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庶族子弟科举及第者仕宦空间研究

2019-06-03韩姗辰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3期

韩姗辰

摘要：科举制度的设置，本是国家政权与士族地主的一种博弈。唐朝建立以后，采取了沿用隋时确立的科举制度并加以完善、发展的策略。随着科举制的发展，门荫入仕开始式微，科举入仕逐步取代其他方式成为唐代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庶族子弟这种社会中下阶层产生的知识分子在国家考试中中举及第后仕宦空间，以安史之乱为划分，唐代前期时，李唐政府的科举制度虽然打破了士族掌握人事权的局面，但是作用不大，庶族入仕仍然具有难度，及第后仕宦空间也存在界限。唐朝中后期，科举制遭到士族的异化和操控，庶族子弟的入仕和发展更为艰难。唐末五代时，唐朝士族对科举制度仍是抵制和操纵的态度，科举制与官员的晋升都异化成了为其群体服务的工具，但此时混乱的时代下，庶族子弟实现抱负已不再只有科举这一出路。

关键词：唐代；庶族；科举；社会流动性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3-0016-04

一、唐朝前期庶族子弟的科舉及第仕宦空间

所谓唐朝前期后期，大抵上以安史之乱来区分。

从科举制度的发展看，唐朝初期总体上是科举制不断发展完善并进而成为主流选官方式的阶段，唐朝科举制度的制度性变迁，是唐朝官方政府、世家大族和寒门庶族共同推动的结果。在3个主体中，掌握制度设计的李唐政府与试图异化制度的世家大族的博弈并非本文论及的重点。本文更多的着眼点在于在前二者博弈的情况下，寒门庶族的命运及其对唐朝社会产生的影响。

（一）唐代前期科举取士所占官员比重

唐朝初期相对于庶族而言，士族做官的途径是很宽广的。门荫制度、流外入流都是士族手中有力的武器。李唐政府虽然希望打破士族对政权的威胁，但扶植新贵的做法反而强化了门阀政治，只不过具体的士族是新人换旧人。李唐政府的科举制度虽然打破了士族掌握人事权的局面，有利于寒庶入仕，但是这种作用不宜夸大。

在唐初，凭借非科举方式入仕的官员依然能够成为包括宰相在内的高级官员，而且往往数量巨大，比如，魏征家族原籍后裔之一魏玄同就曾经反映过“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卯之岁，已袭朱紫”[1]的社会现实，并对以文学进身的庶民出身的官吏不得升迁，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中宗时期的宰相萧至忠，本身出身卿相世家，也承认：“宰臣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罕有才艺。”[1]这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唐朝前期选官用人的整体脉络，提供了便捷。

1.录取名额的调整对庶族子弟科举入仕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庶族子弟想要入仕，难度是不小的。一方面，和当今的很多非城市学子类似，庶族子弟中除少数“富民”阶层外，大部分贫寒出身的知识分子在物质保障和受教育环境方面，天生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唐初每年要安排的官人子弟就占用了有限的官员名额，再加上科举考试年复一年的积累，正所谓“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遂令九流繁总，人随岁积。”[1]既然唐中期以前勋贵世家门荫的数量需要确保，那也只好发布命令：“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取明经不得过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2]，用限制科举取士数量的方法来调节“士无官，官乏禄”的困局了[3]。根据王伟的统计，开元十四年以前，进士考试共88次，其中登第人数在35人以上者，仅18次；在30人以上者，亦仅24次，整个唐代进士考试共260次，其中登第人数在35以上者，仅26次，在30人以上者，也仅53次[4]。而寒庶子弟，又几无其他途径入仕，僧多肉少之情势可见一斑。

2.士多官少情况下庶族子弟及第后入仕情况分析。唐代士人科举及第后，也不过是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需要经过吏部的考选。因此常有及第者不能得官的情形发生，如韩愈中举后3次在吏部主持的考试中失利而不能得官。以上还是就庶族子弟参加科考后进士及第便可做官而进行的讨论，然而实际上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进士及第后，面临着士多官少的局面，因此不能立即获取官职，如开元时“或有出身二十余年而不获禄者”[3]。在此情势下，政府的用人，遂至于“徒循资格，推排禄位”[5]。对于庶族子弟而言，这个漫长的等待事实上成为寒门学子的额外负担，极大地打击了寒门庶族子弟参加科考和从政的积极性。

（二）唐代前期生徒来源及其与庶族的关系

为了配合科举制度，满足国家人才的需求，唐初曾经建立了国家掌控的学校教育体系，这个体系中虽然也有专门招录庶族子弟的名额，但仍然以皇亲贵胄和世家大族为主。既然庶族子弟中能够得到国家公立学校教育机会的少之又少，那么更多的寒庶知识分子只能凭借地方私学或者在家自学的方式，同受到专业培训的士族子弟同场竞技。因此虽然唐朝前期士族对于科举并未接受，但是寒庶子弟并不能在科举中独占鳌头。

