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晨光

摘  要：处于明清嬗变之际的顾炎武看到了王学末流的弊端，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以期对在歧途上的明末学术予以补救。他学宗“六经”，博览群书，主张“采铜于山”的治学方法;同时漫游四方，进行考察与实践，凭借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学术精神结交了名人逸士。他的这种知行观正是对于“一念之动即为行”的空谈心性的明末王学之修正。

关键词：顾炎武;知行合一;阳明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4-0-01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绛，后改名炎武，学者称其为“亭林先生”，梁启超称其为“清学开山之祖”[1]。他一生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宗旨，博览群书，多有著述，如《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音学五书》等，又以《日知录》为其精华，潘耒在《日知录序》中曾评价：“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2]顾炎武主张投身实践，实地研察事务条理，他遍游四方，搜集各种材料，经营产业，结交朋友，可以说他的后半生全寄游于北方。

一、王学“知行合一”的本意与明末的发展

“知行合一”的学说在明末的发展已经远远背离了王阳明的本意。“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3]，王阳明是反对前人将知与行这两者分离，如朱子学所主张的先知后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并非是只要求人们反省内心，只知不行，而是知与行相同步，是有主张道德实践的意味的。

而到了明清嬗变之际，阳明学已经发展成了弊端重重的学说，作为其核心的“知行合一”已然舍弃了实践的要素，认为所谓“行”即为“心”之行，将“知行合一”完全化为了只向内心探求真理、求学问的学说，影响较大的如王阳明弟子之一，“浙中派”创始人王畿。他以“四无”为核心，在知行观方面提倡一任自然，认为具体的实践探求反而会影响心的体悟，在他的引导下，明末王学已经走向了另一条道路，正如顾炎武所说的“今之理学”实乃禅学。而看清了这一点的顾炎武便极力提倡经世致用的经学，期望能够对社会风气予以修正。

二、顾炎武“知行合一”治学之道的内容及特点

“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茫乎不得其解也”;“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4]顾炎武主张回归先秦之儒道，追迹孔孟之“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的实学，为此他标榜“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从为学与应人接物两方面来论证其治学之道，可谓是其治学思想的核心。

这里的“文”是关乎家国天下的人文，所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5]，也展现了其回归先秦之学的思想倾向。而对于“知”之途径，顾炎武主张广泛阅读，搜集原始材料，他认为做学问应归根溯源，讲求资料的真实性，喜爱抄书就是顾炎武的一大特点，即“采铜于山”。

在著书立说的同时，他漫游四方，寻求考证，以《日知录》为例，这本书是在他在旅途中日积月累地以所见所闻加于其所读之书得来的灵感所汇聚而成的。又如为《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写作，他寻访多处，搜集有关的沿革材料，试图以此为基础找到国贫民弱之根源所在。顾炎武在其旅途过程中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顾亭林诗文集》中与友人之间的赠答诗就占了不少的篇幅，这些朋友在顾炎武的治学之路和人生之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顾炎武所“行”的一大收获。如任唐臣为顾炎武的音韵学起到了一定启蒙作用;又如阎百诗曾为顾炎武修订《日知录》若干条。值得一提的是，顾炎武之所以能够结交如此多的友人，与他高尚的人格与其精慎的治学态度密不可分，所谓“行己有耻”便是如此，他以严格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一生行谊，推己及人，彰显了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顾炎武的这一治学方法无疑是对明末王学主观的放任自然的批判。他的这种“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知行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于王阳明主张知行同步的道德实践的思想的回归，又对于其模糊知行界限的过于看重心性的思想成分予以了修正，以回归“六经”之学为立足点，重新修正了“知”与“行”的关系。

三、余论

面对清人无情的铁骑，作为“明朝遗老”的顾炎武一直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传承延续“先贤之道”，期望有一天终能重回“大明”，而自己的学说也将为王朝带来更光明的未来。他关于知行观的论述是与其政治观点相联系的，《日知录》中就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谈论国家政治，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只是地主阶级反满派的代表。他的所谓“博学于文”中的社会人文，包括“六经”之学，最终还是很难成为纯粹的学术研究，而经世致用指向的是统治阶级所需的资源，梁启超等人将其尊为“清学开山之祖”的评价显然是过于偏激。顾炎武的知行观还是很难为下层民众所广泛应用，在市民阶层势力壮大、个人地位不断上升的清朝，他的知行观所带来的积极效益是十分有限的。

但是不可否认，他对于明清嬗变之际的学术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重回了先贤最初的理想，他关于“知”与“行”的治学之道对后来的清朝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注释：

[1]梁啟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68页 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2]徐世昌 《清儒学案——潘耒原序》2页.

[3]萧无陂 《传习录校释——<传习录上>》6、7页 岳麓书社2012年版.

[4]徐世昌 《清儒学案》311、312页.

[5]出自《论语·子罕篇》.

参考文献：

[1]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商务印书馆2011版.

[2]徐世昌 《清儒学案》 中华书局2008版.

[3]萧无陂 《传习录校释》 岳麓书社2012版.

[4]黄汝成 《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版.

[5]陈祖武 《高尚之人格 不朽之学术》 《文史哲》2014年12期.

[6]崔海亮 《经学诠释与学统观》  《船山学刊》2012年02期.

[7]顾炎武 《顾亭林诗文集》 中华书局20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