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暐之

1959 年10 月，湖北省实验歌剧团推出了歌剧《洪湖赤卫队》，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剧目“觐京”演出，引起巨大轰动。六 十 年 后，2019 年10 月5 日、6日两天，沉浸在新中国七十周年华诞喜庆气氛中的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再次迎来了由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演出的“洪湖”。当晚演出结束，鱼贯走出剧场的观众仍意犹未尽，“真是百听不厌，在剧场里面听更过瘾”！歌剧来到中国不到百年，“六十岁”的《洪湖赤卫队》不算太年轻了，为何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认真分析这部歌剧至今广受欢迎的原因，可概括为六个字，即“有戏、有音、有情”。

有戏剧的好故事

所谓“有戏”，就是有一个好的故事。歌剧《洪湖赤卫队》是革命战争题材，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初期，这类题材是当时文艺创作的主流，出现了一大批在今天被称为“红色经典”的歌剧作品。《洪湖赤卫队》诞生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仅十年。虽然已经是新社会，但是战争年代的记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并不遥远，人们乐于在舞台上看到往日峥嵘岁月的重现，能深刻体会当年革命者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这些“红色经典”有许多共性，如大多数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女英雄，讲述的是这些女性在革命斗争中的经历，《洪湖赤卫队》《江姐》《刘胡兰》《红珊瑚》《红霞》，等等，都属于此范畴。这些作品在故事的起承转合、人物设置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些共性并没有妨碍每部作品个性的展示，这种个性形成了对观众独特的吸引力。

歌剧艺术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戏剧结构上不宜太复杂，但又必须有能够抓人眼球的戏剧矛盾冲突。《洪湖赤卫队》在时间、地点上集中于1930 年前后的湖北洪湖地区，人物事件上则围绕以韩英、刘闯领导下的地方革命武装“洪湖赤卫队”与国民党保安团、恶霸地主彭霸天进行的斗争而展开。这部剧的戏剧事件集中，戏剧结构丰富、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既有赤卫队与彭霸天的正面斗争，又有地下工作者的暗中周旋；既有剑拔弩张的紧张激越，又有荡舟湖上的革命浪漫主义。

该剧戏剧的铺排和唱词的写作都非常精彩。胡子爹带着小红到彭霸天家里与地下党接头，是一处看似没有多少拓展空间的戏，但是通过小红的一曲《手拿碟儿敲起来》，既表达了穷人的悲苦，同时又推进了戏剧的发展。《洪湖水，浪打浪》，是这部歌剧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首唱段：“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畈稻谷香，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行文至此，似乎这只是一首歌颂家乡景美年丰的抒情歌曲，但是，如果仅仅为了抒情而抒情，不仅没有意义，同时也脱离了戏剧本身。所以接下来的几句，剧作者非常巧妙地运用比兴的手法，将此前撒出去的“抒情网”很巧妙地收回到剧作主题上：“洪湖水，长又长，太阳一出闪金光，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这两首“小曲”唱词优美，旋律动听，简洁入心，成为在普通观众当中传唱率极高的歌剧选段。

在民族歌剧的文本写作中，比兴的手法很常见。这无疑是受到中国传统戏曲文本写作的影响。《洪湖赤卫队》的唱词写作基本采用比兴的手法，寄情于事、言事融情，比如“洪湖水翻白浪，岸边尘土扬，枪声四处起，天暗日无光”“狂风吹不落太阳，暴雨冲不垮山岗，哪怕白匪逞疯狂，苏区人民坚如钢”“船无舵，没把稳，人到急时盼韩英”“密云不散难见天，话语未说明心中烦”“雁儿离群势力单，丢下乡亲我心不安”“千枝树丫一条根，女儿出征娘送行，浪里行船舵要稳，莫叫为娘多耽心”“大雁南飞成队成行，一雁向前千只跟上”“喝干千里洪湖水，难解我心中恨满腔”……这样的写作在文本中比比皆是，不仅体现了剧作者们深厚的文学功力，同时也将戏剧的现实情境和时代特征鲜明表达出来。

歌剧是歌唱的戏剧，再精彩的文本，如果没有精彩的音乐交相辉映，那也不能成为“歌剧”。而一部歌剧的个性，根本上取决于音乐创作的个性。

有个性的好音乐

所谓“有音”，就是一部歌剧必须要有好的音乐。如前分析，一部歌剧，有了好的故事，如何将这个故事以个性化的特征来体现，决定因素在于音乐的创作。《洪湖赤卫队》故事的发生地在洪湖，那么音乐创作的落脚点就必须是“洪湖”这个地方，而不能是其他。地域化、民族化在音乐中体现出来，这部作品的个性就出来了。《洪湖赤卫队》是一部集体创作的歌剧，编剧有张敬安、杨会昭、欧阳谦叔、朱本和、梅少山、潘春阶，作曲为张敬安、欧阳谦叔。从一度创作者的名单中就能看出，两位作曲家同时也是这部歌剧的编剧，其中张敬安作为编剧和作曲之首，也成为作品风格定位的核心人物。

