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我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文章试图从“共同体”这一基础理论的理顺与探讨出发，欲想回归“个体——共同体”这一组关乎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话题，以打开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维度。并强调贴合中国实际，从“人民中心”论、我国“多元一体”的族情之维、中国话语体系建设这三个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出一些基本的思考，并且从“共同体”理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出一点应有的期许。

【关键词】共同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作 者】龙金菊，铜仁学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贵州铜仁， 554300。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2-0010-008

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无疑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讨论已经成为民族学、政治学等学科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但它毕竟是在“民族”范畴下的重要议题，所以还是将之置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多民族国家建设范畴进行讨论。自古以来，中西方并不缺乏关于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战略实践经验与理论探讨。在西方，从早期的古希腊城邦的兴起，到罗马帝国的统一，再到黑暗中世纪及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后来诸多讨论的法国模式、德国模式、英美模式等，都不缺族裔、族群与国家建设的关系讨论。而中国早期的“周天下体系”、春秋战国时期酝酿而生的“大一统”思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概念的变迁史，等等，也不失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建设讨论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词义上的差别及文化情景的多样性存在，中西多民族国家建设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对接，甚至出现沟壑，引发一些不适宜具体国情的族性动员与民族危机。如此情景之下，研究如何在时空场域的动态中尊重具体国情、着实基础的理论需要，如何回归“共同体”讨论中最本实的问题，如何“致力于寻求新方法去构建共同体的纽带，使这种纽带能够整合与包容（而不是限制）我们在生活上的选择多样性”[1]292，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值得考虑的重要议题。

一、“共同体”的内涵及主要理论

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来看，“共同体”概念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左右。从实质上看，它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重要形式。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共同体”与“个体”一样，一直是政治哲学讨论的中心概念，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则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从词源上看，“共同体”（community）最早可以追溯到拉丁文κoinōnia，表示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生活方式。[2]作为一个学术术语，共同体是一个被广泛用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的重要概念。然而，“‘共同体（community）是一个意义宽泛、内涵丰富而又显得相对松散的概念”[3]152-153。在实际运用中，既有描述性意义的理解，也有特定的规范性意义的理解。但不管怎样，“共同体”本身作为一种事实存在及价值诉求，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将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古典意义上的“共同体”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名著中关于“城邦”的研究可以说是开创了“共同体”研究的先河。在亚氏的论述中，城邦的产生与“个体——家庭——村落”之间的逻辑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亚氏指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4]7这也经常被我们理解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无论个人的意愿如何，都无法回避与生俱来的社会生活参与性倾向，或者说对城邦生活的倾向性。“从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命题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个人不能孤立地生活，而必须结成社会，过有组织的生活。”[5]43而人的这种自然选择也是自带目的性的，在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为城邦的“正义”。个人、家庭与村落本质上自然地被具有“正义”本性的政治共同体所统一。亚氏指出： “当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美好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于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6]242这里不仅描述了城邦产生的过程，也凸显了城邦存在的目的，也就是追求至高的“善”。可见，那时的“城邦”已经具备了政治共同体的特性，这就在逻辑上为城邦找到了“政治优先”的意义。尽管古典意义上的“共同体”思想远非今天这般复杂，但其对于“共同善业”、为人民谋福祉的价值追求却一直是人类社会得以前进的精神依托。不管是哪一种政体，都不得不把这种“民之所想、民之所依”所维系的政治伦理维度作为执政过程中重点考量的问题。

（二）滕尼斯的“共同体”思想

对“共同体”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却是腾尼斯所著的《共同体与社会》。他把“共同體”和“社会”这两个基本的概念做了经典的区分，1清晰指出：“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7]54由此突出了共同体自然而持久性存在的维度。在滕尼斯的语境中，也有“昔日的共同体”相对于“正在发展的（现代）社会”存在的表达语义，集中体现为两点：第一，自然性。昔日的共同体是自然性的，是一种“内在与本体的存在”，凸显了“共同体”得以长久维系的内源性动力及其表现形式的自然性与有机性。第二，消亡性。昔日的共同体也表明了共同体本身总是濒临消亡的那种生活方式，被正在发展的现代社会所替代。“由于无法期待人们自身的完美性，而只是期待人们能够更好地融进社会承诺、规则和关系的网络里。”[8]5当共同体成为一个社会概念时，共同体的形成就不可否认一个事实，即冲突分歧之下共同利益与社会承诺、规则和关系的出现。滕尼斯非常强调“关系”“结合”“整体”这些关键词与共同体存在的意义。“共同体与社会是可以用于而且应该用于各种形式的结合范畴。结合——既把关系作为整体，也把关系作为团体，只要它们是基于直接的相互肯定，即本质意志之上的，就此而言，它们是共同体。”[7]42-43尽管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仍是纯朴意义上的共同体，是倾向于“自然组织”“小团体”意义上的共同体，但是其对于共同体最实质性的“关系”“结合”“整体”等内容的肯定，仍然为我们对共同体思想的理解及运用提供重要的思想内核性基础。

