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硕

【摘 要】关于秦始皇是否在临终前要立扶苏为帝国的继承人，历来众说纷纭。尤其是近年来“赵正简”和兔子山秦简的出土，似乎证明了秦二世胡亥继位的正统性。吕思勉先生提出的“古大子皆不将兵”一说，更是为众人奉为圭皋，屡见引证，用以说明秦始皇弃其长子扶苏而立胡亥的可能性。然而这些论据，颇有龃龉之处，吕思勉先生的论断，亦须重新考量。

【关键词】扶苏；胡亥；古大子将兵

秦始皇死后，由次子胡亥继位。而扶苏作为长子，之所以没有被秦始皇立为太子，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了秦时著名的“焚书坑儒”这一事件的影响。史载：“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扶苏在这次坑儒事件中，反对秦始皇坑杀术士的行为，因此引得秦始皇不满，秦始皇将其派至上郡监军。因此，在随后秦始皇出游时，始皇暴毙，而生前又并没有册立太子，因此出现了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最后由胡亥继位，长子扶苏自杀。胡亥继位后又广杀宗室。因为胡亥的暴虐，似乎使得《史记》所记载的“沙丘之谋”更加可信。对于这一问题，陆续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胡亥继位才是真正出自秦始皇的本意，而并非《史记》所载的长子扶苏当立。

一、胡亥当立的原因

对于胡亥当立的原因，今人总结了许多。马瑞鸿的《秦二世继位说考辨》认为，长子扶苏被派至上郡监军，而根据“古大子皆不将兵”的原则，便知扶苏不得立。秦始皇在出游的时候，只带了胡亥，也充分说明了秦始皇对胡亥的器重；雷依群先生的《论扶苏不得立为太子》则认为胡亥从赵高学习法令，而秦始皇又重法，秦始皇与胡亥一脉相承。秦始皇最信任的大臣蒙毅，也认为胡亥的继位是出自秦始皇的本意；孙文礼的《秦始皇“赐公子扶苏书”考》则从秦始皇遗书的角度，对“沙丘之谋”提出了质疑；最后，根据赵化成先生《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简说》中竹简的具体内容，亦证明了胡亥继位的合法性。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二、“古大子皆不将兵”驳正

关于“古大子皆不将兵”一说，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提出后，屡见引证。先生言：“古大子皆不将兵，使将兵，即有意废立，晋献公之于申生是也。扶苏之不立，盖决于监军上郡之时。”那么这里，首先要明确一点的是，扶苏监军上郡，军权是否在扶苏手上，即监军是否可以等同于将兵。

监军一词，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史载：“（司马）穰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原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於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据此可以看出，监军庄贾认为司马穰苴是“将己之军”，可以证明监军对军队的行动有很大的话语权。司马穰苴提出监军者应为“君之宠臣，国之所尊”，尽管是因为司马穰苴出身贫寒的缘故，但这似乎也证明了先秦时期监军的地位也不会太低。逮至秦朝，始皇令扶苏监军，也未必是降格待遇。但是，若以此来判定扶苏对军队的控制力也未免略微草率。《史记·蒙恬列传》记载将杀蒙恬时，蒙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这句话本意是蒙恬想借此表达自己的忠义之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蒙恬在这里说自己“身虽囚系”却仍然可以起兵反叛，蒙恬的权势可谓滔天。恐怕即使扶苏为监军，要想限制蒙恬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能，更何况蒙氏兄弟素遭始皇宠信，扶苏若想将兵亦非易事。（虽然《史记·李斯列传》载有“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之语，似乎可以证明扶苏确实掌握着军权。但由于“赵正书”的存在，“沙丘之谋”的相关事情也成了迷案，暂且不表。）

