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泽，沈菊琴，徐沙沙，孙付华

（河海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逐渐成为工业大国。但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观。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的战略方针，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承担着节能减排的重任，其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承担节能减排重任的重要环节。根据Adam Smith的“理性—经济人”理论，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下，并不会自愿披露环境信息[1]。但在政府与公众知情权的呼声下，企业不得不披露环境信息，以提高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然而企业披露的信息质量堪忧，呈现出重定性、轻定量的特征，同时还存在隐藏关键环境信息数据等问题[2]。目前，政府监管是督促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主要方式，然而政府监管部门受制于企业数量众多、监管部门人力和物力等因素，并不能及时有效地监管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媒体由电视、电台、网络等组成，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和信息透明度高的特点[3]。媒体作为第三方监督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挥监督职能实现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良好配合，缓解政府部门的监管压力，给企业带来外部舆论压力。因此，要打破政府监管不力的困局，引入媒体监督机制显得极其重要。

一、文献综述

针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问题，学者一般较多地从政府监管和媒体监督视角出发寻找影响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主要因素。

Kolstad[4]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改善环境质量具有积极作用，政府规制具有强制性，可以迫使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承担社会责任。王建明[5]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政府监管力度越大企业环境信息报表质量越高的结论。张秀敏[6]以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政府监管压力可以显著提高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质量。Yao[7]以2009—201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与政府的空间距离对企业环境披露具有显著影响，即企业离政府监管范围越近，其披露环境信息的质量越高。由此可以反映政府监管对于企业具有威慑作用。Aerts[8]、Liu[9]、Bulent[10]、叶陈刚[11]、姚圣[12]等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也证实了政府监管是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综上，对于企业而言，政府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制定行政法规，采取定点或临时检查等具有强制性和制约性的方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进行管制，迫使企业按照政府规定披露其环境信息。

然而，政府监管部门受制于人力、物力等因素，并不能及时有效地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Li[13]认为，除了政府管制外，新闻媒体报道是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第二大影响因素。Vaast[14]认为，媒体通过自身报道，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可以形成社会舆论压力，产生联结行为。温素彬[15]认为，企业环境披露更容易受到媒体等外界压力影响。沈洪涛[16]以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舆论监督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认为媒体履行监督职责可以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仇荣国[17]从激励视角出发，认为媒体正面报道会激发企业披露环境信息行为。而且媒体正面报道还会对企业绿色投资产生更大影响[18]。Li[19]运用实证分析得出，媒体报道不仅可以提高碳信息披露的质量，而且还会影响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策略选择[20]。可见，媒体监督不仅影响企业决策者的选择，同时也可以敦促政府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对提高企业环境披露的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大多从企业和政府的视角出发，运用实证的方法分析外界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这种方法是根据现有的经验和数据推导出相关结果，研究结论易因数据真实性和可获得性而导致失真，并且实证研究主要基于历史数据对现存假设的验证，无法探究长期过程的发展结果。

环境资源隶属于公共物品范畴[21]，企业的消费行为（如不披露环境信息）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而企业保护环境（如合规披露环境信息）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因此，治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问题是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与冲突相互作用的现实困境[22-23]。演化博弈是假设博弈主体为有限理性的动态博弈方法，突破了传统博弈中主体理性的局限[24-26]，可以更加生动地探讨环境信息披露中政府和企业可能采取的行动，模拟主体之间的策略选择，挖掘主体不同策略之间相互制约和环境披露信息改为环境信息披露作用的规律，最终形成可行的解决方案，所得结论在实践中具有更强的指导作用。在具体实践中，政府监管部门不断调整其政策与监管行为，企业则会根据政府政策与监管行为来决定其是否披露环境信息，符合演化博弈理论。

