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时节，上海乍浦路，一家名为“宝亭”的日本人开的西洋料理店，三个年轻人正在午餐。觥筹交错间，“从门窗中望出去看见对过墙上有一张召租字条，那幢半中半西式的屋子又紧闭着，知道是出租，餐后打听房价不贵，就由始光去赁定那间屋子，试办学校的起点，也就在那个场所”[1]。时间定格在1912年12月23日，一家图画美术培训班就这样诞生了。三个年轻人，最年长者为乌始光，时年28岁，刘海粟17岁，汪亚尘19岁。这个“试办学校”定名为“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年7月1日改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2]。1919年7月，刘海粟为第三任院长（校长），此后除短期外出由其他人临时代理外，校长一职由刘海粟担任。至1952年，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合并入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前后存续40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美术学校，创办者刘海粟为之呕心沥血。为扩大学校影响，不惜扭曲办学历程，掺入一些不实事件。作为创办者、出资人，刘海粟使出种种手段，在寂寂无闻的劣势下，不得已借力他人，自身退居幕后，直至羽毛丰满，走上前台。我们可以称这个时期为上海美专的“前刘海粟时期”。本文主要以民国各大新闻报章，辅以上海美专档案，着重叙述1912年至1919年，上海美专创办初期之历史，向读者还原“前刘海粟时期上海美专”之历史真实。

20世纪初，西风东渐，中国各地孕育着变革。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教育。1906年，在废除科举制度一年后，清廷学部颁布规定，绘画和手工课为学堂必修课。1843年开埠后的上海，迅速成为中国金融、工业、艺术、出版、新闻、大众娱乐中心。洋装书需要活泼的封面、插图，商家们需要广告、海报，市民大众要看新式布景时装戏……无论是新的教育体系，还是上海本地的美术市场，都需要大量美术专业师资和从业人员。图画美术师是当时的新兴职业，也能吸引热爱冒险的年轻人。1907年前后，上海地区私人辅导性质的美术学校纷纷涌现。1910年，江苏人周湘[3]创办上海油画院，没几月，他又开办第二所学校中西图画函授学堂。1911年夏，周湘开办为期三个月的短期培训班“背景画传习所”，乌始光、汪亚尘、刘海粟就是在周湘的背景画传习所共同学习而熟悉起来的。另有陈抱一、丁悚、夏剑康等共二十多个学生，陈、丁二位后来也成为早期上海美专的核心成员。虽然，大部分学生对周湘简陋粗糙的授课模式颇有微词，但其中蕴含的商机不言而喻，于是有了“宝亭西洋料理店”一幕。

一、学步与革新

1913年1、2月间，上海图画美术院开始登载招生广告，上海几家重要新闻报纸《申报》《时报》频频刊登广告。广告署名“院长乌白”“院长乌始光”，可见年长、活动能力强、经济能力较为丰厚的乌始光成为上海图画美术院首任校长，年轻的刘海粟作为协作助理，参与校务。学校创办后的几月间，谁都不会特别在意，当年类似这样的图画学校不少，大部分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开办得快，关门也快，比较短命。原因有三：没有合适教材，缺乏办学经验，师资、经费不稳定。上海图画美术院面临同样的问题。

没有办学经验，匆忙筹建的上海美专自然模仿老师周湘的办学，况且大家也都熟悉。课程设置大致有西法图画、西法摄影照相铜板、英文。同时开办函授学校，扩大生源。[4]事实上，招生广告登了不少，就学人数却不多，校舍一迁再迁。1913年8月学校由乍浦路迁至爱而近路东首6号，1913年10月由爱而近路遷至北四川路横浜桥南全福里7号，1914年7月迁虹口海宁路东首10号，1914年年底迁西门外江苏省教育会东首白云观附近。

“上海图画美术院”是最初的定名，兼办临摹稿本的图画函授学校。最初人数寥寥，继续二年间，也不过二十余人。那时候，要在上海社会树起美术学校的招牌，确难号召，而且有许多连自己都还弄不清，练习造型艺术从何处入手？可说茫然不知。[5]

当此创立时代，每年来学者至多十五六人，少只三四人，可谓冷静极了。[6]

颇有经验的院长乌始光似乎已有预感，逐步淡出校务，想另谋出路。1915年春，他和汪亚尘、陈抱一等创办美术研究会“东方画会”[7]，因收费，且绘画设备简陋，不过一年余，解散了。同一年，乌始光和汪亚尘开办广告公司[8]，收入虽还不错，但不久也转手。1915年年底，乌始光去了日本，与美专渐行渐远，脱离了关系。上海图画美术院创办最初三年，在学校广告中，刘海粟作为同启人，一直列于乌始光之后。乌始光离校，刘海粟成为校务实际执行人。

确实，开办三年间，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经历很多困难，资金和生源是主要难题，这也是多数私人美术学校的普遍问题。教授西方美术的图画学校，就20世纪初的上海而言，数量不多，竞争却很激烈。刘海粟说“在这十年之中，可说无一学期不在改建之中，外面的舆论也就说我们是一种变的办学”[9]。这种“变”的动力来源于市场需求、政府导向。毕竟这些年轻人有冲劲、敢于尝试。自院长乌始光逐渐淡出管理至离校后，刘海粟仍坚守阵地，和丁悚、汪亚尘等，落实各项改革，维持校务。

（一）课程改革，教材建设，营造开放、多元、务实的教学氛围

继设立函授部后，1915年3月上海图画美术院又设立夜校，“速成木炭肖像夜科”[10]，同年8月暑期写生画补习科招生[11]。这些一至二月短期灵活的附属学校，吸引了更多生源，稍缓财政困难。不久又增设当时深受市场喜爱的擦笔技法。郑曼陀1914年首次将这种技法用于月历画创作中，深受大众欢迎。于是，上海图画美术学院的夜画馆开始教授此法，迅速加入函授部主要课程中。