更为重要的事，“古大子皆不将兵”这一结论，根本错误。《史记·魏世家》记载：“三十年，魏伐赵，赵告急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兴师，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在这里，魏王让太子申为上将军，这就使得太子不将兵的例子被打破。当然，考虑到魏王让使庞涓为将，那么太子申的上将军有可能只是虚衔，毕竟通过后来的战役，并没有发现太子申亲自指挥的迹象。然而，《史记·赵世家》亦载：“晋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郑。赵简子疾，使太子毋恤将而围郑。知伯醉，以酒灌击毋恤。毋恤群臣请死之。毋恤曰：‘君所以置毋恤，为能忍卼。然亦愠知伯。知伯归，因谓简子，使废毋恤，简子不听。毋恤由此怨知伯。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太子毋恤代立，是为襄子。”在这里，赵襄子不仅将兵，而且其父在外方势力的介入下，仍然坚持立赵襄子，这不得不证明太子将兵似乎也可以允许。当然，此时三家尚未分晋，因此这种现象有可能只存在于地位低下的卿大夫阶层。但是，《史记·郑世家》载：“三十八年，北戎伐齐，齐使求救，郑遣太子忽将兵救齐······四十三年，郑庄公卒。初祭仲甚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公使娶邓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为昭公。”这也证明了，即使是公侯之国，太子将兵也并不是一件禁例。秦惠文王时期又有：“（后元）七年······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两千。”因此即使进入战国，三晋称王后，太子从军领兵也并没有得到约束。由此可见，所谓的“古大子皆不将兵”，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太子领兵，其实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而吕思勉先生又言申生事，语在《晋世家》：“十七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里克谏献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率师，专行谋也；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率师不威，将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谁立。”应当说，里克的说法有很大道理。太子将兵，如果一律听从父亲的话，未免有傀儡之嫌，而如果自己獨断专行，似乎又犯了为人臣子的忌讳。但晋献公在这里很明确的表了态“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谁立。”从这里可以看出，晋献公并不打算要立申生为太子。这与秦始皇相比则大不相同，秦始皇从来没有说过类似的话。而且在此之前，《史记》也反复强调晋献公有意废立太子。史载：“（晋）献公有意废太子······于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献公与骊姬子奚齐居绛。晋国以此知太子不立也”。这也正说明了晋献公废立申生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与秦始皇遣派扶苏监军上郡相比，秦始皇的举动更像是临时突发的结果。后世因为楚平王最终废杀太子而解读平王使太子守边即为废立，未免有先入为主的缘故。由此追溯始皇遣扶苏监军上郡，并不能证明秦始皇有意废立，一则因为扶苏并不能独挡一面，对军队拥有绝对的控制力；二则因为“古大子皆不将兵”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三、《赵正书》辨析

《赵正书》的问世，是近年来的一大发现。最为瞩目的是，它提到了胡亥继位的具体情形。赵正简具体描述如下：“（秦始皇）病即大甚，而不能前，故复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胜大臣之纷争，争侵主。吾闻之：牛马斗，而蚊虻死其下；大臣争，齐民苦。哀怜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议所立。

