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映雪 汪智惠

康熙末年，昆山人章法曾在《竹枝词·艳苏州》中感叹苏州茶文化的兴盛，所谓：

十家点缀三茶室，一里层差数酒楼。

苏州茶楼之多、饮茶风气之盛，与这座城市在明清时期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相匹配。地处江南中心的苏州不仅是工商百业通衢之地，亦是文人墨客向往的旅游名胜，吸引着大批游人前来探寻。随着明清时期市民阶层的崛起，饮茶风尚从“旧时王谢堂前燕”到“飞入寻常百姓家”。茶楼、茶馆、茶肆、茶寮的林立反映出苏州茶叶市场的扩大，也为苏州的文气增添了一股茶香。正如苏州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所言：“吴中人皆有隶属之茶肆，朝于斯，夕于斯。无职业者，茶肆为其第二家庭，有职业者茶肆为其第二职业。所以，怡情会友，享社会之乐。”雅俗皆宜的茶文化自然而然地渗透到苏州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在以苏州市井生活为原型的“姑苏版”绘画题材中，茶室招牌成了商铺类别之一被绘入画中。这其中，“松萝茶室”的招牌多次出现于明清时期“姑苏版”绘画里，被画家认定为苏州茶室形态的代表。

早在明中期“吴门四家”之一的仇英笔下，“松萝茶室”已出现在他的《清明上河图》（辛丑本)画卷中，该“松萝茶室”地处内城大街左首南侧第一家，不仅位置醒目，且为画中唯一的茶室。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宫廷画师、苏州人徐扬奉旨绘制乾隆下江南的场景，在他监制的《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长卷中，“松萝茶室”出现在了万年桥北运河东岸的半截街上。此外，在乾隆年间的线板彩绘《姑苏石湖仿西湖胜景图》（现藏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中，“松萝茶室”与“正茂夏布”、“义茂手巾”、“席行”、“糖栈”等出现于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地段——阊门区域。由于此类“姑苏版”绘画题材是从地理书的版刻插画中吸取经验，与普通工笔画“重图轻文”不同，“苏州版”绘画各处均标以文字说明，或用店铺招牌匾额等形式来表明画意，因而画面的内容相对写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还原出绘制时代的社会风貌。可以说，“松萝茶室”在明清时期苏州城中的流行当为定论，因而才被明清两代画家纳入了描绘对象。

“松萝茶室”，顾名思义是以贩卖松萝茶为特色的茶室。至于松萝茶，它是明代才开始出现的徽州地方茶叶，随着徽州商人的四方行销而逐渐打开了市场。实际上，松萝茶的产生还与苏州有着不解之缘。时至明代中期，唐宋时期繁复的茶饼制作、“煎茶法”和“点盐法”不能适应当时“自然简朴”的饮茶观念，正如名士冒辟疆所言：“古人屑茶为末，蒸而范之成饼，已失其本来之味矣。至其烹也，又复点之以盐，亦何鄙俗乃尔耶。”而使用“炒青法”制作、直接开水冲泡的饮茶新风开始大规模普及，延续至今成了今天饮茶的主流法则。苏州的虎丘茶即是率先使用“炒青法”制作的茶叶品种之一，当时苏州的炒青技术一度领先全国，也让虎丘茶、天池茶成为文人心中最上等的茶叶。

明清时期茶叶的炒制技术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茶叶品质的评价，在1609年著成的《茶录》一书中就对苏州茶叶大为赞赏，并认为苏州茶饮遍天下的秘诀就在于采摘和制作技术胜人一筹。在此情形下，徽州茶商开始着意引进苏州制茶技术，徽州松萝茶应运而生。据明清多本茶书记载，最早将苏州虎丘茶技术引入徽州的是僧人大方，大方久居虎丘学习了采造茶叶之法，其后在徽州的松萝山中用虎丘法制作山茶，并用“松萝茶”来命名。

松萝茶创制初始还尚不能与更早出名的虎丘茶媲美，万历年间的文人谢肇淛曾认为他所品尝的茶叶中以虎丘为第一，味道淡而远，松萝茶次之，味道香而艳。然而，一方面因虎丘茶的产量极少，又往往被豪强垄断，连文士群体都难得品茗更何况是普罗大众，以致传出虎丘茶濒临灭绝的故事；另一方面，松萝茶的产量较大，制作手法又与虎丘茶类似，遂逐渐占领了虎丘茶的市场份额，连文人对松萝茶的评价也节节攀升。谢肇淛也在《五杂俎》书中口风一变：“今茶品之上者，松萝也、虎丘也、罗岕也、龙井也、阳羡也、天池也。”将松萝茶名列第一，隐隐有出蓝之誉。