1915年8月，上海美专开设暑期写生画补习科，推行“写生”课程，改变先前临摹法占主导的局面。这种新课程大胆吸收国外美术教育经验，也最能吸引读者眼球。此后，多见媒体报道上海美专写生活动。第二年暑期，学校举办写生课程成果画展[12]。此时学校的写生课程已经非常细化和全面，有静物写生、植物写生、动物（标本）写生、石膏像写生、人体写生、野外写生等科目。上海美专几乎每月组织写生课，有时候一月数次外出写生。写生队伍踏遍上海龙华、沪西一带，杭州西湖是外地写生最多的外省地界。师生们乘坐火车或轮船，每次外出写生，都会撑起学校校旗，一路行进，一路宣传，绝对是活生生的广告牌。写生回来后，必举办成绩展览会，邀请社会各界参观。1918年7月，上海美专举办第一届成绩展览会，共计展出师生作品二千余幅。这是上海美专蛰伏六年的第一次集体亮相，长期的能量积聚集中爆发，引发社会轰动。每天展览实况，都有报章详细报道。如此“直播”，一领教育界风骚，无出其右[13]。“上海美专的教育最突出之处，一是开放，提倡艺术风格之多样化；二是自由，尊重学生艺术个性。”[14]

教材建设，是美专初期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推广美育的重要手段。早期西洋美术教育条件简陋，教学文本无前例可循。开办初期，学生临摹范本多来自上海洋行书店的画片。借助上海出版业的发达，1914年10月，兼有教材性质的《振青书画集》第一集刊行（11月，第二集刊行；1915年9月，第三集刊行；1916年7月，第四集刊行）1914年11月，《介绍习画范本》出版，12月，《铅笔画》第一期出版；1915年8月，《铅画》第一集出版（12月，第二集出版；1916年11月，第三集出版）；1920年7月，《铅画集》出版……这些美术教材校内可以使用，社会人士也能购买。它们由美专与当时上海中西画名家共同合编，后来逐渐转为上海美专教师为主，图画美术院出版部编辑发行，张聿光、刘海粟、丁悚领衔担任范本绘制，深受社会欢迎，数次再版。1918年10月，上海美专校报《美术》创刊，标志着学校出版物从纯范本出版进入学理思辨阶段，以后《美专月刊》《葱岭》《艺浪》《艺术旬刊》延续了《美术》精神。这些出版物，构建了学校自己的话语平台。

（二）师资改革，积极响应社会及国家导向

上海美专初始定位是一所私立美术培训学校，以为社会培训商用美术人才为主要业务。培训质量及生源出路，就是学校竞争力。上海美专努力招募上海洋画界中佼佼者为教员，增强社会号召力。1914年7月，上海美专秋季招生广告中，开始罗列教授名单，都是洋画界顶尖人物，以张聿光、徐永清、沈泊尘等为首[15]。这些本地商业画家事业有成，声名在外，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他们的水彩画、月份牌、广告画、布景画、漫画、时装仕女画等，引领上海洋画界之潮流。成功招募到这几位加盟学校，学校营销力毋庸置疑。

国家教育目标的转向是促成美专师资改革的重要动因。20世纪初，因蔡元培倡导，“美育”[16]一词开始为国人认知。1917年，蔡元培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发表著名的“美育代宗教”一说，“美育”成为被纳入国家政府层面推动的教育主题，这给中国美术教育注入了新鲜空气。南北教育工作者，新旧艺术家欢欣鼓舞，蔡元培撰写《美育实施的方法》，李石岑撰写《美育之原理》，另有“美育与教育”“美育与体育”“美育与社会”“美育与宗教”话题，见诸报端的比比皆是，大家积极讨论，落实响应。“读懂空气”，是上海美专立于不败之地的第一法宝。观察到国家导向的变化，学校迅速调整教育定位，从创办初期以重点培养纯商业美术人员为宗旨，慢慢转向政府倡导的美术教育。1917年下半年，上海美专增设术科师范班，培养高小学校图画手工师资。在9月11日的开学式上，宣布本学期增设术科师范之宗旨。1918年2月2日，邀请中国青年会中学校校长朱树翘专门到图画美术学院参观技术师范科，意在取得本地教育部门的关注和认同。

此际，1918年4月，国立北京美术学校（1923年更名为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成立，多位教员毕業于日本美术学院，首任校长郑锦是标准的“海归”，毕业于日本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虽然比上海美专晚成立几年，但其“国立”的出生标签，教育经费的充沛，使得这位“后来者”大有跃居中国美术教育正统之位置的态势。已经接过学校大部分行政事务的刘海粟，欲比肩北京美专，迅速开始第二波师资改革，陆续聘用具有留日、留欧经历的美术家为教师。

本院于来岁添聘江新先生号颖年为学监（系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毕业）、杨锡冶先生号左陶为主任教员，两先生于西画研究有素，颇具根柢，教授法悉由经验而得，启迪诱掖，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之妙，吾院进化前途，实资倡导吾国美术进步，希望无穷。此外，并请本院甲等毕业生陈国良、张邕诸君为帮教员。特此布告。院长张聿光、刘海粟谨启。[17]

1919年9月，江小鹣被聘为教务主任。1919年12月，巴黎高等美专毕业的李超士被邀请到学校演讲法国美术现状，并被聘于下学期担任教职。1918年12月，刘海粟参观上海法国总会美术博览会，撰文《参观法总会美术博览会纪略》刊于报端，对当下中国画坛与民俗审美观念的现实状态表示极度不满，对画界的前途极度焦虑。[18]刘海粟必须在舆论上取得改革的合理性。或许早闻到一丝冷遇的空气，沈泊尘、徐永清、丁悚先后离开美专教职。1918年7月，当学校举办第一届师生成绩展览会时，徐永清、沈泊尘两人作为前教员同赴盛会，并送展11幅作品陈列。[19]当然，在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的“国画复活运动”，1926年至1928年的美专学潮，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一·二八淞沪会战”的打击，国立杭州艺术院、南国艺术学院、白鹅画会、上海艺术大学、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昌明艺术专科学校等新生竞争者的崛起，使得美专陷入严重困境，不得不转身寻求地方支援，开展以筹款为主要动因的传统美术教育，开启第三波师资换新。许多本地传统中国美术家加入学校，而刘海粟一改之前推崇日本美术的态度，大唱中国传统美术赞歌。

