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馨瑶 王英男

摘 要：唐代墓葬壁画分为3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星象图和四神图，表现的是宇宙观念和现实生活场景；第二时期壁画内容主要体现墓主人的现实生活和个人信仰；第三时期的壁画展现了家居日常生活和庭院情况。唐朝在6～10世纪400多年间，既有对魏晋南北朝乃至秦汉时期绘画传统的继承，又受到来自草原丝路的西方异域文化的冲击。

关键词：唐代；草原丝路；墓葬壁画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3-0012-04

一、6～10世纪墓葬壁画的发现情况

墓葬壁画反映的是某个朝代的丧葬观念和经济、政治、文化的背景，是墓葬的一部分。“通过把墓葬本身作为研究分析的主要着眼点，我们可以获得对中国传统艺术和视觉文化的重要概念和机制的深入理解。”[1]唐朝时期，壁画艺术达到顶峰，规模宏大、题材广泛，在其绘画艺术的发展上，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乃至秦汉时期的墓葬壁画风格，并通过丝绸之路与域外文化及艺术风格相结合，呈现出兼容并蓄的风貌。

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北京等地均发现了唐代壁画墓。其中重要的有新城长公主墓、金乡县主墓、节愍太子墓、惠庄太子墓、郭燧夫妇合葬墓、赵逸公夫妇合葬墓、王公淑夫妇墓、王处直墓等，题材内容广泛，表现手法多样，各地区特点也不尽相同。

（一）河南地区

河南地区的壁画墓主要集中在洛阳、安阳一带，以郭燧夫妇合葬墓、赵逸公夫妇合葬墓等为代表。壁画内容以生活类为主，墓道绘车马图，甬道绘男女侍者图，墓室南壁绘制备茶、侍奉图、更衣图等，西壁绘花鸟画，也可再根据不同墓葬的实际需要，对人物、器具的位置和搭配进行重组。郭燧夫妇合葬墓、赵逸公夫妇合葬墓等墓中人物与场景的组合、绘画笔法与整体风貌都比较相似，属于晚唐时期仿木结构壁画墓。

6～10世纪期间，这一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历经东魏、北齐以及唐朝的发展，洛阳、安阳与北方、西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相互渗透和交融，墓葬壁画的绘画风格具有自身的区域特点，如壁画中的侍女人物具有高耸的发髻，上端很尖。

（二）山西地区

山西地区的唐代墓葬壁画主要集中于太原地区，发现在太原南郊的金胜村到董茹庄一带。唐高祖起兵于晋阳，也就是当今太原，在隋末唐初之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后唐高宗始封于此，武则天定此为北都。金胜村即位于唐代晋阳西部的汾河之畔，故多有唐初墓葬。

山西地区发现的唐代墓葬壁画内容比较丰富，除在墓室天顶有星象图和四神图之外，着重描绘死者的日常生活，侍者图占了很大比重。此外，还有迎宾图、生活起居图、属吏馆客图、树下老人图等。

（三）北京地区

北京地区唐代墓葬壁画题材可以分为星象、四神、十二生肖、人物、屏风、炊食器皿等题材。其中，星象、四神、十二生肖等内容，主要是表现当时人们对宇宙的认识，这在唐代墓葬壁画中是比较普遍的。北京地区的人物图中武士、文吏、侍女等形象与西安地区仪仗图中人物形象相似，但北京地区墓葬壁画中墓主人、马夫等形象比较少见。总之，唐代晚期表现庄园生活、乐舞、供奉等内容的壁画越来越少，四神、男女侍的题材还较多，花鸟画在北京地区更为少见。

（四）陕西地区

陕西地区唐代壁画墓主要分布在西安及帝陵一带，主要有李寿墓、房陵大长公主墓、李凤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长乐公主墓、韦氏家族墓、唐安公主墓等。关中西部有岐山唐元师奖墓、武功苏瑜墓等。其中，懿德太子墓规格最高，场景众多、气势宏大。章怀太子墓最为完整。壁画种类有青龙白虎图、出行图、客使图、仪仗图、马球图、歌舞图、游戏图、侍女图、男侍图、观鸟捕蝉图等。

（五）其他地区

除陕西、山西、河南、北京，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也发现了唐代壁画墓。有青龙白虎图、出行图、武士图、侍者图等。各个地区墓葬壁画均有自己的地方特色。

