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寅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所谓东周西戎，是中原华夏族对秦晋以西广大地区游牧或畜牧部族的统称，笔者曾将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五个类型，即“杨郎类型”、“马家塬类型”、“毛家坪B组类型”、“寨头河类型”和“关中类型”。其中，“马家塬类型”以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地为代表。这类遗存以偏洞室墓为特征，随葬品中包含有大量车马及人体装饰件，其文化面貌包含有多种文化因素，其来源自北方草原青铜文化[1]。需要注意的是，偏洞室墓作为“马家塬类型”遗存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指在长方形竖穴墓道的长边一侧挖出洞室的墓葬。依据形制不同，又可划分为两个亚型：其一，洞室轴线与墓道轴线平行，以宁夏西吉陈阳川M1为代表（图一，1）；其二，洞室轴线与墓道轴线垂直，以甘肃秦安王洼M2为代表（图一，2）。

近年来，随着甘肃漳县墩坪墓地等遗址的发掘，为解决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的来源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本文即在拟在此基础上，对“马家塬类型”的来源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一、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遗存

目前发现的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遗存多为墓葬，鲜有居址。属于该类型的遗存包括：

（一）宁夏西吉陈阳川墓地

历年在该地发现多座墓葬，可惜未经科学发掘，墓葬信息不全[2]。1991年，宁夏文物考古所在此发掘墓葬3座，均为洞室轴线与墓道轴线平行的偏洞室墓。墓向东北。墓葬均未见葬具。葬式为仰身直肢葬。普遍殉牲。随葬品以铜器为主，绝大多数为车马饰、车马器及人体装饰物。墓地年代为战国中晚期[3]。

（二）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地

发掘墓葬66座，祭祀坑2座。墓葬形制以阶梯式墓道的竖穴偏洞室墓为主，共62座，其洞室轴线与墓道轴线垂直，偏洞室位于竖穴北壁东部，有个别墓葬偏洞室位于竖穴的东北角。此外还有中间斜坡墓道两侧九级台阶的“甲”字形竖穴木椁墓1座，直线式洞室墓1座，竖穴棺坑墓2座。墓葬均为东西向。部分墓葬无木质葬具。绝大多数葬式为头向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墓葬普遍殉牲，部分墓葬有墓祭现象，在墓地中部和东部还有专门的祭祀坑。随葬品质地种类多样，金属器多，陶器少，其中以车马器、车马饰及人体装饰物为大宗[4]。墓地总体年代为战国晚期[5]。

（三） 甘肃秦安王洼墓地

发掘墓葬3座，均为阶梯式墓道竖穴偏洞室墓，洞室轴线与墓道轴线垂直，洞室位于墓道东北。墓东向，其中两墓具有木质葬具，可辨认出一座墓主葬式为仰身屈肢葬。流行殉牲。随葬品以铜器为大宗，主要为车马器和人体装饰。墓地年代为战国晚期[6]。

（四）甘肃漳县墩坪墓地

发掘26座墓葬，墓葬形制分为竖穴土坑偏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二者各占50%。偏室墓为洞室轴线与墓道轴线平行的偏洞室墓。墓地大多数墓葬内发现棺椁葬具。墓主头向东。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盛行殉牲，每墓皆有。随葬品以北方系青铜器为主，陶器少且制作粗糙。墓地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7]。

综上所述，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遗存具有如下特征：

（一）盛行偏洞室墓。其中，洞室轴线与墓道轴线平行的偏洞室墓年代大多偏早，洞室轴线与墓道轴线垂直的偏洞室墓年代偏晚，后者似从前者基础上发展而来，但二者之差别亦有可能是等级差异造成的。墓地中除偏洞室墓外，也包含少量竖穴土坑墓、直线式洞室墓或竖穴棺坑墓。

（二）墓葬普遍流行殉牲，殉牲种类以牛、马、羊为主。

（三）墓葬多东向。依洞室轴线与墓道轴线关系的不同，墓主头向有北向和东向的差异。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少量屈肢葬。部分墓葬使用木质葬具。