二、活动与正名

首任校长乌始光离校后，洋画名家张聿光接任校长，刘海粟任副校长。1914年至1919年的五年间，刘海粟从一个艺术青年成长为富有经验的学校管理者。更重要的是，张、刘组合期间，他通过各种学校活动，以上海美专副校长之名逐渐在上海教育圈打开局面，在中国教育界亦获得相当知名度。1919年7月，刘海粟正式接任上海美专正校长，时年24岁，上海美专历史从此时被改写。

（一）去乌、张及家族渗透

刘海粟写过一篇著名的《上海美专十年回顾》，发表于 1922年9月。洋洋八千余字，详述美专创建者的种种心路历程，可谓纵览十年、面面俱到。“创办人”一项，除署名作者之外，仅提及“乌君始光”一人。如果把时间后退至1919年7月，《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概况》刊布，二千五百余字的长文，“创办人”仅现“武进刘氏”，“乌君始光”亦一并省去，“校长一职”只设一人。

民国元年（1912）的冬天，乌君始光在毗陵与海粟计议创立美术院于上海。[20]

本校为武进刘氏所创设于民国元年（1912），僦屋于上海乍浦路，定名为上海图画美术院……职员：本校职员设校长一人，教务主任一人，学监一人，舍监一人……[21]

在丁悚、汪亚尘、陈抱一等上海美专早期创办人回忆中，说到早期上海洋画界，说到美专，第一任校长乌始光是确凿的，[22]第二任校长张聿光是绕不过去的。乌始光任期短，任期内美专尚未有较大发展。对张氏的文字，则多含敬意和怀念。张聿光1914年7月任美专教授，同年8月任职校长，至1919年5月登报辞职，五年中，正是上海美专从起步走入正轨，发力腾飞的重要阶段。1914年7月，上海美专迁至海宁路，登载的招生广告、活动讯息中，张聿光向以“教授”“校长”“院长”列于第一位，刘海粟紧随其后。“张聿光由我介绍到校，被聘为正校长时，刘自居其副，我则任教务长”[23]这是早期创办人丁悚的一段回忆。其后，在学校各项开学演讲、毕业典礼、教职员会议等活动报道中，都是这一署名模式。张聿光年长刘海粟十余岁，其舞台布景师之名早已在上海戏曲、洋画圈如雷贯耳。他应聘美专后，便辞去青年会教职，专心美专教务。因他的到来，徐永清、沈泊尘、汪亚尘、陈抱一、江小鹣、陈晓江、杨左匋、张辰伯等同行或学生，接踵而至。这批当红画家、报人陆续出现在美专教授名单上，可谓洋画界最强导师团。1914年8月，图画美术学院教师同人美术团体振青书画会出版《振青书画集》，作为教材范本。此际由图画美术院出版发行的各种习画帖也纷纷出笼。这些名家绘画范本，销路很不错，多次再版，扩大了上海美专影响力。1918年3月，以校长张聿光之名，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呈沪海道尹公署函，申请备案。

本埠图画美术学校系西画家张聿光、刘海粟二君创设，频年扩充校舍，规模渐臻完善，学生亦甚发达。兹闻该校已遵照教育部法令，繕具呈文请立案……聿光等于同年壬子十一月筹集经费，就上海组织图画美术学校，数载以来，学生数十人而增之百余人……[24]

文中，“乌院长”不知何去矣，现任校长张聿光不但是学校初创人，也是经费筹措人。打出张聿光大名，为学校立案加码是有益处的。

意外的是，1918年6月，张聿光办起了以他命名的美术学校——聿光图画函授学校。1919年1月至2月开学之际，张聿光辞任上海美专校长职务，1919年5月登报正式辞任各项教职。可以推测，至少在1918年6月后，张聿光与刘海粟有了不同想法，貌合神离。

1919年1月，刘海粟撰文曾言：

近时之任伯年亦以写生为本，故得自立也。其他数辈，则可称之为画妖。摹名人之稿而不似者，遂以新法炫时，或画山水而施以翠绿之天，或割裂窜改而毁辱名人，或以时装仕女插入旧山水，或绘恽派花卉而皴以黑色之影，此不特为乱画，直可为盲画也。近时海上人，研求国粹画而具真理者，以海粟所知有二人焉，一为山阴张聿光，一为新安程瑶笙是也。二君所绘动植物均有博物原理者，而且有生气，求之前人则绝无此派，盖二君皆能以真理取心得者也，故颇有价值，实为国粹画中之别开生面者。[25]

文中可知，刘海粟对张聿光的认可。世间之事总是多变，半年后上海美专校刊《美术》登载同名、同文、同一段文字，再次出人意料：

近时之任伯年亦以写生为本，故得自立也。其他画家则可称之为画妖，妖摹名人之稿而不似者遂以新法炫时，或画山水而施以翠绿之天，或割裂窜改而毁辱名人，或以时装仕女插入旧山水，或绘恽派花卉而皴以黑色之影。此不特不能促进画学，直可为破毁画学也。近时海上研求国粹画而具真理者，以海粟所知有一人焉，为新安程瑶笙氏。程氏所绘动植物，均有博物原理而具有生气，求之前人则绝无此派。盖程君能以真理取心得，实为国粹画中之别开生面者，故所画颇值。[26]

第二段文字中“张聿光”似乎人间蒸发，发表时间距离张氏正式登报辞去上海美专校长职务仅两个月。翻阅美专档案中《民国七年上海美专大事记》[27] 1918年的校历中完全没有“张聿光”的活动记录。