（三）社群主义的“共同体”思想

对“共同体”研究影响最大的，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社群主义政治思潮的出现。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经常也被译成“共同体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用语，是对西方政治思想中“社群观”的系统表达。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麦金太尔、桑德尔、沃尔泽等。社群主义者 “把社群看做是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其中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当做其自己的目标。”[9]190社群主义思潮的涌现依附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认为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选择的肯定是具有虚假性的。正如科尔曼所说：“个人责任的行使必须纳入社会责任的框架，因为我们只有在兼顾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才可取得最显著的效果。”[10]128因此，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讲，必须把个人的行为放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方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行为背后的真相。同时，社群主义也批判了自由主义惯于权利优先的主张是一种没法实际存在的臆想。“在现实生活中，任何自我都必然受到归属的制约。”[11]158因此，从规范意义上来讲，“善优先于权利”便成为社群主义的实质性主张。尽管社群主义一直被当作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然而在复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中，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互补与联结往往成为新的必要。“‘将共同体美德视为价值所在绝非意味着排除个人自由。”[12]119这也更加体现了社群主义强大的社会适应性，它对现代性背景下社会政治秩序的影响，始终是源源不断的。而它对于共同体产生的情境性的强调，对于公共善业目标的追求，对新时期我国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共同体”语义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要依据及困境

从“共同体”主要理论的梳理来看，“共同体”话题始终与个人的自由选择、社会存在、民族精神共同体、国家建设紧密相关。“共同体”就像一个美好的事物一样，在人的因素渗透下总伴随着美好的期待，同时也意味着面临逝去的遗憾。就像《共同体百科全书》里编者的敏锐直言一样：“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对共同体的需求在增长，同时又感觉到共同体的衰落。然而，人们从未像今天一样，如此努力地构建、复兴、寻找和研究共同体。”[13]这体现了“共同体”本身与人们的心理安全感及心灵归属感的某种密切契合。学者李仪天也坦然指出：“与其说我们是通过共同体的共同性而彼此承认，不如说我们是为了彼此承认和生存的需要而想象、建构出某种社会群体关系，从而解释和容纳我们的认同感。”[8]11可见“共同体”本身存在的“限度”，愈是“限度”的存在，愈应该加大建设力度以维持共同体的结构和谐及良性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是在“共同体”的框构下，对“中华民族”认识上一次新的自觉。某种程度上说，“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并没有固化的边界，既存在着演进的交错流动性，亦存在着动态发展的延伸性。其中主要归因于中华民族本身一以贯之的传统文化基础与从古至今的民族存在格局，由此也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与“意识”的兼合属性，然而在理论探讨与实际运行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面临着难以避开的困境。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要依据

1.“大一统”体系下的中华文明

“大一统”某种程度上说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政治文化坐标。“大一统”思想 “包括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以‘内华夏为核心的民族一统;以‘崇礼为核心的文化一统”[14]。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吸收“兵、法、道”等流派思想，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得以“大一统”为代表的的儒家思想占据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统治地位，并成为深博统治者欢心的官学。“从历史传统看，‘大一统始终是中华各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实现统一为己任，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华正统，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从来不得人心。”[15]26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注重研究“天人之际”的学问，讲究“天、地、人”之间的融合;小到个人修身养性，中到家庭关系处理，大到国家的发展，都不缺“天人合一”的“共同体”思想基因。在现今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语义上，虽然我们很难在这些传统政治文化思想中直接获得“民族”“国家”等词汇，“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16]19。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排除与割裂这些传统文化思想对于“民族”“国家”概念的语义积淀。恰恰是这些传统政治文化思想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文化思想基础，并以源远流长的文明形态牵系着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因此，“大一统”思想体系下的中华文明不愧是当今中华民族重要的思想宝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文化基础。