（三）唐代前期庶族子弟及第后仕进情况概说

相比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相对于庶族超过7成的优势相比，“唐代前期，高官中大族出身的比例降至56.4%”[6]。这基本上是科举选官的胜利，是李唐政府制度设计的胜利。寒庶子弟拥有了更多的机会跻身高官行列，更多高官出身寒门，也有利于在官场形成寒门提携寒门的机制，有利于打破士族垄断仕进通道。这里我们应注意到数据不一定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问题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李唐皇族本身不能完全摆脱士族政治，往往需要士族政治为其服务，故而在创制科举制度的同时，维持了士族的相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庶族子弟获得43.6%得益于武周时期武则天对于士族的冲击，这个数值一定程度上带有政治斗争的色彩，并不能完全客观地反映正常情况下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庶族地主阶级的晋升情况。如果加上这种考量，则庶族的提升是要打折的。

更为客观的情况不一定从数据得出，而是从时人的普遍观感得出。魏玄同、萧至忠提及的现象更能反映李唐政权正常治理国家的情况下，士庶博弈的常态。从李唐皇室的自身利益出发，也不难理解其选择：既要通过科举制度适当的敲打士族，又要保证士族拥护李唐政权。李唐政府的这种对士族的优容和迁就，注定了庶族子弟及第后仕宦空间的界限。

二、唐朝中后期庶族子弟的科举及第仕宦空间

自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社会变动极大。陈寅恪先生曾说：“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7]因此，唐朝中后期的社会运作机制又与唐朝前期大不相同。

（一）唐朝中后期士族对科举考试态度转变后的策略调整

唐代选官用人制度的演变，总体上是由多种选官方式并行演变为以科举制度的进士科为主，其余为次。这种变化与科举制度的发展息息相关，也同唐朝中期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和士族主动调整策略以适应国家政策变动有关。

从国家、士族和庶族三大主体的角度思考，这一阶段李唐政权已经满足于之前一个阶段对士族的冲击，从而放缓了制度发展的脚步，未能做到及时地调整统治策略，以适应新产生的问题。而这一时期士族对科举制的态度则变得有趣起来，保守的士族固然对科举制度持批判态度，但另一方面，随着科举制度的影响日益扩大，士族中的一部分开始调整策略，主动适应新的规则。而这一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庶族子弟凭借科举入仕的仕宦空间。

1.士族对科举态度转化对庶族子弟科举入仕的影响。虽然中唐以后，门荫入仕位极人臣者不乏其人[8]，但是随着科举取士特别是进士科进士及第对于入仕和晋升的意义越来越大，士族也不满足于门荫这种入仕方式，开始加入国家考试的大军中来，从而进一步地挤压了寒门庶族子弟的入仕机会。王伟指出，整个唐代士族出身的登科者占进士科的71%。这说明士族在科举考试，特别是进士科考试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4]。与之相对，29%的进士成为寒门庶族中绝对的幸运儿，因为天下寒士何其多，又不知多少人终其一生也只能“洒泪惭关吏，无言对越人”（郑谷《送进士赵能卿下第南归》）“羞见关城吏，还从旧道归”（岑参《戏题关门》），甚至于因为关山路远，这一考，便是十几年客居他乡。起初，士族仅仅凭借家学渊源和熟悉政事的优势，相对公平地参与科举竞争，但是当士族逐渐尝到科举制的甜头以后，对科举制的异化和操控，缔造一个新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就成为了士族努力的方向。

2.关闭的大门——唐代限制胥吏参加科举对庶族子弟科举入仕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的官僚系统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胥吏，即在官府中处理文书性、具体性或技术性事务的工作人员和杂役。魏晋以来，官吏分化，官为士族垄断，胥吏地位卑下。自从隋朝创立科举制度，给了胥吏一个晋升为官员的机会。但是，自唐宪宗时期开始，国家禁止胥吏参加科举[9]，以保证官员和胥吏之间可以相互制衡，达到维持对地方的统治和保证行政效率的目的。对此杨练在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论科举制对胥吏政治的双重影响》一文中有所谈及[10]。但除了上述原因外，这种禁止胥吏参加科考的政策之所以会出台，还与士庶科场之争有关。这里谈及胥吏问题，正是因为胥吏的主要来源问题。很显然，世家大族的直系嫡亲子弟，是无论如何不会屈就胥吏之职的，担任这种基层职务的，本就是寒门庶族占大多数。严格限制胥吏参加科举考试，事实上堵死了一部分经济条件较差的寒门子弟通过科举步入官员行列的机会。这正是唐中后期士族开始正视科举制度后，凭借手中优势资源对科举制度的一次异化，其目的也正在于强化本阶层的相对优势地位。比起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利用排他性的主观评价体系为本阶层牟利，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种既得利益群体都擅长和乐见的。

（二）唐朝中后期庶族子弟科举及第仕宦晋升空间分析

单纯从科举入仕的情况看，固然容易得出唐朝中后期进士及第是快速晋升和任职高官的重要条件，毕竟绝大多数高官都是进士出身。但用這一现象却无法分析士庶的具体情况，因为中晚唐时期士族也加入科场逐鹿的队伍，单纯地考察进士及第任职高官的情况，已经不能说明庶族地主阶级在官场的发展情况。