是刘海粟笔误吗？失忆吗？事实当然不会这么简单。有研究者认为，张、刘的分道扬镳，由于性情迥异：张性格内敛，关心同事，态度亲和，得同仁亲近；刘性格张扬，好大喜功，时常寻机做大。二人合作初期，性格互补，相得益彰。待形成两种风格人脉后，日久生隙。据张聿光儿子张修平说，他的父亲和刘海粟之间不存在任何私人恩怨，张聿光的辞职，是因为他们的美术教育理念不同。[28]张聿光弟子陈抱一认为，张聿光专注职业商用美术教育，理论总结却不够，导致洋画界对他的淡漠，“我想，在那个时期，假使他能够注意到洋画理论的要点，能实行开始正则研究法的话，则上海的洋画风气当会是更早几年就可以明朗起来的了。”[29]而刘、张二人对此都选择沉默。笔者以为，这诸多错漏空白，别有意图。张氏入美专之后，学校渐入佳境：1918年3月，北大校长蔡元培题赠“闳约深美”；同年4月，楠木匾额送达上海；5月，悬挂学校大礼堂。同年3月，上海美专缮具呈文报沪海道尹批准备案，另呈江苏省教育当局备案。[30] 1918年7月，学校第一届成绩展览会成功举办。1918年8月，刘海粟被选为江苏省教育会干事。1918年10月，江苏省教育会美术研究会成立，作为发起人的刘海粟当选研究会副会长。1919年5月，上海美专校友会成立。1919年9月，天马会成立。1919年11月，蔡元培为名誉校董之美专校董会成立，当月校董会即转呈江苏教育厅北京教育部立案（1922年10月，教育部批准立案）。作为副校长、校长的刘海粟，在地方乃至国家精英教育圈中打开知名度，建立起为我所用的朋友圈。从政府到社会，上海美专已然站稳脚跟，张聿光之“名画家”光环基本完成。此间，1919年3月，刘海粟父亲去世，24岁的刘海粟或许再无家族顾忌，放开手脚做自己。

去张、去乌之同时，刘海粟大打同门同族牌，逐步扩张影响渗透校务。在上海美专办公室挂有刘际昌像，署为“美专经常费资助人”。刘际昌为刘海粟大哥。[31]私人办学，经费问题一向是遏制发展的重要关隘。1917年年底，美专教职员会议上，校务报告称，美专亏损千余元。1918年初，学校扩充校舍租赁房屋十余幢和操场一方。

西门图画美术学院昨日开教职员会，会议当由院长张聿光君报告开会宗旨，次由副院长刘海粟君宣布本学期所办之事业，并讨论七年分进行之方法。但该院经济向系私人筹措，今因种种改良，开支益形浩繁，计半年来应缺银一千余元。刘君素具热忱，虽有此种巨亏，而积极之志，并不稍衰，一面计划进行，一面设法垫补，足见其提倡美术苦心孤诣，诚为难得也。[32]

西门外图画美术学校创办迄今已将七载，学生人数日渐发达，原有校舍几不能容。兹闻该校已租定后面房屋十余幢，并操场一方，当此寒假期内，鸠工修理，将为教室宿舍之需，自此以后，各种布置较诸昔日必能更臻完备云。[33]

西门外图画美术学校于阴历正月二十二日开学，因修理未竣，展缓上课各节曾志前报。兹闻该校校长张、刘二君于昨召集全体职员会议：一、讨论本学期各种进行事宜。二、报告去年收支相抵，计不敷银七百余金，均系刘君海粟私人筹填。[34]

学校经费告急，校舍依然按计划扩充，得力于刘海粟家族的筹措。乌始光提供美专最初创办资金之后，后期刘海粟家族垫补的经费不在少数，这是事实。1919年11月，刘际昌去世，学校失去主要资助人，为教学经费续命，刘海粟立刻筹备美专校董会，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除刘际昌之外，刘海粟二哥刘荣昌、胞姐刘慕慈，陆续进入学校各组织机构并参与活动。[35] 1922年，刘慕慈与美专教师周勤豪结婚；刘狮（刘海粟侄子）美专毕业，1932年任学校教师……刘氏家族逐步掌控学校经济和教学活动，而刘海粟本人对此谈论很少，即便是伴他游访欧洲、共同生活十多年的妻子张韵士，我们也只在一条不起眼的《感谢良医》[36]启事中发现一点讯息。1919年前后，上海美专除聘任一批来自国立学院的毕业生和在其他学校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外，自己学校毕业生中被聘教师也占多数，并成为美专传統。丁悚、汪亚尘、刘海粟曾一起做过周湘学生，虽只数月，也有同学之谊。他们先后参与学校创办，长期担任美专教授，丁氏担任过教务长，汪氏主笔《时事新报》“艺术”栏目，搭建美专舆论平台。另有倪贻德、王济远等，为美专摇旗呐喊出过不少力。这同族、同学关系，加上有效的经济支撑，加固了刘海粟校务上的影响力，当美专出现负面新闻时，相关人员基本保持沉默，或语焉不详。

（二）出洋考察及社会活动

没有任何留洋经历的刘海粟，在1914年，经陈抱一推荐订阅日本美术学院出版的《正则洋画讲义》。刘海粟修习并获取该学院洋画讲义修习的文凭。[37]这样的文凭虽也搭上点“洋文凭”的边，但与北京美专校长郑锦相比，远不能匹敌。于是，刘海粟紧跟政府推进欧美美术教育的导向，20世纪前10年的后期，发动学校师生组团出东洋考西洋，开展境内外交流考察、学习观展，获取国外权威艺术家的认可和点赞，为学校在国家教育部备案加分。1918年8月，刘海粟、张聿光与毕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周耕云、美专职员朱屺瞻赴日考察。1919年4月，接待赴欧归来的日本画家石井柏亭，参观美专并做演讲。1919年10月，与汪亚尘、陈晓江、俞寄凡、贺伯馨，赴日考察美术教育、参观日本“文展”“帝展”。归国后，与汪亚尘合作撰文报告评述日本画家的出品，论述“文展”到“帝展”的演变和展览会机制，其中如审查员制度、特选制度都为后来的天马会所采纳。[38] 1919年2月间，鉴于在美术创作及美术教育上的努力及贡献，日本东京美术学院仿欧美颁授名家学位特例，邮赠刘海粟名誉证书。自身眼界的开阔，国外同行的认可，有正规院校毕业的“海归”教授，美专渐渐洗褪“草台班子”土味，正装打卡。