二、6～10世纪墓葬壁画的分类研究

（一）四神、星象图

1.四神图。唐代壁画墓有2/3绘制了朱雀、玄武、白虎、青龙图，也就是四神图。在墓葬内，一般为一套完整的组合，目的是加强宇宙的构成意义，且据说青龙和白虎有引导墓主灵魂升仙和驱邪厌胜的作用。其中，朱雀和玄武通常绘制于墓室的南北两壁，青龙和白虎绘在墓道的东西两壁。唐代墓葬中，绘有四神的墓葬主要有阿史那忠、苏定方、韦涧、李重润、李贤、李仙蕙、薛莫墓等。唐代的山西地区出土的四神图数量最多，最完整。因其为东魏北齐故地，太原金胜村的几座唐代壁画墓、山西太原晋源镇三座唐壁画墓受到了东魏北齐壁画墓传统的影响，墓室上方都绘制了完整的四神图。但是，有的唐代壁画墓继承了北朝壁画墓的特点，只在墓葬墓道绘制了青龙、白虎图，而不是完整的四神图，这类墓葬有长安县南里王村唐壁画墓、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发掘、唐章怀太子墓发掘、唐节愍太子墓发掘、唐郭仲文墓、洛阳关林49号、50号唐墓壁画。这也体现出唐代丧葬观念的变化，从完整的朱雀、玄武、白虎、青龙图到青龙、白虎图，可以看出，初唐时期对四神图像以及神仙祥瑞观念不够重视。

2.星象图。唐代墓葬壁画中发现了大量的星象图、天象图、星空图等，但表达的内容大致相同，以金乌、蟾蛛、银河、星斗等来表示天空中的日、月、星辰、星河等，通过其内容的排列、组合不同，进行不同的构图构思。其中，壁画中二十八星宿与黄道十二宫的出现，也反映了唐代与中西方的文化交流。

（二）人物图

唐墓壁画中的人物有老人、侍者、舞伎等多种身份。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特点和分布。

1.树下老人图。树下老人图是唐墓壁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仅出现在山西、宁夏的固原和西北边陲，顯示出浓郁的地方特色。树下老人图，树的种类不一，但形式一致，通常用8个界格表述一个故事，类似于连环画。树下老者穿着的服饰、行为举止、所处环境均有不同，但表达内容类似，可能与道教相关。

2.侍者图。侍者图分为男侍图和女侍图，还出现了女扮男装的侍者图，不同时期，侍者的体态、穿着也有所不同。如唐房龄大长公主墓出土壁画27幅仕女图，其中就包括了两幅女扮男装侍者图，其身材修长健硕，衣纹劲简，这与唐金乡县主墓、李凤墓和阿史那忠墓壁画的女侍图十分接近，发型皆为高髻或螺髻，画男装，手捧物品，面容清秀，身材苗条。而唐韦泂墓[2]壁画中的女侍者，身材丰腴靓丽，其风格与之大相径庭。与侍女图不同的是，墓葬壁画中还出土了仕女图，这里的仕女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与上述的侍女有明显的身份地位的区别，但是有些学者将侍女和仕女区分得不是很明显。一般仕女图表达的是仕女们的日常生活，享乐的状态，身后有的会有侍者服侍。例如永泰公主墓宫女图中排在首位的仕女，手中无物，优雅端庄，可能是女官一类的身份，其身后跟着持有工具的侍女。章怀太子墓中观鸟捕蝉图中的仕女形象，身材丰腴，端庄柔美，表达了仕女们享受生活、玩乐的场景。唐代墓室仕女图在整个唐代壁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墓葬中出土的仕女图大多出土在关中地区，其次是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较少，数量约为整个唐代墓室壁画的2/3[3]。有学者将唐代壁画仕女图的艺术风格分为细丽减放、优雅律动、浓丽细致、丰姿韵致4个时期[4]，形象地表达了仕女图的演变过程。

3.乐舞图。初唐时期，唐代墓葬中李寿墓、李爽墓、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李晦墓、王善贵墓、淮南大长公主墓等均发现了乐舞图，其共同特点就是乐舞图中的演奏者均为女性。其中出土乐舞图的唐代墓葬中以唐李寿墓出土的舞伎图最为经典，舞伎图为6人，分作3列，两两相对。舞伎梳双环髻，穿窄袖内衣，方领袖襦，束拖地长裙。中唐时期是唐代乐舞的鼎盛时期，唐代墓葬中的李宪墓、唐安公主墓、韩休墓、苏思勗墓、高元珪墓、张去逸墓等出土了乐舞图，与初唐时期不同，乐舞图中的演奏者有男有女，类似一个小型乐队演奏。墓室西半部放置棺床，西壁为屏风画，乐舞图一般分布在墓室的东壁，与之呼应，表现墓主人围屏榻欣赏乐舞表演的画面。晚唐时期，与早中期相比，乐舞图数量减少，保存状况也比较差。晚唐时期的乐舞图以杨玄略墓为代表，但乐舞图的分布位置不固定，墓室东壁、第一过洞下都出现了乐舞图。