中晚唐士族兼进士出身者在仕途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其入仕、升迁的机会亦大于寒庶兼进士出身。以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房琯、李泌、杨炎、陆贽、裴度、李德裕等唐朝十几位著名宰相进行统计，出生庶族的仅有张九龄，其余9人皆出身士族。“唐代前期，高官中大族出身的比例降至56.4%，后期则为62.3%。”[6]唐代社会下能否成为政治精英仍主要取决于出身。因此，从整体上判断，寒门庶族虽然就个体而言会出现高官，但是就一个社会阶层来说，其仍然是弱势的。

另一方面，虽然常说进士晋升快速，但其实唐代进士及第者往往需要几十年才能成为中、高层官员[11]。这条道路对于朝中无人的寒庶子弟是艰辛的，他们的政治生涯可能只是终身流转于地方州县。而士族凭借其门第的优势、文化传统的优势，及其家族长期以来建立的关系网，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跻身政治上层。同样是参加科举考试，士族由于拥有良好的家庭教养和政治经验，也比庶族更易成功。正如李德裕所云：“公卿子弟……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而“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1]因此，虽然一部分史料中唐朝君臣在议事的时候有尊科举而贬门荫的倾向，但是基于数据的考察结果却是士族把持着六七成的高官。比如唐代的刑部尚书绝大多数出身地方郡姓，半数以上来自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家大族[12]，而出身寒微者实属个别。从社会观念的微观角度也能见微知著，唐中后期士族的门第婚姻观念仍然强烈[13]，正是上述问题在婚俗方面产生的影响。

三、唐末五代寒庶子弟的历史抉择

唐末五代在时序上是紧密联结的，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是唐朝后期社会变迁的结果。唐朝末期政治腐败，官场黑暗，经济凋敝，藩镇割据的社会现实，瓦解了大一统王朝竭力维系的社会秩序，为社会的流动性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唐末科场弊端丛生下庶族子弟的科举及仕官情况

唐朝士族对科举制度总体上有一个由抵制到操纵的发展脉络，这一现象在尹富的《抵制、渴慕、操纵：论唐代士族对科举的多重态度》一文中论述颇详[14]。唐代科举并未如宋代采用糊名法，这给了徇私舞弊者操作的空间。再加上唐末科场弊端丛生，士族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公权力，将科举制异化成了为其群体服务的工具。这种异化还体现在官员的晋升方面，金滢坤对这点有了基于数据的详尽分析：在晚唐的最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士族担任宰相的比例一度高达92%，而寒庶子弟不过7%而已[15]，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晚唐时期寒门庶族在晋升空间上的窘境。“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的情况[16]，注定了那些朝中无人、家中无积的庶族子弟往往久困科场，壮志难酬。这样严酷的社会现实，缔造了唐末诗人合称现象的出现，周蓉的《唐末诗人合称现象及其与科举制度的附生关系》对此现象做了深入的探讨[17]。“病想医门渴望梅，十年心地仅成灰。早知世事长如此，自是孤寒不合来。”（罗隐《丁亥岁作》）寒庶学子望眼欲穿，却仕宦无门。为求得进士及第，一些庶族子弟不惜放弃人格尊严，或投于宦官门下，或往权贵处摇尾乞怜。怕是若非唐朝亡的早些，科举变成又一个察举，九品中正借尸还魂，也未可知。

（二）士庶对立的最终结果

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的乱世，在这个历史时期，唐朝那些已经脱离了乡村共同体的士族[18]，并不能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结坞自保，反而成为困坐唐朝中央的待宰羔羊。对政权的把控是士族赖以维护自身地位的最重要依仗，然而当唐王朝自身难保的时候，士族就好比寄生于生物体内的寄生虫一样，一方面导致其寄主异常乃至于死亡，一方面又事实上为自己敲响了丧钟。

具体来说，士族在唐末五代时期遭受了来自黄巢起义和朱温的双重打击，以至于衰落。黄巢早年屡试不中，起事后于广明元年杀士族无遗类[19]；朱温采纳久试不第的寒庶知识分子李振的建议，将清流投入黄河，尽作浊流[19]。门阀制度服务的谱系之学，在唐末五代彻底衰绝，便是因为服务的人群多数喂了乌鸦鱼鳖。当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无法通过秩序内有序流动，则会像高压锅一样，在压抑中迎来新一轮的爆发，最终获得既得利益群体不乐见的负面结果。五代宰相中士族仅占27%，便是明证。

当然，这里要强调的是，在唐末五代期间，庶族子弟的仕官和晋升空间的确是增加了，但是这和科举的关系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庶族子弟往往主动投靠藩镇，甚至从军作战。他们对于唐王朝的认同感相对于士族而言也较低，其仕官和晋升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科举制度下官僚系统内部的任用和选拔机制运作下的产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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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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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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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伟.唐代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之关系及其意义——以士族为考察中心[J].中华文化论坛，2010，（04）：78.

〔5〕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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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宁欣.唐代选官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147.

〔9〕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3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