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进行美术史研究的过程中，对中国20世纪早期美术出版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过眼及蒐集珍本亦不在少数。此题解系列，作者将选取不同的切入点，介绍当时出版的一些珍贵画册，在介绍相关作品创作时代、出版背景和流传情况的同时，也独辟蹊径为艺术品市场鉴藏提供了另一重佐证。

画册高约30厘米，宽约18厘米，线装珂罗版，封面、封底均为米黄夹宣（毛边纸）内粘白绵宣，封面题签为“齐白石画册，樊山署”，钤朱文“嘉”。封面页后有折页（单面印）两张，一为吴昌硕题“白石画集”，一为胡佩衡[1]所撰前言及白石照片一张。封底页前有折页（双面印）一张，为画册版权及其他出版物广告。画册内含图页18张，翻阅时右手页为空白页，左手页为图。或为排版方便，所收作品既有纵向单幅一页，也有纵向双幅一页，甚至还有横向三幅一页。其中，前15张收录画作27幅，分山水9幅、花鸟虫蔬14幅、人物4幅。第16张收录山水、花鸟扇面各1幅，第17张分两段收录书法作品1幅，第18张收录北京城南写生稿4幅。版权页注明出版时间为“戊辰（1928）端午初版”，书名为《齐白石画册初集》，印行者为“胡氏石墨居（兴华门内北新华街）”，印刷者为“北京京城印书局”，发售处分别为“北京上海商务印书馆”“北京青云阁富晋斋佩文斋”“北京琉璃厂崇文斋”，定价为“大洋一元二角”。另，版权页正背面附录《胡佩衡山水范本》《胡佩衡画存第一集四版》《胡佩衡画存第二集三版》《胡佩衡画存第三集再版》《胡佩衡万壑千岩图长卷》《胡佩衡著画箑丛谈再版》《萧谦中山水屏》《清湘书画稿手卷》《大涤子山水精册》《龚半千细笔山水自珍册》《清宫藏黄子久富春山图卷》共计11册画集广告。

《齐白石画册初集》，书肆中颇为罕见，少为人知。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有一册，笔者见于民间者三册，其中一册为残本重装（版权页左右颠倒）。近年，北京画院意外查出十册之多，当为胡佩衡的存本。笔者藏本为全本，封面、封底分别钤“武汉市六中学藏书（登记号21972、书号135—134）”“新华书店古旧书门市部”。武汉市六中之印为繁体字，新华书店之印为简体字，推测该书应为民国武汉中学藏书，新中国成立后流入书肆。恩师郎绍君先生乃白石书画研究之权威，曾主编《齐白石全集》，并有白石著述多本刊行。笔者得书后，奉于先生赏。先生喜之，欣然于封底白棉宣题跋：“余作齐白石个案，多年查寻此册而未得。今岁春晓弟搜而得之。余品读数日，如对故人。胡佩衡乃齐氏艺术的终生支持者，此册收入齐氏变法期间佳作卅余件，诗画交辉，大匠风度，真百年一遇也。戊戌（2018）三月得见胡佩衡编齐白石画册初集，喜而题并记。绍君。”钤朱文“郎”。

先生所谓“胡佩衡乃齐氏艺术的终生支持者”，一语道出此册的编辑由来。胡佩衡幼喜绘事，得西陵山水画家李静斋指点，大量临摹明清画作。1918年入北大画法研究会，从比利时画家盖大士学西画，后被聘为导师，受蔡元培嘱托著《山水入门》，主编《绘学杂志》。当时，胡佩衡虽年轻，卻与姜颖生、林琴南、金北楼、陈师曾、陈半丁、萧谦中、汤定之、贺履之等画坛名宿交往甚密，介于师友之间。据1959年《齐白石画法与欣赏》记，他与白石订交源于陈师曾。时佩衡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而白石只是北漂于京的老画师，陈师曾嘱他多多助力白石老人。现胡佩衡家尚存当时齐白石委托卖房的一封书信：