（四）随葬品以北方系青铜器为主，主要器类为车马器、车马饰件及人体装饰，陶器数量极少，部分墓葬中随葬车。各遗址出土随葬品在数量、器类、制作水平上存在着差异，如陈阳川墓地出土器物数量少、种类单一，并不似马家塬墓地出土随葬品之精美奢华，这种差异应是等级差别造成的。需要注意的是，陈阳川墓地曾采集到一件铜牌饰（图二，1），与马家塬墓地出土铜带饰（图二，2）极其相似，两件带饰的题材均为狮噬羊，这种装饰题材在北方草原地带的牌饰中十分常见，但将狮的鬃毛和尾在背部弯曲成相背的鸟首的做法，在整个北方地带，仅见于这两处墓地，有学者曾指出这种背上有鸟首的图案可能来源于斯基泰和巴泽雷克文化[8]。可见，陈阳川墓地应存在与马家塬墓地等级相当的墓葬，二者均属于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此外，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在甘肃清水县刘坪村发现大量东周西戎遗存，虽然清水县博物馆于2000年对其中一座墓进行了抢救发掘[9]，墓葬结构及形制不明。从出土随葬品判断，其遗物与马家塬和王洼墓地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10]，因此，刘坪墓地很有可能也属于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

（五）目前发现的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墓葬集中分布于陇山西侧地区，但不排除陇山东侧地区也有同类遗存的可能性。上述墓地现在虽然分属宁夏、甘肃两省，但其在地理上并没有阻隔，如宁夏西吉陈阳川墓地与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均地处陇山西麓，分别位于葫芦河上下游，古代交通道路往往沿着河流分布，两地交通并不困难。

（六）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除甘肃漳县墩坪墓地年代可早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外[11]，其余墓地年代集中于战国中晚期。

二、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的来源

关于“马家塬类型”的来源问题，是近年学界关注的重点。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认为“马家塬类型”遗存并非来源于陇山东西两侧地区的土著文化。西周至春秋早期分布于陇山东西两侧的考古学文化共有三支，分别为周文化、早期秦文化和寺洼文化。这三支考古学文化虽然在分布地域上与“马家塬类型”重合，年代上也具有承接关系，但文化面貌差异较大。周文化、早期秦文化和寺洼文化均流行竖穴土坑墓、不见殉牲、随葬品中亦无北方系青铜器，这与“马家塬类型”盛行偏洞室墓、普遍殉牲、随葬品以北方系青铜器为主的文化面貌迥异，二者并无文化渊源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应是从其它地区传入陇山东西两侧的。

目前，在周边地区发现了一批文化面貌与“马家塬类型”相近的遗存。

（一）甘肃永昌三角城遗址

该遗址包括城址、房址、窖穴、墓葬等多种类型遗迹，墓地见于城外西面蛤蟆墩、东北方向西岗、柴湾岗、上土沟岗[12]。墓群共清理墓葬590座，祭祀坑4座。墓葬以洞室轴线与墓道轴线平行的偏洞室墓居多（约占明确墓葬形制特征总数的58.1%），竖穴土坑墓次之（约占明确墓葬形制特征总数的39.3%），少量竖井过洞墓，另外还有上竖井下偏洞室墓葬。墓葬北向者占大多数。墓葬主要为单人葬，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葬。每个墓葬几乎无一例外在人骨架下铺芨芨草，草下铺白灰，有的还盖上芨芨草或蒲草编席。殉牲情况各墓地间存在差异，蛤蟆墩墓地殉牲比例最高，达到70%，而西岗墓地和柴湾岗墓地殉牲数量偏低。随葬品以铜器为主，具有强烈的北方草原风格，陶器数量较少。三角城遗址的年代约在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之间，即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晚期或战国时代[13]。