张敬安多才多艺，能文能武，不仅编剧、作曲，还兼任指挥。1959 年，《洪湖赤卫队》在武汉首演时，张敬安还亲自担任指挥。

在《洪湖赤卫队》的音乐创作中，张敬安与欧阳谦叔分工合作、默契配合，紧紧抓住湖北地域和民族音乐的特征，音乐素材主要来自湖北天门、沔阳、潜江一带的民间音乐，同时也有部分麻城民间传统音乐。在创作那首脍炙人口的《洪湖水，浪打浪》时，作曲家借鉴了麻城东路花鼓戏的欢快、激情、悠长与豪迈的风格，并融入了襄河民谣《襄河谣》的音乐特色。《襄河谣》本身是一首哀怨的民歌，表达的是穷苦人民饱受洪水之患的悲苦心情，张敬安将其做了非常合理的使用和改编。据说写作这首曲子的时候，作曲家灵感大发，只用了五分钟，便一气呵成。

《洪湖水，浪打浪》随着《洪湖赤卫队》的演出和同名电影的广泛播映而红遍全国，形成全国上下人人会唱“洪湖水”的盛况。这首歌曲旋律非常优美动听，情感淳朴真挚，有一种“流水长烟何缥缈”“萧闲村落田畴好”的美好意境。当年，周恩来总理评价这首歌曲：“一首难得的革命的抒情歌曲。”这首歌曲由张敬安和欧阳谦叔共同完成，前八句的旋律由张敬安谱写，后面六句的音乐由欧阳谦叔完成。二人合力、和谐的创作，让这首歌曲成为久唱不衰的经典。

《洪湖赤卫队》是一部将文学、戏剧、音乐有机融合在一起的创作。唱词与音乐的契合度近乎完美。在聆听这部歌剧的时候，最突出的感受是所有的演唱都仿佛韵律十足的念白一般，娓娓道来，达到了说即是唱、唱即是说的自然流畅的艺术感受。除了《洪湖水，浪打浪》之外，剧中几乎每一个唱段都非常动听。《手拿碟儿敲起来》《赤卫队员之歌》《这一场打得真漂亮》《放下三棒鼓，扛起红缨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等，这些传唱度极高的唱段的音乐均出自张敬安的手笔。

韩英在下半场的两段大咏叹调《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在创作上融叙事、抒情于一体，是非常具有戏剧张力的歌剧咏叹调。“月儿高高挂在天上，秋风阵阵，湖水浩荡。洪湖啊，我的家乡，洪湖啊，我的亲娘……”《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的起势营造出一种静谧悠长又倾情述说的氛围和意境，接着，韩英表达了自己与战友们同仇敌忾、英勇斗争的决心：“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仇恨满胸膛。任凭敌人逞疯狂，夕阳西下不久长，任你是火海刀山，难动我韩英半点心肠。”在《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首咏叹调中，韩英首先表达了与母亲血肉相连的深情：“娘的眼泪似水淌，点点洒在儿的心上，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讲，含着眼泪叫亲娘。娘啊……”这几句一经唱出，已经让人泪如雨下。但是，作者并没有让韩英这样的革命者仅仅局限在小我的儿女情长之中，接下来通过韩英的回忆，将其悲惨的身世和参加革命的原因，抽丝剥茧一般清晰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最后，韩英语重心长地向母亲交代自己的身后事，通过三段对仗递进的唱词，嘱咐母亲在自己牺牲后，要把自己埋在“洪湖畔、大路旁、高坡上，将儿的坟墓向东方”，因为韩英要“常见家乡红太阳、听见乡亲们再歌唱” ，最终要“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韩英的临终嘱托，既有大义凛然的无畏，又充满了革命理想的必胜信心。

这两段咏叹调在剧中分别形成了两个核心的高潮，互为观照，有浅吟低唱的细腻情感，也有激情爆发的恢宏高亢，堪称民族歌剧咏叹调的经典之作。

原湖北省歌剧团第二次复排《洪湖赤卫队》期间，组织主创人员再赴洪湖地区体验生活（1988）

《洪湖赤卫队》在咏叹调、重唱、合唱的写作上体现出强烈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性，将西方作曲技法兼容并蓄，让这部作品不仅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同时又具有歌剧艺术的鲜明特性。歌剧是不同于戏曲和民歌的全新艺术样式。从歌剧《白毛女》开始，就有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对中国歌剧的创作进行不懈的探索。中国歌剧与西方歌剧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语言。这个“语言”不仅指唱段歌词是中文，还指音乐语言的风格也必须是中国化的，任何的技术技巧都必须为我所用，能够创作出真正的“中国味道”，才具有长远的艺术价值。