明清时期的各类茶书中松萝茶的身影频频出现，如许次纾的《茶疏》认为松萝茶的口味与苏州虎丘茶、杭州龙井茶、浙江岕茶不相上下。徐文长在品评天下三十种名茶时也将后起之秀的松萝茶列入其中。黄龙德认为茶之所产无处不有，而能堪称今时佳品者，吴中以虎丘为上，新安以松萝为上，其余杭浙一带都在仿冒虎丘、松萝之名。可见到了晚明，松萝茶不仅能与虎丘茶齐名，还被其他茶叶仿冒，足见它已声名远扬。

至于徽州文人更是将松萝茶视为家乡风物的典型代表，对它不吝著文歌咏。徽人张潮感叹道：“视松萝、虎丘而色香丰美，自是天家清供。”休宁文人汪道会在和友人试岕茶的诗中不忘拉家乡的松萝茶“出场”——“松萝晓风出吾乡，几与虎丘争市利”。可见松萝茶在市场中表现不俗。

松萝茶能够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离不开徽州商人与文人的赞美与推崇。早在白居易《琵琶行》中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正是徽州商人的真实写照。“盐典木茶”是徽商四大支柱产业，松萝茶自然是徽州茶商们的主要经营项目。在倪伟人的《新安竹枝词》描绘出新安男子外出行商、女子家中采茶的社会风貌，与几百年前白居易的描绘如出一辙：

阿郎重利轻离别，十数年中不见归。山桃花发竹鸡啼，几日茶枪绿欲齐。去摘山芽招女伴，松萝山在练江西。

富有文气的茶叶是中国长久以来的馈赠佳品，松萝茶在明清时期作为带有徽州特色的礼物被送入文士家中，这在无形中为它的传播带来便利。曾在苏州做官的袁宏道就曾收到徽州友人送来松萝茶，品尝之后评价颇高，认为其味道在龙井之上天池之下。与琴棋书画相同，明清文人将茶品与人品相连接，他们在饮茶过程中明道励志、遣兴澄怀，茶叶被赋予清妍芳洁的君子品格，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茶事美学。袁宏道曾在弟弟袁中道的“净绿堂”宅院中用江水来煮松萝茶，伴着月夜、佳客仿佛有超尘脱俗、羽化登仙的效果，而此松萝茶乃是“吴客”所饷，“吴客”或是来自苏州的徽州商人，抑或是吴人采购了当时畅销的松萝茶来赠送，这都是松萝茶在吴地广受欢迎的一个佐证。晚明时期文人著述中松萝茶地位的陡然上升，恰与徽商势力扩张的时间重叠，也与晚明社会消费主义盛行有关。自此，松萝茶从徽州的崇山峻岭中走出，成为明清文士生活雅物的象征。郑板桥诗中“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是文士理想生活的一个剪影。

作为外地茶叶，松萝茶能够在客地市场中获得赞誉也离不开制作手法上的精益求精。脱胎于虎丘茶的“炒青”技术在松萝茶的工艺程序中表现得更加严格：茶初摘时，须要拣去枝梗老叶，只取嫩叶。而嫩叶又需要去掉尖与柄，防止炒制时发焦。在炒制过程中需要一人从旁边扇风祛热使茶叶保持翠绿的颜色，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才能产出色香味俱佳的松萝茶。就像写出《茶解》的“茶痴”罗廪所言，当今优秀的茶种很多，但培植不佳或制作工艺不精，都会损失其风味。罗廪经过实地考察后揭露出上好的松萝茶需要摘去筋脉，银铫炒制这样细致的工序。“松萝”一词在晚明成了一种先进制茶工艺的代称，以至于出现了“婺源松萝”“武夷松萝”“福安松萝”“黄州松萝”等新品，其他仿制冒充松萝茶的产品更是层出不穷。松萝茶还创新使用了锡瓶包装，能够更好地保持鲜香风味，这种包装后来还被武夷茶学去，从中可见松萝茶热销的背后有着诸多的文化因素和技术基础。

在苏州，茶室不仅是文人名士品茗论道的场所，也是广大市民休闲娱乐、谈古论今的公共空间，“松萝茶室”便是苏州茶文化空间中重要的一环。它不单单出现在明清时期反映苏州市井生活的画卷中，还在民国时期的街市老照片中让人眼前一亮。在苏州地方志编委会出版的《苏州志》书中出现的“松萝”大字招牌，就是位于苏州观前街的汪瑞裕茶号的老招牌。“青出于蓝”的松萝茶从万山丛中寂寂无闻到成为苏州闹市的典型招牌，是明清以来商品市场发展的结果，也是跨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晶，成为苏州记忆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