（三）动物图

唐代墓葬壁画中涉及的动物有鸟、鱼、马、驼、豹、鹤等，打马球、驯马图、观鸟捕蝉等无一不尽显唐代纸醉金迷的生活。

1.禽鸟图。迄今发现的禽鸟图有观鸟捕蝉图、云鹤图等。在墓壁上绘制大幅花鸟画的墓葬有西安唐安公主墓、郭隧夫妇墓、安阳北关唐赵逸公夫妇墓、北京海淀区唐王公淑夫妇墓等。花鸟画的位置有的在墓室北壁，有的在棺床上方，有的在西壁，牡丹绘在画面中央，环以禽鸟蜂蝶和花草，呈左右对称布局。唐代墓葬中，长安县南里王村唐壁画墓[5]出土一幅较为完整的山水花鸟图，山石，树木、花草绘于六合屏风上，人物的活动多在树荫上、山石间展开，安排得错落有致。整个画面层次分明，充实和谐。章怀太子墓[6]出土了观鸟捕蝉图，由3侍女2鸟1树1石组成。除此之外，朱家道村唐墓[7]墓室北壁东侧发现了双鹤图，并在双鹤图的四周绘有画框，这种双鹤图的出现在墓葬壁画禽鸟题材的发展中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后世影响颇深，如五代、宋、辽、金代壁画墓中也出现有百鹤图像。

2.出行图。因出行目的的不同，出行图包括牵马图、牵驼图、狩猎图等。唐代墓葬中，章怀太子墓出土的狩猎出行图较为经典，“由40多个骑马人物、2只骆驼、5棵树和青山所组成”[8]。马的方向由北向南，数十骑者持旗在前方，其中，领头者持猴旗，骑者们中间围着一个骑白马的男子，可能就是出行中的主人，其后又是数十骑者，最后面是骆驼队和马队。

3.驯豹图。唐代墓葬壁画墓中，驯豹图数量较少，可能是因为这种驯兽图大多为西域传入。唐懿德太子墓中出土了一幅驯豹图，从穿着上看，牵豹的是一名男仆，头上戴着幞头，身上穿黄色长袍，脚蹬长靴，腰间挂铁挝，明显是驯豹的工具。除此之外，唐李凤墓还出土了一幅牵驼图，从面容和穿着看，牵驼者可能是西域人，五官眉目较深、鼻子高挺、八字形胡须，头戴翻沿虚帽，身穿白色交襟窄袖短大衣，足穿红色高筒靴，明显与唐代的穿着不一样。

4.马球图。唐代墓葬出土的马球图多出现在贵族墓葬中，其中章怀太子、节愍太子和嗣虢王李邕墓等均出土了马球图，但以章怀太子墓墓葬中的马球图最为著名。唐章怀太子墓出土的马球图，“共有廿多匹马，骑马人均着各色窄袖袍、黑靴、戴幞头。打马球者左手执缰，右手执偃月形鞠杖。最南面飞驰的马上坐一人，作回身反手击球状，另一人回头看球。后面的两人作驱马向前抢球之态。其后还有数十骑，有一马奔向山谷，臀部及后蹄露在山外，山顶露出人头和半个马头。最后一骑为枣红马，四蹄腾空，往南驰骋。骑马人着淡绿色袍，红色翻领，面部微红，未持鞠仗，可能为观者。马后为古树和重叠的青山”[9]。唐节愍太子墓也出土了1幅马球图。但是，数量没有章懷太子墓出土的马球图的骑马者人多，只有5位骑马者，围成一个圆形。背景也没有章怀太子墓的丰富，比较简单。

（四）日常生活图

唐代墓葬出土的壁画中，相较四神图、星象图而言，表现现实社会中与墓主人有关的日常生活图等实际生活的场景更为丰富，例如农耕图、放牧图、宴饮图、乐舞图、出行图等。

1.宴饮图。唐代墓葬壁画中的宴饮图，几乎都有饮食器具的出现，有的以饮食宴会、家庭聚会、宴请宾客为主，有的以喝茶赏花、夫人聚会为主。唐代墓葬出土的较为完整宴饮图就是韦氏墓墓室东壁里的《宴饮图》。这幅宴饮图共有22人，男女老少都有，吃喝玩乐都体现在这幅图中，其中的饮食器具有酒盅、碗、盘、碟、盆等，种类繁多，体现出了唐代的精致生活。