冷盦仁兄先生鉴：承雅意殷殷，心殊铭感，吴缶庐所书数字及拙诗草，恐石印局日久随意失去，未免悬悬，乞催其早早照像，照后还来为幸。日来画兴何如，璜画颇不多，已生厌心矣。北京房捐重加，白石倘九十岁不死，目瞎指硬，不能作画，生计死矣。房捐尤恐更加，奈何。今日已决计将房出卖，卖后出京。先生如有熟人，需买房者，如合意，请先生介绍，并请先生作居间人也。即请。白石后人之房亦决出卖，请先生皆可介绍，切切。待安，弟璜顿首。二月十五日。

言辞间，北京境遇之不佳直观可见，而对佩衡“仁兄”的尊崇则无复赘言。

面对年长自己三十岁的“弟璜”，胡佩衡未曾辜负这份“尊崇”。20世纪20年代，白石老人在北京尚未享名时，胡氏便与之交往甚密，并助力于他。笔者藏一件白石小品，为胡氏旧藏，曾收录于《齐白石画法与欣赏》。画为纯墨色藤萝小稿，边角有残。高约35厘米，宽约10厘米，款识“壬戌（1922）小年白石山翁戏墨”，钤白文“齐大”、朱文“白石”。该作难得处有两点：一、虽为画稿，却有题款与印章；二、所画藤条中有复笔重勾，并“已圈者不要”。此种现象，白石画作中绝无仅有。考其缘由，或原为案头小稿，因佩衡来访，见而喜之，故加款相赠。胡氏在后来的出版中非常重视这件小品，与一件《紫藤》大作并置一页，使人难辨尺幅。笔者得之后，郎先生于画左题曰：“此图乃白石戏墨之作，原为胡冷庵所藏。曾收入胡氏齐白石画法与欣赏，又收入余主编之齐白石全集第二卷。今为春晓弟所得，白石老若有知，亦当莞尔。癸巳（2013）夏绍君识。”钤白文“绍君”。悬之于书房，每每相对，不禁感慨齐胡之交，以及先生与我的师生之缘。确实，自齐胡订交，胡佩衡就一直致力于齐氏绘画的推广，这本《齐白石画册初集》正是显证之一。胡氏在画册中发表了一篇推荐白石老人的文字，录如下：

齐璜字萍生，号白石。童年时曾习公输之术，故又号木居士。湖南湘潭人，幼聪颖喜绘画人物山水花卉鸟虫之属，无不精。书学冬心，诗宗放翁，而治印专师秦汉。王湘绮先生见其画甚欣赏之，及读其诗益惊其才，收为弟子。先生既得名师，交游日广，而学日进。尝谓作画当以能得自然之精神者为上。画山水，古人当推石涛，画花卉，古人当推青藤雪个，今人则推缶老也。先生见解既超，故作品之意境深刻而新颖。法画家克罗多氏谓先生作品之精神与近世艺术潮流殊为吻合，称之为中国艺术界之创造者。日人之定购先生画者，岁必数千幅。其为外人之推崇也如此。先生之作画也，用笔自然又极慎重，非惬意之作，不肯予人。诚恐有一败笔，为画之累。近日画家之用笔率意及以干擦为能事者，先生均斥之以其有误后学也。先生性率直喜任侠，有古烈士风，故见有不平之事，即义形于色，噫世之衰也。人惟利之是图，假艺术之名为自肥计者，比比然也。先生心洁面傲，藉挽颓风求诸今人，岂易多得哉。先生吾师也，吾钦其为人而又慕其画，选辑先生近数年来作品成画册一集，印而行之。夫先生之精神学问笔墨区区者，固未能概括，而鼎尝一脔亦足见一般云。戊辰（1928）正月涿县胡佩衡拜识。

文辞虽有夸张之处，如日人每年订画数千之语，然却情真意切，对“白石先生”的认可与推重尽显笔端。

胡氏文中所提画家克罗多，全名安德烈·克罗多（1892—1982），来自法国。曾求学于第戎美术学院，与中国留学生林风眠相识。1926年，林风眠主政北平艺专，邀其来华教授西画，后随林前往杭州国立艺专。1931年回巴黎，任教于第戎美术学院。1941年，辞职投身德占期的抵抗运动，成为法共一员。作为来华任教的欧洲画家，克罗多意外成为中国的现代主义艺术推广者。米歇尔·弗劳里森1931年10月在《艺术和艺术家》上刊出关于克罗多的文章指出：