丞相臣斯昧死顿首言曰：‘陛下万岁之寿尚未央也······然而见疑如此，臣等尽当戮死，以报于天下者也。

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

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段在细节上与《史记》相比，也有较大的出入。首先是在随行人员上，《赵正书》上显示的是李斯与冯去疾共同陪伴在秦始皇身边，但是《史记·秦始皇列传》上书冯去疾留守，按常理来讲始皇出巡将左右丞相都带出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这也证明了《赵正书》的编纂似乎颇为随意。其次就是所谓“代后”问题，这里就有两种理解。一是秦始皇没有打算让胡亥继位，胡亥只是暂时代领；二是秦始皇打算立胡亥为接班人来代替自己。前文所引《赵世家》有“太子毋恤代立”之语，又按《战国策·秦策》有：“孝公已死，惠王代后”之文。而秦惠文王的继位，并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不妥之处。如此不难得出，《赵正书》想表达的是秦始皇欲立胡亥。这样一来可以说是一反《史记》关于秦始皇临死前的描述。对于《赵正书》自身而言，今人赵化成先生认为，《赵正书》应当撰写在西汉前期，而且“《赵正书》的重点并不在于记载历史事件本身，而是以较大篇幅描述秦始皇临死前与李斯的对话、李斯被害前的陈词以及子婴的谏言等，并偶有作者的感言，似为一种‘以史为鉴的叙事方式。”这样一来，《赵正书》的可信度又要大打折扣。并且更加奇特的是，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赵正书》却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时间与地点，如果要将其视为信史，未免有悖常理。而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可以接触到秦朝的官方史书，因此不能简单的因为《赵正书》的内容而去否定史记的真实性。同《赵正书》比起来，《史记》显然更加可靠。然而《赵正书》有一些地方与《史记》内容相似，甚至是一模一祥，例如子婴的谏言与《史记》所载的内容相比，完全涵盖了史记所载的内容。因此有学者根据这种办法，试图证明关于秦始皇逝世的这一段史料，《赵正书》与《史记》亦为同源。他们指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句式同前面所引用的《赵正书》的文本内容非常相像，从而判断两者史料实系同源，笔者不能认同。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此段为石刻，而石刻文字作为一种公共的档案，可以被许多人借鉴仿写。而且，所谓的“昧死”言，实在是当时的一种上书体例，东汉蔡邕言：“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言。”因此，关于秦始皇临死前的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史料来源，《史记》与《赵正书》并不能武断的被称之为同源。但这或许给我们带来一种启示，即《赵正书》的作者，或许是西汉时期的官员所作。而且，《赵正书》也有不和情理的地方。从表面上看，扶苏没有被立为太子，与秦朝没有形成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有关。林剑鸣先生在其著作《秦史稿》中曾经对秦国立国后的九代君王作了一番梳理，现根据这九位国君继承时的身份，整理表格如下：

由此可见，对于秦国来说，嫡长子继承制确实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嫡长子继承王位的不足三成。即使是秦始皇的父亲和祖父，也并不是凭借嫡长子的身份继承王位的。因此凭借嫡长子身份的扶苏若想继位，在秦国确实没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秦人选举领袖的条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择勇猛者而立之”。史载：“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何休注：“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择勇猛者而立之。”而扶苏恰恰是“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因此可见，秦始皇派遣扶苏去上郡监军，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想磨炼扶苏，以便其更加符合秦国的立君传统。而《赵正书》上面却说：“吾子之孤弱何”这难道不是和秦人的政治传统相抵触吗？至于兔子山秦简所谓的“朕奉遗诏”云云，既不能判断遗诏有无，又不能得知遗诏内容，仅凭这一句而断定胡亥得位的合法性，更无一点价值。

四、扶苏继位的几点理由

胡亥将杀扶苏时，曾以秦始皇的口吻给扶苏下了一道诏书。书中有“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一句，而扶苏本人则对这个命令毫无怀疑。也就是说，扶苏在监军上郡期间，确实经常上书秦始皇，如果没有的话，扶苏会一眼看出来这是矫诏。换言之，扶苏虽然远离中央，但还是可以参与到朝廷政事的。他应当是给秦始皇提了许多建议，秦始皇有没有参考实施亦或者是雷霆大怒，史籍并没有记载。但是，随后扶苏的地位也没有发生改变，联系到扶苏曾多次上书，因此秦始皇的态度可能是默许扶苏可以继续参与政事的。因此，虽然“焚书坑儒”事件后扶苏被贬黜中央，但是他并没有失势，他仍然同朝廷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点也是可預料的。