《洪湖赤卫队》正是对歌剧“中国化、民族化”的成功探索。张敬安是地地道道的湖北麻城人，对湖北地方音乐、戏曲烂熟于胸。剧中所有民间音乐素材的运用，对张敬安而言都是信手拈来，同时，最关键的是，张敬安并没有将这些音乐贴标签一般直接植入作品，而是将所有音乐素材充分消化吸收，打烂、揉碎、重组，然后根据作品的需要进行全新的再创作。

有发自内心的情感

歌剧《洪湖赤卫队》是一部“有情”的创作。所谓“有情”，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实、真诚。毫无疑问，这部歌剧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部诚意之作。歌剧《洪湖赤卫队》本是一部国庆献礼之作，但是创作的过程却是厚积薄发。这部剧的创作始于1952 年，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创作团队无数次深入洪湖地区体验生活、寻找素材。那时候的体验生活，绝不是象征性地待几天或者一两周，而是实实在在生活在那里几个月甚至几年，全身心投入其中。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年参与创作的艺术家们，对于战争年代都有着直观的认识和感受，有些人甚至曾经就是革命战士，有这样的背景，就会让艺术创作更有根基，就会在生活的真实中提炼出艺术的真实。

所谓“情动于衷”讲的就是一种情感的真实，只有发自内心的情感，才是真的情感，而“情真”才能“意切”。歌剧《洪湖赤卫队》唱词的写作，文学性很高，但是遣词造句非常质朴，地域和乡土风情呼之欲出。无论是唱词还是道白，都与人物身份非常吻合，即使是要表达革命意志和理想决心，也绝非是空洞的口号和苍白的说教，而是由内而外的真情表露。剧中人物个性鲜明：韩英果敢坚决，又不乏女性的细腻温柔；刘闯英勇莽撞，但却粗中有细……这些英雄人物有血有肉，战友情、母女情真实可信，观众很容易被这样的真情实感所打动。

这部歌剧的“有情”还体现在音乐的“真”上。前述音乐种种的成功，归根结底取决于创作者对“真”的把握。这种“真”就是民族性充分、准确的体现。众所周知的“四面楚歌”，不就是利用了“楚人”乡音难忘的心理吗？所以，对于一部歌剧，其音乐如果能够把民族性的“真”韵味表现出来，能够符合中国人的音乐审美需求，就一定能够赢得观众的认同和喜爱。《洪湖赤卫队》已经演了六十年，其中的故事距离今天已经渐行渐远，但是为什么那些音乐依然会让人怦然心动？就因为其“真”、其“情”始终是中国人内心最愿意获取的精神滋养。

1960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武汉电影厂将歌剧《洪湖赤卫队》搬上银幕，这部歌剧电影由谢添、陈方干、徐枫执导。电影的音乐荣获1962 年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之最佳音乐奖，参加电影拍摄的演员全部是当年参加歌剧首演的歌唱家们。即使今天再看这部影片，都会为那群歌剧艺术家们的演唱和表演所折服。人物塑造在外形上的逼真自不必说，表演和演唱更是非常纯真、质朴、自然，决不扭捏作态。“仿佛当年作斗争，韩英刘闯造型真，一篇史诗流传出，音乐悠扬更动人。”这是当年董必武看了《洪湖赤卫队》，题赠该剧的一首小诗。一部歌剧作品，能够让曾经亲历枪林弹雨的董必武有身临其境之感是极其难得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那个年代的艺术家，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表演者，对于革命战争年代都是有深入了解和深厚情感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更真实地去表达革命者的内心和情怀，才会更注重塑造人物的真实性，而不会注重演员自己的形象。我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所谓“高于”就是对生活的精炼和提升，但归根结底，“生活”才是基础，如果缺乏生活基础，那么任何的艺术创作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无法真正打动人的。

任何的文艺创作都要首先思考三个问题，那就是：“写什么、怎么写、为谁写？”在今天重温《洪湖赤卫队》这部红色经典，不仅能够让人们铭记当年的历史，传承英雄的革命精神，用艺术传播弘扬红色文化，同时，这样的经典作品，其本身就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宝藏，有着丰厚的营养，如何沉下心来，踏踏实实从中汲取，考验的是今天文艺工作者的智慧、耐心和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