如《世界画报》《早报》等，每周都会出版艺术增刊。克罗多成了他们的启发者，我们因而能看到四页一期的内容中刊有皮维·德·夏凡纳、卡波、马奈、雷诺阿、德士比欧、马尔凯、普鲁东、蓬朋、塞尚、修拉、伯纳尔、马蒂斯、高更等等画家的作品图片，同时伴有中文撰写的评述。

克罗多与齐白石相识，缘于林风眠力排众议聘白石老人教授国画。所谓“力排众议”，指齐白石在民国画坛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崇高地位。相反，他是一个不为画坛主流接受的“北漂老农”。甚至，齐白石在艺专上课时还被人模仿湖南话鄙夷嘲笑。对此，白石老人毫不示弱，在自己画上直接题“人骂我我亦骂人”，堪称画史绝无仅有的奇观。然而，不同于本土画家，克罗多以西方现代主义眼光发现了齐氏看似粗粝的笔触中的语言价值，认为他符合世界范围内的艺术潮流。这份认可对当时的齐白石来说难能可贵。或可说，作为后来大师概念的“齐白石”三个字，克罗多也是早期的塑造者之一。

克罗多的外国人身份，对胡佩衡而言是推崇齐白石的重要依据之一。向公众介绍白石老人时，他尤为郑重地转述了克罗多的“判词”。也许今人难以理解，大师齐白石需要这样的“判词”吗？答案是不仅需要，而且还特别需要。须知，时光倒溯彼时，北京画坛能接受齐白石的不过陈师曾、胡佩衡等寥寥数人。甚至，陈师曾推荐齐白石参加中日联展时，还遭遇汤定之的极力反对。当然，基于陈师曾当时的影响力，白石老人最终得以参加中日联展，并成为胡佩衡前言中“外人之推崇”的重要来源。该展是陈师曾、金北楼和日方渡边晨亩、小室翠云等人联手推动的中日系列联展中的“第二回”，全称“第二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对齐白石而言，这不啻为人生逆转的重要节点。展中，他一夜爆红，成为日人眼中的画坛“老”星。对于展览效果，白石老人非常满意，且对陈师曾的提携之情也非常感恩。多年后，他还在《白石老人自述》中回忆：

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还说法国人在东京，选了师曾和我两人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日本又想把我们两人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摄电影，在东京艺术院放映。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经过日本展览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

日本对中国画的选择历来与中国主流有所区别。从牧溪到南画，日本水墨趣味与文人画系统的差异明显，加之20世纪初西方现代艺术在日本传播甚广，齐白石的“被选择”并不太意外。但日本对齐白石的“追捧”似乎刺激了另外一位大师——吴昌硕。吴昌硕与齐白石，是20世纪中国画史交相呼应的大师。但这是后来事，当时情况是吴昌硕早得大名，而白石还是无名小卒。就连对白石老人命运转折起决定作用的陈师曾，也对吴昌硕执以师礼，并建议白石取法吴昌硕进行“衰年变法”。白石老人对现实有着颇为清醒的认识，曾有“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门下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之诗，将吴昌硕与徐渭、朱耷并列，欲为“门下走狗”。或许被这份谦卑打动了，1920年吴昌硕应胡鄂公[2]之请，为齐白石订写润格。

吴昌硕与齐白石未曾谋面，然经南湖引线，曾先后给白石订写润格、画集题字。其中，所题“白石画集”四字用于《齐白石画册初集》封面后第一页，款识“甲子（1924）六月吴昌硕时年八十一”，钤白文“吴俊之印”。有趣之处正在于本册所用缶老题字的年款“甲子六月”。相传这一年，吴昌硕因齐白石在日本的成功，酸溜溜地说了句“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白石听闻后，自尊心颇受打击，刻了一方“老夫也在皮毛类”印，边款记：“老夫也在皮毛类乃大涤子句也，余假之制印，甲子白石并记。”刻了方印还觉得不过瘾，齐白石在一幅同期《芭蕉書屋图》中题诗云：“三丈芭蕉一万株，人间此景却非无。立身误堕皮毛类，恨不移家老读书。”且跋曰：“大涤子呈石头画题云：书画名传品类高，先生高出众皮毛。老夫也在皮毛类，一笑题成迅彩毫。白石翁画并题记。”有关“皮毛”之讽，缶老、白石“互怼”，虽各有怨气不满，却也未失分寸，倒算当时画坛之雅事。不过写出“人骂我我亦骂人”的白石老人，很是恩怨分明。此事之前，白石文字称吴昌硕多为“吴缶老”“缶老”，此后则变成“吴缶庐”“老吴”，甚至“吴昌硕”。前述白石委托胡佩衡卖房信函，即为一例。