2.农耕图。唐代墓葬中绘有农耕图的只有李寿墓和富平县朱家道村唐墓。其中，李寿墓发现的农耕图较为全面，“前室上栏绘坞壁、耕作；左壁绘牛车、坞壁、耕作；右壁绘坞壁、耕作。前室下栏绘放牧、厨事；左壁绘厨事、马槽、坞壁、采桑；右壁绘坞壁、果林、耕作等”[10]。这幅农耕图，全面地体现了农家生活，不仅有耕作，还有放牧、厨事、采桑等，完美地展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

三、草原丝路6～10世纪墓葬壁画艺术的文化内涵

（一）草原丝路文化的融入

草原之路经过蒙古高原、阿尔泰山脉、哈萨克草原，到达里海和多瑙河流域[11]。它在丝绸之路之前就已经存在，斯基泰人曾沿这条草原之路去印度或去阿勒泰地区[12]。此外，在草原之路的南部还有一条由沙漠、戈壁之中的国家开拓出的交通干线，称为绿洲之路。这条绿洲之路，主要是连接各个国家的道路和山口，有利于欧亚大陆间东西往来。唐朝时期这条自中原通往中亚以及西亚的陆上丝绸之路达到了辉煌与繁荣。章怀太子墓[13]出土的《客使图》壁画就反映了拂冧国使者来朝受到接待的情景，用图像的形式直观地表达草原丝路在唐朝的繁荣。从衣着相貌看，有从拜占庭、高丽、室韦、突厥、吐蕃等地来的使者。其中，有一使节，光头深目高鼻，方脸大嘴，从衣着相貌看，此人应是拂冧国的使节，拂冧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还有一人头戴骨苏冠，椭圆形脸，须眉朱唇，穿红领长抱，宽袖，从衣着相貌看，此人可能是高丽使者。这幅客使图形象地说明了唐朝与中西亚各国的交流。

（二）魏晋南北朝传统的继承

唐代墓葬中，从其题材看，出行图、狩猎图、仙鹤图等，都是汉魏时期、南北朝墓葬的壁画和石刻中常见的。其中，唐李寿墓壁画和石刻中呈现的人物服饰与敦煌石窟中的隋代供养人的服饰基本相似。另外，其墓道和墓室装饰图案中的忍冬纹样，同样和敦煌北魏时代龛门纹样相近，体现出了明显的继承性。

唐代墓葬壁画中通常是出行及归来壁画类、日常生活类、人物类、动物类、星象图等5种题材，大体看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初唐是对魏晋南北朝墓葬壁画的延续；武则天时期，墓室“第宅化”特点则进一步加强；开元时期，壁画墓中的消闲游乐场景增多；唐朝末期，墓室多绘四神图、乐舞图和屏风，不再绘出行图等仪仗场面。这些壁画都集中反映出了唐朝绘画的艺术水平，可以看出其间的内在联系，体现在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独特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阐释。

唐代墓葬壁画分为3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星象图和四神图，表现的是宇宙观念和现实生活场景，这一时期的山西、陕西、北京等地区的唐墓壁画题材都有其共性；第二时期壁画内容主要体现墓主人的现实生活和个人信仰；第三时期的壁画展现了家居日常生活和庭院情况。

总之，唐朝在6～10世纪400多年间，既有对魏晋南北朝乃至秦汉时期绘画传统的继承，又受到来自草原丝路的西方异域文化的冲击。

参考文献：

〔1〕巫鸿著；施杰译.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4.

〔2〕杭德州，閰磊.长安县南里王村唐韦泂墓发掘記[J].文物，1959，（08）：8-18.

〔3〕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M].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14.

〔4〕张静.论唐代墓室壁画仕女形象艺术风格的演进[J].艺术百家，2009，25（05）：217-220.

〔5〕趙力光，王九刚.长安县南里王村唐壁画墓[J].文博，1989（04）：3-9，19，97-99，2-3.

〔6〕〔8〕〔9〕〔13〕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2，（07）：13-25，68-69.

〔7〕井增利，王小蒙.富平县新发现的唐墓壁画[J].考古与文物，1997，（04）：8-11.

〔10〕唐李寿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4（09）：71-88， 61，96，99.

〔11〕〔12〕（美）芮乐伟·韩森著；张湛译.丝绸资料新史[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4，8.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