刘海粟在社会事务上始终注意与政府、民众同仇敌忾，积极投入社会运动，赢得大众好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学生急起声援，图画美术学校学生组织“劝告团”，以绘画为武器，制作刊印“国耻画”，广为散发，以唤醒国人。[39]美专学生团体还加入上海学生联合会为分会之一，参加5月26日的上海学生联合会宣誓典礼，开始罢课。6月，商界开始罢市，为维持治安，美专学生们派慰劳团，慰劳军警，分发国耻画。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上海美专，参与爱国运动不足为奇，很难说校方直接支持学生们的罢课，但校方对学生因爱国运动导致脱课却表示了宽容。1919年7月，技术师范科正当毕业期，校长刘海粟召集教职员议决办法，仿照他校以平日成绩为毕业依据的办法，给予该科学生毕业证书。这样的宽容，在之后日本关东大地震、五卅事件时的美专师生义卖赈灾上，多有体现。但在1926年11月的美专学生风潮中，却直接导致刘退出校务管理，学校暂停关门的后果。

三、营销包装和口仗麻烦

经十年苦心经营，上海美专已成为卓有成效的美术教育机构，有蒸蒸日上之势，而其周遭不乏与之分庭抗礼的美术教育学校或组织。为塑造学校形象，媒体营销及自我包装是上海美专的第二制胜法宝。上海美专招生、学生毕业、展览旅行、考察讲座、名家来访等等，各大纸媒必有相关报道。遇上重要活动另有“预告”“后续”，一连数日“特别报道”“特别来稿”，为学校造势。这其中，难免有夸大其词、自我包装，甚至杜撰一些史实的内容。刘海粟深谙其道，收放自如，是一个成功的媒体营销家。美专校史叙述前后不一，含混不清，经时间磨蚀，假的成真，虚的坐实，着实给历史真实抹上了一层雾霾。这样的实例，略举一二。

（一）利用媒体自我包装

比如，刘海粟言之凿凿的上海美专创立的三个信条是否存在？1922年9月27日在《时事新报》之“学灯”栏发表回顾上海美专成立十年之连载文章，上海美专办学章程横空出世：

所以元年（1912）的十二月，我们就本着这个态度，树起鲜明旗帜，创立上海美术院。当时我曾有宣言说：我们创立上海美术院有三个信条，第一，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第二，我们要在惨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救济现在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第三，我们原没有什么学问，我们却自信，有这种研究和宣传的诚心。当时将此宣言在新闻纸上发布后，社会上一般人有嘲笑的，有谩骂的，说图画也有学堂了，岂不可笑……[40]

文中提及美专创办初期的“三个信条”的“宣言”发布在“新闻纸”即报纸上，而引起“嘲笑”和“谩骂”。但如此“宣言”在当时的《时报》《时事新报》《申报》《神州日报》以及清末小报上查无踪影。[41]反倒是周湘创办的上海油画院办学章程，正儿八经出现在1910年12月28、30日的《民立报》上。

再比如美专毕业生人数多有虚夸。1915年2月，美专第八届选科毕业，媒体报道：“本院第八届选科毕业生十六人，成绩均优……”[42]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史料丛编》（第三卷）“毕业生名录”，民国四年（1915）一月西洋画选科毕业生只有四人：杨清磬、斐礼和、徐振新、陈亚伯。1915年7月5日，图画美术学院暨函授部开始招收新生。媒体报道：“本院创办以来已阅五载，先后毕业者二百余人……”[43]《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史料丛编》（第三卷）“毕业生名录”揭示，先后毕业者，即使把徐悲鸿也包括在内，不过三十多人。至于“海内外美术家来书褒奖者日有数起”更是虚拟之词。刘海粟本人也曾表示：“当此创立时代，每年来学者至多十五六人，少只三四人，可谓冷静极了。”[44]在美专十周年、十二周年中报道的学生总数，更是已达数千，其实这完全可以用函授学校、暑期学校、夜校等搪塞。就像一家大型图书馆永远摸不清“家底”，因为馆藏太巨，变更太多，这是一个道理。

又比如在创设男女同校方面，学生名单及始办时间前后不一。1920年6月，媒体始有报道美专男女同校之招生，本年秋季正式开课。

上海美术学校近因一般女子请求男女同校，上学期以不及设备，未经实行。该校长刘海粟于暑假后特许与该校性质相同、程度相等之女生插入二年级，以为男女同校之先声。现正设备一切，从事招考。闻报名者颇形踊跃云。[45]

时隔二年，1922年《上海美专十年回顾》一文表述：

八年（1919）春季，又有丁素贞、史述、陈菊庞、庞静娴诸女士……屡次连名致书美专，要求插班，并由诸女士来校谈话，陈述志愿。五月十三日遂将这事提出教务会议，议下列数问题：一、先收插班生，限定名额。二、须经严密入学考查。三、秋季招考即行宣布。四、由学校办理膳宿。以上四条，经多数表决，这就是美专插收女生之始，亦即男女同学呱呱堕地之时。秋季开学，考取之插班生共十一人，为丁素贞、庞静娴、陈慧庞、史述、荣玉立、尤韵泉、蒋佩玙、张叔成、张世玄、刘慕慈、韩端慈。

首批女生入学时间，在1920年秋季学期。1922年《上海美专十年回顾》中把美专首招女生时间提前二年，旨在塑造美术教育界首开风气之形象。“因1920年3月1日由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创办的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已招进20名女生，已开风气之先。刘海粟要把上海美专打扮成男女共学之始，才将1920年秋招进丁素贞那批插班女生谎称1919年秋招进”。[46]