2.“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

对于中華民族的内涵及历史实体的讨论，虽然学界也存在一些争议，但自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定位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华民族”一词最早出现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论述中：“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为齐。”[17]1虽然梁启超并没有进一步详细的解释，但他也算完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整词的创造。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为调和满汉关系，提出了“五族共和”思想：“合汉、蒙、满、藏、回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8]2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呼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凝聚全民族之力进行抗战的压力，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 的观点，动员各民族积极参与抗战，使得各民族在外部危机压力下形成统一的自觉。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出于解决中国复杂的民族问题及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了必要的民族识别工作，这就是其后“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19]88说法的由来。1988 年，费孝通先生基于自身的田野调查经验，根据中国民族发展实际情况，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1的观点。这一论述给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的族情认识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多元”强调的是要素，“一体”才是民族发展的主线;由“多元”走向“一体”，在“一体”中尊重“多元”，这不仅已经成为现今党中央民族工作重要的思想基要，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的事实基础。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面临的主要困境

1.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张力与冲突

当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上，学者们不乏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维度进行解释。不管如何加以解释，在多民族国家建设问题上，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始终是两个重要的核心维度。文化认同强调的是民族身份认同，旨向于对民族的历史记忆及心理肯定。“我们必须是文化的存在……放弃文化就是放弃我们自己。”[20]260-261因此，文化认同是人们“找回来路”的重要路径。政治认同则强调民族共同体的组织、法律身份，旨向于国家建设的工具理性。政治认同是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强调政治屋顶的作用的。如果说文化认同是人们找回“心灵归属感”的需要，那么政治认同则一定是人们寻找“心理安全感”的需要。事实情况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都是多民族国家构建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基础。但基于民族国情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在现代性难以回避的全球化浪潮中民族主义的冲击下，这两种认同难免会被人为地加以撕裂或者别有用心地各自强调，进而形成一定的张力与冲突。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而言，“如果过于强调彼此则反而会引起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泛化与虚化认识。这不仅会容易激起潜在的民族情绪，亦容易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走向虚构的象牙塔之中”[21]。因此，如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问题上加以权衡其轻其重，将是一个不容轻视的问题。

2.实体建设与意识形塑的彼此错位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全球化、市场化引发中华文明认识松动及人格物化后国家意识淡薄的危机背景下提出的。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面临着两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意义上的建设，一是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形塑。前者起着物质层面、技术层面的支撑作用，后者起着价值形态的引导、凝聚力作用。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自然，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也必然主要集中于两个重要场域，一是本体论的研究，一是认识论的研究。本体论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维系的“自在”层面，但必然离不开物质层面、技术层面的工具性支撑;认识论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被构成性，必然离不开意识形塑及认同教育。只是在现实的研究中，难免会存在本体论与认识论在表达上的含糊、错位。比如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论述中加以混淆或语义等值。严格意义上来说，意识形塑应该是实体建设的路径之一，是从意识形态上的先行着力，而不能在内涵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值。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亦不能局限于意识形态上的建设，不能停留在价值层面上的应然抽象之中，而更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探寻工具性支撑。因此，有必要在界定好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表达的同时，厘清其实体建设的基本思路与方略，防止实体构建与意识形塑的彼此错位，进而陷入泛化、虚化的讨论之中。

三、情境性与超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维度

实际上，在不可避免的现代性冲击下，共同体的兴衰已是时代常态，从中也体现了“共同体”本身对于“情境性”属性的强依附性。情境（situation）一词起初主要为艺术创作领域所用。最早由狄德罗所用，主要指在戏剧创作中对人物性格塑造的情境性要求。这一思想后来成为黑格尔“冲突说”的萌芽。黑格尔指出：“情境是一般世界情况的具体化……在这种情境中，一方面有了外在世界的‘机缘，一方面又有了内在矛盾和冲突，于是原来和谐的情况受到破坏，产生了真正的行为和动作。”[22]393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一方面，在具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民族内部结构已发生改变，并且与其它社会群体发生了难以分界的媾和，民族难以再成为一个界限化清晰的单位。另一方面，市场化社会资本和权力理性撕裂了个体与群体间的脐带，代之以纯粹的“经济理性”和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民族共同体要生长，就必须适应这样的改变，进而增发了共同體肢解和民族危机的可能性。在此，共同体主义不得不在强调共同体本身除“经济理性”和物质关系之外，还必须有认同、责任与情感的存在。这为我们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较好的理论依据。“共同体一词的使用……试图再次复兴人与人之间那种更为亲密、更为温暖、更为和谐的纽带，而这种纽带被模糊地认为是往日岁月的一个特点。”[23]5可见，情感的互补联结在共同体建设中变得十分重要。而能胜任这种互补联结的纽带正是共同体与生俱来的情感认同与责任。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有必要回归共同体的实质，找准共同体的情感纽带维度，以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源性动力。