目前，运用演化博弈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企业或政府的视角进行，而从媒体监督视角出发，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较少[27-29]。因此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从媒体监督视角出发，建立政府和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中的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媒体干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有限动态策略选择，分析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长期演化博弈问题。通过变化相关参数数值，运用Matlab进行仿真研究，更加直观地反应出媒体在监管过程中的演化趋势。针对博弈结果提出建议，以期为政府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实践中引入媒体监督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规则设计与模型基本设定

（一）规则设计

本演化博弈模型设计两类博弈群体：政府监管部门与环境信息披露企业。由于两类群体都受认知、信息等限制，两类博弈群体均为有限理性群体。政府监管部门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且行为集合为“认真监管，玩忽职守”，环境信息披露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且行为选择为“披露环境信息，不披露环境信息”。

假设1.企业群体披露环境信息的概率为x（0≤x≤1）；披露成本为Ce；企业正常运转情况下收益为Re；企业披露环境信息获得的政府奖励为Rg；获得社会声誉、投资人投资等Rs；企业群体不披露环境信息的概率为1-x，此时不发生披露环境信息成本；若企业被媒体或者政府监管部门发现，就会受到政府处罚、声誉损失和投资人减少投资Fe。

假设2.政府群体认真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概率为y（0≤y≤1），若政府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就一定会发现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行为；由于监管会产生人力、物力等成本，故政府认真监管的成本为Cg；若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一定会被认真监管的政府群体发现，此时，政府部门会获得上级奖励、民众声誉奖励和政绩奖励等Rg；政府群体玩忽职守的概率为1-y，此时不会发生监督成本；但若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且被媒体曝光之后，此时政府群体会受到上级惩罚和声誉谴责Fg。

假设3.媒体受监督权力、企业妨碍、媒体人知识和能力的限制，不能直接行使监督权力。所以若政府监管部门认真行使监管权力，则政府就会先发现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现象，此时媒体不发挥其作用。若政府群体工作人员疏忽职守，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此时媒体就有 f（0≤f≤1）的概率发现并曝光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现象，此时政企两群体的收益是关于f的期望函数；当政府玩忽职守、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时，媒体没有发现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即f＝0时，则政府不会因为玩忽职守而受到上级惩罚和声誉谴责等Fg，企业也不会受到政府处罚、声誉损失和投资人减少投资Fe；当媒体发现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时，即f=1时，政府会因为得到上级惩罚和声誉谴责等Fg，企业则会受到政府处罚、声誉损失和投资人减少投资Fe。具体参数含义如表1所示。

表1 符号与说明

（二）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规则设计和参数设定可以得到政府群体和企业群体在不同策略选择情况下的不同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表2 收益矩阵表

三、演化博弈分析

根据表2求出企业群体与政府群体在不同策略选择情况下的期望收益。具体如下：企业群体披露环境信息的期望收益U1和不披露环境信息的期望收益U2分别为

企业群体的平均收益为 U=xU1+（1-x）U2。

政府监管群体认真监督的期望收益V1和玩忽职守的期望收益V2分别为

则政府群体的平均收益为V=yV1+（1-y）V2。

根据演化博弈理论，此时政府监管群体和企业群体的策略选择博弈复制动态方程为

由于复制动态方程解出的5个局部均衡点不一定是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30]，根据Friedman[31]提出的理论，分析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需同时满足（1）trJ=a11+a22〈0；（2）detJ=a11a22-a12a21〉0，即可求出该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 均衡点在 a11、a12、a21、a22处的取值如表3所示。

显然，在点（x*，y*）处不满足 trJ=a11+a22〈0，所以局部均衡点（x*，y*）不是系统演化稳定策略。

表3 局部均衡点处 a11、a12、a21、a22的具体取值

（一）企业的演化策略稳定性分析

当 y=y0时，由式（5）和雅克比矩阵局部稳定性的判定条件可知，对任意 x∈[0，1]，H（x，y）=0恒成立，即 x的任意水平下都是稳定状态。若y≠y0，则有x*=0和x*=1两个稳定状态。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可知，当x*满足F′（x*）〈0时，x*为演化稳定策略。 此时分两种情况：（1）当 y〉y0时，x*=1是稳定状态，即政府的监管力度达到一定大的程度，从而使得企业选择披露环境信息；（2） 当 y〈y0时，x*=0 是稳定状态，即政府选择玩忽职守导致企业都选择不披露环境信息策略。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受政府监管影响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二）政府的演化策略稳定性分析