齐白石对“皮毛”的回击，有印章、画跋和诗文为证。然缶老的“皮毛”之讥，却缺乏直接文献。不过无风不起浪，此事在民国画坛并非秘闻。启功就曾在中国画学研究会内有所耳闻。想来，当是缶老闲来碎语被人传播。值得玩味的是：为何甲子年（1924），吴昌硕一边题写“白石画集”，一边又腹诽齐白石的成功？须知，改变白石老人命运的“第二回中日联展”是1922年的事。若“皮毛”之讥是因为齐白石在日本的成功，为何会发生在两年后？且同时应邀为白石题字？考1922年中国画家赴日联展，《申报》5月报道中有吴昌硕而无齐白石（可能白石老人并未被人关注），但展览图录却没有吴昌硕而有齐白石。此事颇为蹊跷，如吴昌硕参加该展，定然不会缺席图录。那新闻报道中何以有吴昌硕之名？想来可能缶老原定参加，后因故未参加，报道未能及时获悉。如吴昌硕未参加该展，自然不会有展览上的冷暖对比，也就不会在意白石卖得好坏了。但为何两年后，缶老又在意起来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24年4月至5月，“第三回中日联展”在北京举办，声势浩大。不仅日方来人甚众，且逢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并观看该展，可谓当时文化界盛事之一。泰戈尔会见名单中，齐白石与徐悲鸿、陈半丁、姚茫父等并列，白石老人因此还有《泰戈尔画像》传世。如果说1922年“第二回中日联展”是齐白石“墙外开花”的起点，那么1924年“第三回中日联展”可能就是老人国内声名塑造的重要推动力。或许，该展效应6月还未传至上海，故吴昌硕应邀为白石画册题字。然此后，北方不断传来老人的“成功”，加之缶老周遭各种碎语，引发吴昌硕对这位刚刚获得自己题字的“客户”私下嘲讽，倒也符合逻辑。齐白石对“皮毛”之讥虽很在意，且做出了反应，却没有影响他在1928年出版的画册首页仍然用了缶老之题。只是可惜，此时吴昌硕已然仙逝，未及目睹。

翻阅《齐白石画册初集》，犹如重返20世纪20年代齐白石人生逆袭的现场。册中所涉人物，在看上去平靜、正常的“编辑”中隐藏了丰富流变的动态现实。其中，还有白石老人的照片印于胡佩衡前言之上，记“齐白石先生乙丑年（1925）六十四岁玉照”。此照中的齐白石不是后来常见的“耆老”形象，而是一位精干长者，目光矍铄。不知何故，胡适先生考齐白石“瞒天过海”时，似乎未曾注意这张照片上的题记。乙丑年（1925）白石老人64岁，那其生年应为1861年（咸丰十一年，辛酉），与齐氏《自状略》吻合。但胡适通过齐白石早年记载如《母亲周太君身世》等，认为其生年是1863年（同治二年，癸亥），与《自状略》差了两岁。对此，胡适解释是因为老人算命说75岁有大灾，故用“瞒天过海”法将年龄改为77岁，出现了两年之差。若真如胡适考，那在白石老人75岁之前的1925年就不应该出现两岁之差。或许两岁差并非“瞒天过海”，而源自南方人虚实记岁之习惯，叠以民国纪年变革带来的差异。