另外，蒙恬的话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佐证。在扶苏将要自杀后，蒙恬及时的进行了阻止，他讲：“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那么，蒙恬所说的“天下重任”，会不会带有夸张的成分呢？在这里，就要考察一下上郡的重要与否了。秦国最早拥有上郡的时间是在秦惠文王时期，《史记·秦本纪》载：“（惠文君）十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十五县”。《史记正义》云：“魏前纳阳晋，次纳同丹二州，后纳上郡，而尽河西滨洛之地矣”。由此可见，上郡是河西之地的最后一道屏障。然而这毕竟是在秦、魏之间敌对时候发生的事情，或许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上郡的地位可能会因此而下降。但事实上，上郡很早就引起了秦始皇的注意，秦始皇在巡视北边的时候，就曾经到达过上郡。因为一句谶语，秦始皇便派遣蒙恬率领三十万士兵讨伐匈奴。蒙恬大胜匈奴后，是“常居上郡统治之”。由此可见，上郡是北部军三十万士兵的大本营。而上郡的具体位置，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据《秦代政区地理》考证，上郡大致下辖二十一县：肤施县、阳周县、圜阳县、高奴县、漆垣县、广衍县、洛都县、定阳县、雕阴县、原都县、平都县、徒泾县、平周县、中阳县、西都县、武库县、平陆县、饶县、博陵县、白土县、富昌县。从《水经注》“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一语可知，上郡的治所在肤施。蒙恬率军取下河南地后，曾将河南地四十四县分属九原、上郡、北地等郡，而后长期屯兵阳周。因此自蒙恬北伐后，一直到后来秦朝灭亡，上郡地区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同当时秦朝的国都相比，上郡北制匈奴，扼守匈奴南下要道；南卫关中，拱卫秦都咸阳。为此，辛德勇先生指出：“上郡南临京畿内史地区，是秦都咸阳北方的屏障，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地位，不能忽视不顾。”云中郡虽然在上郡的北方，但是并不能改变上郡西北方为秦朝边防前线的事实。先生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云中郡西侧另设有九原一郡，仍然不能对上郡的边郡地位，构成丝毫影响。”而从秦朝上郡的历任郡守来看，亦可见秦朝对上郡的重视程度。关于秦朝的上郡郡守，据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考订，兹整理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显示，上郡的郡守大多是一时重臣，这也恰恰能说明历代以来秦国对上郡的重视。定都关中的朝代，必须保有上郡。刘邦在还定三秦后便迅速攻克上郡，西汉末年元遂亦曾建言隗嚣：“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且蓄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由此可见，上郡的位置对于当时的秦朝来讲，确实非同一般。蒙恬所说的“天下重任”，也绝非是夸张之词。那么如果秦始皇并无意让扶苏承继大位，那为什么把那么重要的地方交给扶苏呢？因此李开元先生说：“始皇帝将扶苏派到这里来做监军，不能不说是怒中有爱，贬斥中有重用。”那么秦始皇迟迟不立扶苏为太子的原因在哪里呢？扶苏在坑儒事件中与秦始皇对立的态度，自然是占主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和扶苏的家庭背景有关。藤田胜久先生认为，这可能与扶苏的母亲有关。先生在《项羽与刘邦的时代——秦汉帝国兴亡史》一书中提出，因为陈涉吴广起义时曾以扶苏、项燕并称，从而推测扶苏的母亲可能是楚国人。而秦始皇早期即受到楚系贵族的制约，因此对带有楚系背景的扶苏很是提防。这里的楚系贵族，即指昌平君与昌文君。田余庆先生言：“昌平君、昌文君二人同为楚国公子之留秦者，身分权势较高；同在秦王政时不同年代两度出现，参预政治活动······同在楚国灭亡前夕易帜反秦，先后身死。”昌平君与昌文君最后的易帜反秦，应当给了秦始皇很大的刺激。这或许能够成为秦始皇迟迟不立扶苏为太子的原因之一，然而此说甚为牵强，终归缺少直接的证据，或许仍有待于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

综上所述，根据现有的史籍和考古资料，若想完全证明胡亥继位的合理性，依然缺少过硬的史实支撑。吕思勉先生所言的“古大子皆不将兵”，并不能成为胡亥登基的重要依据；出土的西汉竹书赵正简，其真实性亦需要多加甄别；而又由于上郡的特殊地位，使扶苏监军上郡的这一命令，毫无疑问的为秦始皇的举措增添了几分不符常理的意味。秦始皇作为一统六国的杰出帝王，对于他的研究自然是非常重要的。秦始皇的去世，对于秦朝的走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因此，关于秦始皇临死前的若干历史事实，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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