（二）内蒙古包头西园墓地

发掘墓葬7座，祭祀坑2座。墓葬均为洞室轴线与墓道轴线平行的偏洞室墓，墓东向。葬式分为仰身直肢、屈肢、侧身直肢三种，均没有葬具。墓葬流行殉牲。铜质装饰品约占随葬品总数的95%，没有陶器。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14]。

（三）内蒙古凉城小双古城墓地

发现墓葬15座，其中14座经过正式发掘。洞室轴线与墓道轴线平行的偏洞室墓12座，竖穴土坑墓2座。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墓向东北。绝大多数墓有殉牲。随葬品以北方系铜器为大宗。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15]。

（四）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墓地

发掘墓葬56座，其中51座保存较好，包括洞室轴线与墓道轴线平行的偏洞室墓11座，占墓葬总数的21.6%，此外还发现直线式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40座。偏洞室墓葬均发现葬具，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墓地普遍流行殉牲。随葬品以铜质装饰品为主，陶器极少，年代主要为春秋晚期，下限可至战国早期[16]。

综合来看，在甘肃永昌三角城遗址、内蒙古包头西园墓地、凉城小双古城墓地及和林格尔新店子墓地均发现有文化面貌与“马家塬类型”相似的遗存，除新店子墓地文化面貌较复杂外，其余遗址均流行洞室轴线与墓道轴线平行的偏洞室墓，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墓中多殉牲，随葬品多见北方系青铜器，陶器数量较少。这些特征说明它们与“马家塬类型”应具有紧密的亲缘关系。其中，内蒙古包头西园墓地、凉城小双古城墓地、和林格尔新店子墓地年代与“马家塬类型”相当，很难将其作为“马家塬类型”的文化源头，已有学者指出内蒙古发现的这些偏洞室墓与东周时期北狄有关，其文化来源于沙井文化[17]。而甘肃永昌三角城遗址作为沙井文化的典型遗址之一，年代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其与“马家塬类型”文化面貌相一致，年代相衔接，其间并无缺环，因此，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应来源于以三角城遗址为代表的沙井文化。

就目前材料看，沙井文化主要分布在民勤附近的腾格里沙漠边缘，向东到兰州、景泰一线，向北深入到现在的沙漠腹地，向南不过祁连山，向西不到张掖一带，其年代为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或战国时代[18]。沙井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民勤沙井子为代表，墓葬全为竖穴土坑墓，殉牲习惯不明显，随葬陶器占墓葬总数的1/3强，彩陶比例高；晚期以三角城为代表，墓葬主要为竖穴偏洞室墓，盛行殉牲，陶器占墓葬总数仅达1/4-1/6或更少，彩陶衰退，出现铁器[19]。鉴于沙井文化早晚两期文化面貌差异较大，已有学者指出三角城遗址作为沙井文化典型遗址，可以考虑将其定性为三角城类型或称名三角城文化[20]。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马家塬类型”的来源，准确来说是指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

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与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的相似性，除表现在墓葬形制、葬式、殉牲习俗、随葬品等方面，其文化面貌构成的多样性也大致相同。已有学者指出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具有多种文化因素，包括土著文化、西方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21]。而这种多元文化结构在三角城遗址中也可以看到，三角城遗址不仅包含有甘青地区的土著文化，同时具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还受到来自东面中原文化和西北方向焉不拉克文化的影响[22]。

然而，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中流行洞室轴线与墓道轴线平行的偏洞室墓，而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中除具有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样式的偏洞室墓，还有洞室轴线与墓道轴线垂直的偏洞室；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各墓地间殉牲比例存在高低差异，而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则普遍殉牲；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墓葬多北向，无木质葬具，而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墓葬多东向，部分墓葬具有木质葬具。此外，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随葬品相较于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陶器比例高，北方系青铜器种类较少，制作较粗糙。虽然，二者文化面貌具有差异，但这并不能否认二者之间具有的强烈文化渊源关系，这些差异应是时间早晚或等级差异造成的。