又如前文提及，引发社会舆论轩然大波的“裸体模特”事件，上海美专是不是中国第一个使用裸体女模特儿的学校？《上海美专十年回顾》文中：

所以我们在民国四年（1915），那一年三月里，就雇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来做莫特儿……那年下学期八月里一般学生看见那孩子有些厌烦了，所以又设法去招壮年人……到六年（1917）三月，天气也就和暖了，慢慢地就劝他出露半体，因为他已经习惯，所以也就不成问题。到暑假后始业，我们就决心要用裸体莫特儿，当时另定条件与那莫特儿商量，那知他一听要他赤裸裸直陈出来供给大家画……调头不顾而去……一连着有二十余人都是如此，一般学者就足足给他们旷了二十余日课……这一天就是上海美专得到裸体莫特儿的创始记录……在那年的夏天，就举行第一次成绩展览会，他们就辟出一间房子，专门陈列着这些人体实习成绩……八年（1919）八月美专的教员聚集了些作品，假环球学生会开展览会，也陈列了几张裸体画……九年（1920）七月，我们因为老是练习男性的人体，对于学者艺术的进程上，实在也是一种大大的缺憾，所以就到处设法想雇用女莫特儿……[47]

在1925年9月以“人体模特儿”为题发表于《时事新报》本年雙十节增刊中如此叙述：

溯自民国三年（1914）三月，上海美专有西洋画科三年级生一班，依学程上之规定，有人体模特儿之实习……雇幼童充之……同年八月，学生久习童体模特儿，感觉渐生怠倦，且亦未尽艺学动变之恉，乃设法雇年壮者为之……后有劳工一人……可裸半体……迨秋季始业，欲令裸全体为模特儿，竟坚拒而去……越年夏季，上海美专举行成绩展览会，有数室皆陈人体实习成绩……[48]

两篇文字，从雇佣儿童模特、劳工模特，要求着衣、半裸到全裸，只字未提女子裸体模特，且时间上多有出入，后一篇的时间（1914年）比前一篇（1917年）超前三年。

1919年12月，《美术学校对临人体之创举》一文，相较之前两篇，叙述较为清晰客观些：

西门美校自设立以来即仿照各国教授办法，故成绩卓著。但以前除写石膏模型外，仅雇着衣之人作种种姿势而摹写之，究于人身全体肌肉的真美，未能表现。该校长以西洋画科非有现全体肌肉之人体使学生从事实习，断无深奥成绩。日下已出重资雇得壮年肌肉丰美的数男子使学生绘写，并于课堂中装置火炉，虽于寒冬亦所不辍，学生实习时倍增兴趣，实我国绘画上之创举云。[49]

文中“我国绘画上之创举”，也仅指男性裸体模特儿而已。1920年入学的倪贻德写了篇《对于“裸体画”底我见》[50]：“今年上海美术学校添设了裸体写生一科，可以为我国美术界开一新纪元。”言之凿凿，1920年初美专启用男子裸体模特儿是事实，1919年12月《美术学校对临人体之创举》一文是前期预告。雇佣女子裸体模特，应该之后更晚一些了。

（二）新闻论战和对簿公堂

刘海粟也擅长打新闻论战、造舆论、排异己、引关注，塑造自己献身艺术、坚定不屈、首开风气、勇猛无畏之形象。这些论战中，有别人找上门的，也有刘海粟自找的，有直接署名刘海粟的，也有隐约其间找人代言的。

比如美专创办伊始，1913年8月9日，上海油画院校长周湘登报质疑现任图画美术院教职员乌始光、刘海粟学根浅薄，无资格开办学校、教授学生。乌、刘还击，周湘再次登报开除以乌、刘为首的与他有过师生之谊的数位美专教员（乌始光、刘海粟、王雪映、夏建康、丁悚、陈抱一等），并欲印刷成册，揭露乌、刘行径。最后，尚未入校任教的陈抱一、丁悚登报申明未入美专任教，美专接着申明对周湘“置之不理”，暂时中止了这场纠纷。[51] 1918年8月8日，早已申明开除刘等学籍的周湘，又重申“其校主刘某丁某等辛亥年尚在敝校学习美术”一说。[52]旧事重提，已让读者生厌，况物是人非，此时刘海粟可不是当年啦。这样的口水仗此起彼伏。

如1920年7月2日，离开美专校长职位的张聿光主持青年会智育科，举办图画展览会。19日，报端出现“光琳”和“天马会会员王济远”的两篇批判文章，吐槽展览会及展品之种种，连续十多天，掀起近现代美术史上第一次论战。[53]

如1921年3月20、21日，徐悲鸿分别于《新申报》《时报》刊发《美术界注意》一文，指上海图画美术院（即美术学校前身）为“野鸡学校”，刘海粟“形同流氓”，开启“徐刘论战”，绵延数十年。1932年11月，刘海粟欧游归来举办绘画展览会，徐刘论战硝烟再起。

如1926年5月，刘海粟绕过上海县知事危道丰直接与孙传芳关于“裸体模特儿”论战，再次让刘海粟赢得高层政界人物关注，取得广泛的社会反响和支持。尽管最终没有成功反对裸体模特禁令，以美专暂时撤除裸体写生课结束，但刘海粟的“英雄之举”已被新闻媒体广泛传播，他标榜自己是裸体模特儿教学“第一人”已深入人心，这是一次成功的市场营销。刘海粟一贯的政治敏感和斡旋手腕在他年轻时期业已显现，蔡元培、康有为、王一亭、梁启超、黄炎培、沈恩孚等都是他早年的朋友，任美专早期校董。之后，多位政界、工商界、法律界、学界、社会名流、地方大佬，如孙科、孔祥熙、吴铁城、潘公展、叶恭绰、戴季陶、虞洽卿、杜月笙、王晓籁、李石曾、蒋梦麟、钱新之等都是上海美专校董会成员。

