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来，所谓中国“书坛”，似乎一直油腻嘈杂，如乡间集市般葱鼻涕横甩、蒜皮子乱飞。眼下，有著名作家要办书法展，有霜髯大汉用针管儿“射墨”，还有“丑书”之争、“吼书”（其实，既然是边大喊大叫边抡膀子写，倒不如拎出个生僻点的字，曰“吅书”，登时添得若干“迷离”味儿）之辩，再早些，“乱书”“性书”“老干部体”“展览体”等，搅弄得糨糊一盆。

不管“书坛”如何“志异”，说到底无非是“写毛笔字”这一主干之上百千变态的丛杂旁枝而已。白居易《庐山桂》诗云：“枝干日长大，根魂日牢坚。”表象再怎么折腾，笔墨之道的“根魂”不容摇撼。匪特书法，延展到包括美术、音乐、舞蹈、影视等门类的整个艺术界，莫不如此。实际上，艺术作品的本体魅力，才是最值得强调的。在一件耐得住时光淘洗的杰构面前，所有刻意附加的外部元素（作者身份、所获奖项、拍卖纪录、评论研讨、宣传推介、有否搭载过航天飞船等）纷纷剥落，甚至可圈可点的具体技法特色都落潮般退后，只有绕梁三匝的无穷韵味和窾坎镗鞳的巨大震撼久驻心间。这种感觉，我在河南省美术馆面对已故画家李伯安高1.88米、长121.5米、共描绘了266个藏民形象的水墨人物画长卷《走出巴颜喀拉》原作时有过体会。从1988年到1998年，清贫而又执拗、文弱而又刚烈的李伯安为这件作品耗尽了十年心血，至54岁辞世时尚未完竣。不少人觉得遗憾，我倒认为“此事古难全”，或许这才是最好的安排。很多时候，倾尽心血的创作，即便“残缺”也丝毫不会动摇其“不朽巨作”的魅力。揆诸前修：阿历山德罗斯的《米洛斯的维纳斯》是这样，斯图尔特的《华盛顿肖像》是这样，莫奈的《瓶花》是这样，王式廓的《血衣》是这样，舒伯特的《b小调第八交响曲》是这样，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这样。

成全杰作的远远不止“完整”那么简单。王式廓终年62岁，为创作油画《血衣》劳瘁23载，在写生现场突发脑出血倒在画架旁。25年后，李伯安同样因病，殁于诞生《走出巴颜喀拉》的画室门口。这两位画家有若干近似处，李生前深受王艺术“殉道”精神影响。不难发现，两位画家数十寒暑痴情描绘的，皆为劳作于基层的普通汉、藏民众，而非明星大腕、权贵富豪。他们笔锋向下，潜入豫西、豫北及青藏高原，细细品咂时代气息、民风民俗与个性内质，提炼出可触可感的人物形象，表达于画面之上。

时代呼唤王式廓、李伯安式的美术家，他们忘情地探索、真挚地热爱、勇猛地创新，沉酣不已，无暇他顾。对他们来说，依靠过硬的作品说话才是王道。他们所最终收获的，是苛刻的美术史的认可。而我们身边的另一部分画家，立身之本竟然是一双随时准备为权势与金钱献上的膝盖。为了在体制内“混”上主席、院长、会长、社长、所长，而谄上抑下、钻营奔竞、党同伐异、鲜廉寡耻，哪还有半点儿艺术家的风操！与李伯安生前在酒色名利面前表现出的“木讷”“倔傲”“羞怯”“退避”姿态相比，真可谓判若云泥。这样的“干禄画家”，一边领着国家的俸银，一边蘸口水数着私下卖画所得的钞票（一分钱税也不曾交），豪车美宅，脑满肠肥，哪里还静得下心来研索敏求？结果往往是“混”得越好，画得越差，甚至差到满纸躁媚伧俗、不堪寓目，与“行画”无异！按理说，如斯画家，不可能是人民爱戴的优秀藝术家，尽管有时候烫金的荣誉证书恰恰颁发在他们手中。

看来，我们必须将目光回收，集中于艺术作品本身。真正的好作品，一定是纯粹的，安静而执着地向心潭深处开掘。外在的涂脂抹粉、耸肩扭臀、搠枪使棒、装疯卖嗲、故弄玄虚，有极大的毒副作用，使艺坛清流不能爽畅滋润芸芸众生的心田。艺术家及其作品，要有正气、清气、逸气、骨气，断不可有浊气、奴气、妖气、村气。具前四气者，定然受到尊敬和欢迎；反之则势必淆乱视听、令人齿冷。当下的书画家，不妨试着向“名利场”请一段时间假，放低姿态，认真地读书习字、探赜索隐，诚恳地向黄宾虹、陈子庄、林散之、陶博吾学习，体味大寂寞、大孤苦、大澄宁、大欣悦的生命境界。

这个时代貌似哗闹无序，实则大有矩矱。艺术家需要擦亮眼睛，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然后坚毅而热情地走下去。要做格高调雅、气定神闲的“角儿”，而不是搔首弄姿、蹦跶不了几天的“跳梁小丑”。

（郑志刚/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