就此而言，《齐白石画册初集》给我们留下很多线索，引导我们走近20世纪20年代的齐白石，而非惯识中的“白石大师”。须知，白石老人的“北漂”是一次“衰年逆袭”，从寂寂无闻到饱受争议，直至万世景仰，堪称民国画坛最大的“神话”。后人看到结果，再以此想当然齐白石的“民国生涯”，实是“后世之明”见“前世之事”，谬而不自知。故《齐白石画册初集》的编辑，对胡佩衡而言是需要勇气与执着的。或可说，齐白石早期生涯中给予他认可与肯定的寥寥数人，都是“神话”的塑造者与参与者。而画册题签人樊樊山[3]，亦为其中重要人物之一。樊山题签为“齐白石画册”，不同于版权页《齐白石画册初集》之名，与吴题相比虽“册”“集”不同，然独立成书的概念实同。究其缘由，或因早先出版计划为单独一本画册，请人题名时并无“初集”概念。1902年，齐白石于西安得以结交樊山，并观其所藏八大、金农、罗聘、徐渭、石涛诸家画作，深受影响，画风由工转写。樊山晚年闲居北平，以诗酒自遣，对白石亦甚看重，曾为名不见经传的齐白石撰写治印润格。白石甚为感念，赠樊山鹅绒被御寒。此事，樊山有律诗《樊山老人谢齐白石先生赠鹅绒被歌》以表欣喜。另据北京画院藏樊山手稿《齐山人笔单并序》可知，早在订交第二年，樊山即对白石有知遇之恩，现录如下：

湘潭齐山人，少贫有奇慧，能雕缋万象，斤风镂冰。王湘绮先生见其印谱，奇赏之，招致门下，教之读书，学为诗。有国初六家风格，所画山水、人物、禽虫、花果，兼有四王五（吴）恽、朱耷、道济、金农、罗聘之长。尤工美人，轶余集、改琦而上之近世费丹旭、顾洛，不中作仆也。山人性冷峭，湘抚某公雅相知重，遣材官持百金往聘。至门问齐先生，有衣短布衣者应客曰，山人出游未归，素不谒官府，不敢受金。材官怒驰去，短衣者即山人也。湘人求画求篆刻，皆不应。独善湘潭郭葆生、桂阳夏五彝。两君居关中，招山人来游关中，求画求篆刻者一不应，如在湘中时。与余一见如旧相识。今当偕五彝入都，余谓都中求画求篆刻者当十倍。秦楚深闭，固拒而不得，不若高其价以待之。唐解元卖青山之钱，以办蔬饭，自有烟岚气息，持归奉丹，香溢陔兰矣。今以愚意，逐列价目如左：白石草衣画。写意山水条幅，每幅廿金，工细者倍之；写意美人条幅，每幅廿金，工细者倍之；写意花鸟人物，每幅廿金，工细者倍之；团扇折扇每枋四金，工细者八金；册页每部八开者十六金，十二开者廿四金。方广汉尺一尺为本，加大者倍之，工细者倍之；手卷长三尺者十二金，加长一尺加四金，逾丈者百金，三丈者三百金。工细者倍之，凡卷逾二丈，皆先收笔资，十年交画；传真无论直幅横看，每幅百金。印章，常用之印每字二金。印石方广逾寸者每字三金，加大者照加。石径二分，字若黍粒者，每字十金。墓志墓表无价，细刻白竹扇骨无价。此其大略也。昔永兴残帖，一鹤字易斗米，一口字直数金。东坡枯木竹石，月须米五斛酒数升，以十年计即须米六百石乃易一画，而皇甫持正之三千字，三千绢犹为廉矣。余为山人评定价目，皆从其至少者。世有解人当不我讶。光绪癸卯（1903）三月朔日天琴居士手定。

（杭春晓/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注 释

[1] 胡佩衡（1892—1962），名锡铨，又名衡，字佩衡，号冷庵，以字行。蒙古族，原籍河北涿县，因祖辈做粮商迁居北京。

[2] 胡鄂公（1874—1951），字新三，号南湖，亦是齐白石的早期知音。曾创办《大中华日报》，并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1918年在琉璃厂看到齐白石画，大为赞赏，高价购得六条屏。白石老人感为知音，遂订交。

[3] 即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别字樊山、天琴，别署天琴居士、武威樊嘉等，晚年自署天琴老人，湖北恩施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历陕西宜川、渭南等县知事，累官至陕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署理两江总督。曾任北京国民政府参政院参政。为清末民初“晚唐诗派”代表人，亦是藏书家、书法家，著有《樊山全集》传世。藏书楼名为“樊园”，藏书二十余万卷，另书画碑帖之类亦甚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