（一）内核建设：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至高的“善”

追求至高的“善”是一个来自于古希腊的哲学命题，且现今我们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承诺，与古希腊这一哲学命题在精神内核上是契合的。从本质上来看，共同体主义以至高的“善”为价值目标，这也是共同体本身得以维系的精神命脉。贝尔等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何谓共同体？……在对超过90种的定义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它们中唯一的共同要素就是人！ ”[24]这里依然涵盖着一个至高的政治哲学命题，即人与社群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选择在共同体主义思想中也找到了较好的政治哲学依据。“人民”本身就是一个社群概念，蕴含了我国自古以来较高的政治智慧。在当今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上，有效地兼容了“人民”“阶级”与“民族”之间的张力。在新时代复杂的社会关系及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应时代之需，是关注我国具体族情与国情发展需要而提出的重要选择。

在多民族国家建设中，我们始终面对具体民族与中华民族难以界定并有机调和的问题。而当过于强调民族性困扰我们的时候，弱化族性、以人民为中心却是不争的正确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治体系中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是我国最大的国情。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25]21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体现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最高的至“善”业，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选择，彰显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性。这一思想的形成，无疑是“人——人民——民族——国家”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包容一体的民族政治生态形成的根本线索，也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走向“善治”的重要维度。

（二）族情之维：促进多元族群文化互动，构建和谐的民族政治文化生态

从共同体的生成逻辑来看，共同体的存在本身既伴随着时代的既成性，又兼容着一定的动态构成性。因此，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离不开对我国具体族情的尊重。那么，如何处理好个体与群体、局部与整体、时代性与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在此，共同体主义巧妙地以情境性、构成性强调，进而并不贬低个体的尊严与自由，较好地为我们提供理论思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如果想成就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自由主义必须要和伦理多元共同体主义实现某种结合，前者确保个体在制度上不被羞辱乃至赢得自尊，而后者则承诺安全性、确定性、可靠性乃至幸福本身。”[26]因此，不管是哪一类型、哪种性质的共同体，确定性及幸福感乃是至关重要的。但在现实情况中，现代性与确定性往往存在着某种冲突。现代性意味着诸多的不确定性的发生，进而引发共同体危机。如此情况之下，尊重多元与互动，在情景中滋养情感的发生，维持情感纽带的联结作用，这是共同体应对现代性的最佳选择。

值得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它并不是对于具体民族的消融与抹灭，而是在维护具体民族的有效尊严与在文化实体中走向彼此间更好的融合。在这样的战略中，共同体是目标，具有丰富多彩文化的具体民族才是真实的内容。在新修订的宪法中，在民族关系的描述上也增加了“和谐”一词，从宪法意义上凸显民族关系和谐的重要性。1可见发展多元族群文化互动、促进民族和谐关系本身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里，文化本身也是情感的一种表现形态，可以起着较好的情感纽带作用。王大力教授在追寻我们的根源中说：“王朝可以结束，中国却没有结束。”[27]18充分体现了我们自古以来强大的文化基因。因此，在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我们有必要回归各民族的文化本身，赋予各民族宝贵文化的尊重。“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团结之魂。”[15]252在尊重差异性中促进彼此的进一步互动、融合，在结构上促成和谐的民族文化生态，形成“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重点考量的重要内容维度。

（三）语系超越：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良性互动下的话语体系超越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共同体”始终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理想模型，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每当社会结构在现代性进程中出现新的不适应，就会滋生对共同体重新设计的理想。“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精神断裂和‘精神塌陷现象，再一次给我们提出追求美好社会理想、建设精神共同体的时代任务。”[28]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尊重传统及其“自在”因素的基础上，来一次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的“自觉”。纵观中华民族的兴盛发展，离不开中华自身的文化瑰宝作为重要的精神支撑。但仅仅靠传统文化支撑是不够的。封建王朝的崩溃预示着我们必须面对来自于西方多元化的新秩序。在之后的道路探索中，马克思主义对中华复兴的贡献无疑是影响巨大的。当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汇合交融的时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不得不面对迈克尔·曼笔下的一对命题，即民族与阶级的关系。2也就是说，中国从有机民族构建迈向民主政体过程中，也得首先解决好有机民族问题。中国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也不缺以阶级性掩盖族性的事实。“族性或民族在近代并没有从总体上胜过阶级。”[29]40甚至是以阶级性完全遮蔽了族性，多民族国家尚能正常运转起来。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与发展，阶级界限也逐渐被消灭。当我们宣称阶级已不存在的时候，或许我们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实现由阶级走向族群的完美过渡，现在又该如何面对有机的族群问题？只是，我们自始至终对于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解，远不能像西方式的想象那么简单。更重要的事实是：“一旦我们走出阶级化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把民族之间、尤其是对有政治体建构经验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整合性的中华民族，谈何容易？”[30]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确实是到了一个关键而重要的历史阶段，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已成为当今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议题，必须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正确认识的价值导向，使之有效地凝聚人心，发挥复兴中华民族的应有作用。但不管怎么样，已经走在民主政治道路中的中国在多民族国家构建问题上，在如此复杂的事实背景中，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致力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力图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互补与共生，不断改进与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使其更好地与世界全球化与现代性对接，进而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体系，充分发挥文化的先导作用，将是中国应对全球化引发的民族危机及自身发展问题的必要选择。

