我的这种欲望，于是在我身上动了手脚，从此，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看不见的敌手，每天都处在随时决斗的躁动中。

7

不出半月，残余的蓑蛾幼虫终于羽化了。

蚊帐上有两只灰色的小蓑蛾。我扮演上帝的角色，杀死了它们。而且，我再也无法忍受蛀虫的干扰，开始追踪它的位置：在床上放张椅子，站在上面，头顶离夹层有一尺宽，把耳朵贴近夹层木板，仅凭它发出的第一种声音，就判断出它的大概活动范围。

它的具体位置需要通过二分法来确定。划定一个矩形的范围，在一半的面积上钉满钉子。如果木板里还发出虫声，继续在剩下的半个矩形里钉满钉子。我敢肯定，某根钉子成功刺中了它。就这样，我成功杀死了木头里恐怖的虫子。尽管我没机会见到它的真面目，但它彻底从我的视听世界中消亡了，木板上那一排排即将生锈的铁钉，就是它的墓碑。

此刻，房间内，黑犬正发出舒服的鼾声，就如我书写时的窸窣声，那么轻微，那么细碎。我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今夜，我将与肃静的宇宙同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