依据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和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各遗址的时间早晚关系及地理分布位置，我们可以复原出一条从河西走廊东端至陇山地区的古代交通道路。其中，三角城遗址年代最早，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或战国时代，其地理位置最靠西，位于河西走廊的东端；甘肃漳县墩坪墓地年代稍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其位置已东进至渭河上游地区；而宁夏西吉陈阳川墓地、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和秦安王洼墓地年代最晚，为战国中晚期，且地理位置最靠东，已到达陇山西麓。这些遗址年代相互衔接，分布脉络清晰，也从侧面证明了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确应来源自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

需要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在三角城遗址中发现有少量陶质铲足鬲[23]，这些铲足鬲与中原地区战国时期的绳纹灰陶片同出，其年代应为战国时期。铲足鬲作为东周西戎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笔者曾指出其来源于甘肃东部地区的寺洼文化，因此，三角城遗址中出土的铲足鬲应是由甘肃东部地区传入的[24]。三角城遗址中铲足鬲的发现，印证了使用沙井文化的人群与生活在陇山东西两侧的东周西戎间有着直接的交往，其往来很可能就是以“马家塬类型”的使用者为媒介的。

最后，关于沙井文化的来源，有人认为它是在本地史前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5]，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它是从别处迁徙过来的[26]。这里，我们对该问题不展开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沙井文化尤其是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是受到来自于更西边的考古学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已有学者指出三角城遗址在墓葬基本特征和殉牲习俗等方面都与天山地区洞室墓相似，是天山地区洞室墓向东传播的产物[27]。墓葬形制作为考古学文化中相对稳定的因素，往往反映着墓主人的来源。如若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中盛行的偏洞室墓的确来自于天山地区，那么，关于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的源头可能需要像更西的地方去寻找了。

综上所述，春秋中晚期，位于河西走廊东端，使用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的人群，分两条线路向东扩张：其一向东北方向进发，到达了内蒙古中部地区，内蒙古包头西园墓地、凉城小双古城墓地、和林格尔新店子墓地中的偏洞室墓即其遗留。这支人群虽然融入于北狄之中，但与北狄文化墓葬流行的竖穴土坑墓不同，其在墓葬形制上依然保留着偏洞室墓的特征，这一特征直至战国中期消失；其二向东南方向迁徙，到达渭河上游地区的甘肃漳县，成为东周西戎的一支，墩坪墓葬就是这支人群的遗留。而后，这支人群继续东进，至战国中晚期，其活动地域已遍及陇山东西两侧。

[1]张寅.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初步研究[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年总叁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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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辉.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相关问题初探[J].文物，2009（10）.

[9]李晓青，南宝生.甘肃清水县刘坪近年来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及金饰片[J].文物，2003（7）.

[1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县博物馆.清水刘坪[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11]由于墓地详细发掘简报尚未公布，有关墓地年代判断暂以相关报道为准。

[12]a.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b.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展览馆.甘肃永昌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调查[J].考古，1984（7）.c.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J].考古学报，1990（2）.

[13]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问题[C]//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4]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管处.包头西园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1）.

[1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2009（3）.

[16]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2009（3）.

[17]曹建恩，孙金松.内蒙古地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制的初步研究——以内蒙古中南部的墓葬资料为中心[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18]a.同[13].b.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C]//国学研究（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9]同[18]b.

[20]李维明.三角城遗址文化内涵与社会现象管窥[J].考古与文物，2015（5）.

[21]同[8].

[22]同[20].

[2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J].考古学报，1990（2）.

[24]张寅.铲足鬲的年代、分布及相关问题研究[J].文博，2014（2）.

[25]a.裴文中.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C]//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b.张学正.甘肃古文化遗存[J].考古学报，1960（2）.c.同[19].

[26]a.戴春阳.月氏文化族属、族源刍议[J].西北史地，1991（1）.b.同[20].

[27]韩建业.中国先秦洞室墓谱系初探[J].中国历史文物，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