“前刘海粟时期”，还有几桩诉讼案直接与美专、刘海粟相关。1918年6月，上海美专指控周湘秘密挖角其学生。[54] 1919年4月，时为美专校长的张聿光起诉周湘诽谤美专名誉案。[55] 1922年4月，一李姓学生控告刘海粟冒领北京贷款和损失名誉案开庭，因被告未到庭改期再判。5月，“被告已承认不合”，宣告终结。[56]这几桩诉讼案有的没了后续，有的不了了之，少人关注，更无人提及。对于在“大师”光环照耀下和最强校董会庇护下，进入全盛期的美专，这些“别有用心”之人的骚扰已不那么重要了。

1919年6月28日，刘海粟首次以“校长”之名单独亮相[57]媒体；7月5、7日，《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概况》[58]出炉，立上海美专“新传”第一篇。上海美专走完了第一个历史进程。1919年底，毕业于巴黎高等美专的李超士回到上海，受邀在上海美专做法国美术现状演讲，并作小型个展。1920年初，李超士被聘为学校西洋画教授，兼授法语。此际，上海美专仿效法国美术教育，再次调整教育趋向，一改之前取道日本，直接向现代美术的发源地法国学习西方美术，并进行学术训练，全面实现蔡元培学习欧洲的美育核心思想，开启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新进程——“刘海粟时代”。

近现代新兴的美术市场，为上海美专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对市场需求的积极回应和调整，以及有效的竞争策略，使它迅速成长并有突出表现。“前刘海粟时期”的上海美专，经历困顿，也充满华章。它的起承转合折射出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发展历程。美专发展史也是刘海粟发展史。他敏锐果敢，坚守校园，用心用力经营，步步为营，层层递进，在同辈中脱颖而出；他坚持应变，强固人脉，使得一所私立学校在动荡年代里不断发展，顽强延续40年；他的开放多元，使上海美专成为融匯中西艺术的大舞台；他的趋利和商人做派，让众多美专师生来了走走了来，渐行渐远……与其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如说更像一幅巨大的拼图。浩如烟海的史料报章，如一块块拼图碎片，拼接得越完整，与历史真相越接近。我们不停拼接，无限接近……

（王曼隽/上海图书馆）

注 释

[1] 汪亚尘《四十自述》，载于《文艺茶话》二卷三期第7页，1933年10月1日。

[2] 《上海美术学校改正名称、开办高等师范科启事》，载于1921年6月29日《时报》，以下行文简称“上海美专”“美专”。

[3] 周湘（1871—1933），号隐菴，江苏黄渡镇人（今属上海）。画家，美术教育家。1907年参与蒲华等发起的徐园赈灾书画会，1910年初参加题襟馆书画会的前身中国书画研究会，是第一批会员之一。

[4] 《上海图画美术院招生广告》，载于1913年1月28、29日《申报》，1913年1月29日、2月23日《时报》。

[5] 同注[1]。

[6] 《上海美专十年回顾》，载于1922年9月27日《时事新报》之“学灯”栏目。

[7] 陈抱一，《洋画运动过程略记》，载于《上海文艺月刊》1942年4月第6期，120页。

[8] 同注[1]。

[9] 《上海美专十年回顾》（一），载于1922年9月17日《时事新报》之“学灯”栏目。

[10] 《图画美术学院木炭肖像夜科招生》，载于1915年3月1日《时报》。

[11] 《上海图画美术学院暑假写生画补习科招生》，载于1915年6月28日《时报》。

[12] 《图画美术学院之毕业式》，载于《环球》杂志第1卷第2期，1916年7月15日。

[13] 详情见“第一届成绩展览会记事（1918年10月）”，刘海粟美术馆、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档案史料丛编：闳约深美》（第二卷），2012年版，135—152页。

[14] 劉海粟美术馆、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档案史料丛编：不息的变动》（第一卷），2012年版，14页。

[15] 张聿光（1885—1968），浙江绍兴人。老报人，为清末于右任创办之诸报画政治讽刺漫画。自1907年任青年会方济书院图画教员，为陈抱一的启蒙老师。徐永清，1880年生，名继馀，号永清，又号永青，松江娄县（今属上海市）人，路加画馆（即土山湾画院）毕业，清末民初知名画家。据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职员档案，徐永清此际任职于该馆编译所，任图画部教员。沈泊尘（1889—1920），浙江桐乡人，从潘雅声习画。弱冠至沪，为报刊作插图，擅画时装仕女，有声于时。

[16] “美育”一词，1912年由蔡元培从德文转译而来，其中造型艺术细分为：美术学校、博物院、展览会、摄影术、美术品印本。见蔡元培《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环球中国学生会廿五周年纪念册》，1930年7月）。

[17] 载于1917年1月3日《申报》。江新即江小鹣（1894—1939），江苏吴县人，江建霞之子。早慧，1900年即有书法刊于李叔同等主办的《书画公会报》。1921年与陈晓江赴法国留学，主攻绘画、雕塑，归国后以雕塑为业。杨左陶亦作左匋，名锡冶，毕业于南洋公学及土山湾油画院，又从俄国画家陆葛纳、比国画家彭露等研究画学。他有感我国工艺落后，以专攻“工艺美术”为职志。他参与发起苏州美术赛会，任教于周湘主办的学校和晨光美术会音乐部，任职《时报》的《图画周刊》主任，1924年自费赴美攻读音乐美术，自此常年旅居美国，以制作动画影片著名。他在图画美术学院任教时间不长，1917年6月即与徐永清、丁悚创办女子美术图画学校。陈国良即陈晓江（1893—1925），天马会发起人之一，1921年初与江小鹣赴欧考察美术，归国后与刘海粟、王济远在天马会机制上产生矛盾，乃退而加入东方艺术研究会（东方艺专），任《民国日报》的《艺术评论》编辑。卒年仅32岁。张邕即张辰伯（1895—1949），无锡人，张守彝、华璂之子。张守彝，字天帚，别号卷施老人，善诗文山水。华璂，善书画刺绣。1912年夫妇在沪创办女子美术刺绣传习所。1915年，华氏之刺绣作品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1917年3月任上海女子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徐永清任教务顾问），著有《刺绣术》（合作）。其子张邕（辰伯）为天马会发起人之一。1928年，与江新、朱增钧（屺瞻）、王济远等发起艺苑绘画研究所。