四、余 论

不管是从规范论还是从价值论来看，关于“共同体”的讨论一直没有离开过人类社会的基本生活。因为“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反映事实、体现时代价值，同时自身也在不断重组整合的有机体。共同体必须始终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物质形态之上，进而才会演变成人们深刻的集体历史记忆;同时，共同体又强调现实发生性，所以情境性也成为它特有的属性。共同体实际上具有“两重面孔”，“共同体一方面能够营造紧密的情感而让人依恋，呈现出一副温情脉脉的面孔;但另一方面，共同体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其成员规定了服从的义务”[31]。因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回归共同体本身“二重性”的考量，对于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我们必须正确地面对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复杂族情，正确面对族性差异引发的民族分裂主义现象;而另一方面，我们同样要据以这种由差异性经过自然凝聚而成的中华文化，以文化的力量构建适合中国具体族情的“政治屋顶”，防止民族分裂主义渗透的危机。一方面，我们要尊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的“自然而然”性;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来路与目标。只是在这“二重性”的变奏与权衡中，如何把“共同体”适当放回社会，借助现代性社会的成长及民情的进步来填补与笃实共同体的内容，既有效突破長久以来“想象共同体”与“实体共同体”兼合问题的构建困境，同时也得避免“共同体”建构中“对共同体越求之过热越而不得”的建设悖论，这些都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加拿大]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M].刘莘，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2] 韩升.西方共同体主义的和谐意蕴[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3]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邓正来.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 李义天.共同体与政治团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9] 俞可平.政治与政治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0] [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11] 高德胜.知性德育及其超越——现代德育困境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12] [日]小川仁志.完全解读哲学用语事典[M].郑晓兰，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13] Christensen， K&D·Levinson ，eds.Encyclopedia of Community： From the Village to the Virtual World[M]. CA：Thousand Oaks Sage，2003.

[14] 马卫东.大一统源于西周封建说[J].文史哲，2013（4）.

[15]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5.

[16]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17] 梁启超.论中国學术思想变迁之大势[G]//饮冰室合集之一：饮冰室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 中华书局，1982.

[19] 吴仕民.中华民族理论新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杜，2006.

[20] [德]蓝德曼.哲学人类学[M].彭富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21] 龙金菊，高鹏怀.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复线逻辑——基于政治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契合路径[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22] 朱立元.美学大辞典：修订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23] P.Hoggett.Contested Communities： Experiences，Struggles， Policies[M].Bristol：Policy Press，1997.

[24] 成伯清.社会建设的情感维度——从社群主义的观点看[J].南京社会科学，2011（1）.

[2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6] 周濂.政治社会、多元共同体与幸福生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9）.

[27] 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M].北京：三联书店，2018.

[28] 韩洪涛.简论西方社会的精神共同体思想[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7）.

[29] [英]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M].严春松，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30] 任剑涛.种族清洗是“民主”的阴暗面吗？[J].中国图书评论，2016（9）.

[31] 李荣山.共同体的命运——从赫尔德到当代的变局[J].社会学研究，2015（1）.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UNDER THE TOPIC OF "COMMUNITY"

Long Jinju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s the core issue of China's multi-ethnic nation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tart from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basic theory of "community". It is an attempt to return to the basic proposition of "individual-community"， which is concerning human social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dimens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t also emphasize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s reality， and puts forward some basic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people-centered" theory， the ethnic sentiment of China's "multi-integration" and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rxism.Finally，the "community" theory is applied and  some due expect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community; Chinese nation;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