[18] 载于1919年1月20日《时报》。

[19] 此时，徐永清已应周湘之邀，任中华美术专门学校教务长。载于1918年7月12日《申报》。

[20] 同注[9]。

[21] 连载于1919年7月5日、7日《时事新报》。

[22]“该院是一九一二年成立的，创办人为乌始光、刘海粟等人（乌并非文艺工作者，稍有资产，刘海粟当时没有财力，利用乌的资金作创办费，后乌脱离该校）……”丁悚，《上海早期的西洋画美术教育》，《上海地方史资料》（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23] 《上海早期的西洋画美术教育》，《上海地方史资料》（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209页。

[24] 载于1918年3月2日《时报》。

[25]《参观法总会美术博览会纪略》，载于1919年1月20日《时报》。

[26] 刘海粟，《参观法总会美术博览会纪略》，载于《美术》1919年7月第2期。

[27] 同注[14]，117—121页。上海美专档案现存500多卷，被学者认为是迄今保存得最完整的上海私立美术学校档案。但最初几年来往对外文件已不存在。

[28] 张修平个人访谈，郑洁，《美术学校与海上摩登艺术世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60页。

[29] 同注[7]，117页。

[30] 《图画美术学校呈请立案》，载于1918年3月2日《时报》。

[31] 《武进西营刘氏家谱》：“际昌，原名国光，行一，字咸熙，号楞菴，邑庠生，浙江候补县丞，以海运案保升知县，解饷赴滇，奏留云南补用军功，保陞直隶州知州、云南全省营务处文案加知府衔，赏戴花翎，例封朝议大夫。民国署云南财政司司长、富滇银行监督、磨黑井盐务稽核所华协理，调任迤西区盐稽核所华协理。娶吕氏，例封恭人，陕西候补县丞吕德全女，侧室云南吕氏。生子二，福龄嫡出，福滇庶出。女一，嫡出，早卒。生于光绪丙子十月初三，卒于民国八年即己未七月二十五日。葬云南昆明东城外桃花庵。江南乡堂有侧碑，侧室吕氏附葬。”

[32] 载于1917年12月27日《申报》。

[33] 载于1918年1月29日《时报》。

[34] 载于1918年3月14日《时报》。

[35] 1915年8月刘荣昌入图画美术学院任教，见《上海美专呈报江苏省教育厅转教育部教职员一览表（1918年4月）》，同注[14]。1918年8月31日召开学校教职员会议，任刘荣昌为师范科主任，载于1918年9月2日《时事新报》。载于1919年7月美专校刊《美术》第2期，有刘慕慈生平及美术评论数篇。1919年12月20日，天马会第一届绘画展览会开幕，刘慕慈作品入选。1920年1月12日天马会举行常会，推荐刘慕慈等新会员入会。

[36] 《感谢良医》：“内子于前月忽患寒热，饮食顿滞，一经妇科专家须闻钦先生诊治，药到病消，一二日竟能复元，曷胜铭感，用特鸣谢。先生现寓英界泥城桥新世界对面大庆里一百〇一号。刘海粟谨启。”载于1915年9月26日《申报》。

[37] “当时我阅读过一套日本美术学院的《正则洋画讲义》。最后，他也寄了一幅习作去，通过试验，而得到该学院洋画讲义修习的文凭。”前揭注[7]。“他16岁时在周湘的背景传習所学画三个月，因传习所不是正式学校，所以刘先生的简历从不提此事，仅说1918年秋获日本东京美术学校荣誉证书……”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31页。

[38] 连载于1919年11月18日、19日《时事新报》“学灯”栏目。

[39] 《上海国民对于外交失败之激昂（十四）美术学校之劝告团》，载于1919年5月22日《时事新报》。

[40] 同注[6]。

[41] 1982年前后，刘先生的秘书袁志煌先生在编《刘海粟艺术文选》和《刘海粟年谱》时，很想在1912年或1913年上海的报刊上查到这宣言，结果未查到。1982年夏，袁先生又请我帮他查找，我又翻阅当时的多种报纸，也没查到。前些年我编著《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时，虽较注意这三条宣言的资料，但仍未发现。所以近几年有不少人都怀疑所谓图画美术院的三条宣言当初并不存在。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9页。

[42] 《图画美术学院介绍毕业生》，载于1915年2月22日《申报》、2月28日《时报》。

[43] 《图画美术学院暨函授部招生》，载于1915年7月5日《申报》。

[44] 载于1922年9月27日《时事新报》之“学灯”栏目。

[45] 《美术学校兼收女生》，载于1920年6月27日《时报》《时事新报》。《上海美术学校招生》，载于1920年6月30日《时报》。《上海美术学校录取新生揭晓》，载于1920年8月9日《时报》。

[46] 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10页。

[47] 同注[6]。

[48]本年双十节增刊1925年9月23日《时事新报》。

[49] 载于1919年12月18日《时报》《时事新报》。

[50] 载于1920年9月8日《时事新报》。

[51] 载于1913年8月11、12日《申报》。

[52] 《中华美术专门学校来函》，载于1918年8月8日《申报》。

[53] 《青年会将开图画展览会》，载于1920年6月22日《时报》，《评青年会智育部图画展览会》（天马会会员王济远），《评青年会辉煌展览会》（光琳），载于1920年7月10日《时事新报》。《对于两个评画者的意见○光琳和王济远》（汪省斋），《美术界的恶现状》（孙文熯），载于1920年7月16日《时事新报》，《西洋绘画家之争点○忠告吾国之西洋画家》（吴梦非），载于1920年7月19日《时事新报》。

[54] 载于1918年6月8日《时事新报》。

[55] 载于1919年4月22日《时事新报》。

[56] 载于1922年4月17日《民国日报》，1922年5月12日《时报》。

[57] 载于1919年6月28日《时事新报》《申报》《时报》。

[58] 连载于1919年7月5日、7日《时事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