当x=x0时，由式（6）和雅克比矩阵局部稳定性的判定条件可知，对任意y∈[0，1]，F（x，y）=0 恒成立，即 y 的任意水平下都是稳定状态。若x≠x0，则有y*=0和y*=1两个稳定状态。由复制动态方程可知，当 y*满足 H′（y*）〈0 时，y*为演化稳定策略。此时分两种情况：（1）当 x〉x0时，y*=0是稳定状态，即企业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策略，政府则会选择玩忽职守的策略；（2）当 x〈x0时，y*=1 是稳定状态，即企业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的概率较小，从而导致政府采取认真监督策略以改变企业的策略选择。如图2所示。

图2 政府受企业策略影响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三）基于媒体监督的演化策略稳定性分析

四、演化仿真分析

本文运用Matlab软件进行演化仿真，探讨各个参数具体数值变化下，媒体监督对政企在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变化情况。

表4 行列式与迹符号分析

图3 演化仿真示意图（f=0.3；Ce=6；Rs=3；Fe＝5；Cg=8；Rg=4；Fg=5）

当政府疏忽职守时，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带来的收益小于其不披露环境信息被媒体曝光之后受到的损失时，企业倾向于不披露策略。而在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时，政府认真监管的效益小于其玩忽职守被媒体曝光所受到的损失时，政府倾向于不监管政策。此时系统的 ESS 为（0，0）。

该状态下，企业会拒绝披露环境信息，因为在政府监管部门疏忽职守时，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所获得的利益大于披露其环境信息。同时，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会减少不必要的披露信息成本和社会风险，降低被公众监督的风险。此外，较低的惩罚力度，也会成为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的诱因。企业会冒险采取不披露环境信息行为，以获取最大利益。而企业选择不披露环境信息之后，政府监管部门在媒体曝光机率、社会公众惩罚力度较小的情况下，政府的监管也会懈怠，倾向于选择不监管行为。此状态下社会效果最差，企业不会披露环境信息而政府也会疏忽职守，任由企业无作为，影响社会福利。但随着f的增大，会给企业和政府带来震慑作用，影响双方的策略选择。

表5 行列式与迹符号分析

图4 演化仿真示意图（f=0.7；Ce=8；Rs=4；Fe＝5；Cg=6；Rg=3；Fg=5）

当f在上述区间时，政府和企业没有均衡策略。即企业披露环境信息获得的收益与成本之差小于不披露环境信息受到的政治成本、声誉损失和投资人减少投资等损失时；政府认真监管获得的收益与监管成本之差大于政府部门不监管得到的损失时，此时系统的没有ESS。

此时，政府与企业都处于周期动荡状态，无论一方如何改变策略，另一方总可以改变自己的策略来使自身收益最大化。此时，当媒体监督力度增大到一定程度使政府监管部门趋于选择认真监管策略，但却不足以使企业向披露环境信息策略演变时，最终稳定策略具有随机性。即监管部门的行为策略选择在受媒体监督力量影响的同时也被企业的行为策略影响。也就是说，当企业选择披露环境信息时，政府选择不监管；当企业选择不披露策略时，政府选择监管。相反，当政府选择监管策略时，企业选择披露策略；若政府选择不监管，企业选择不披露策略。整个博弈过程无法控制，陷入一种策略循环，系统没有稳定的均衡点，无法收敛到某一点上。

图5 演化仿真示意图（f=0.5；Ce=6；Rs=4；Fe＝5；Cg=8；Rg=4；Fg=6）

若政府部门玩忽职守，企业披露环境信息获得的收益与披露信息的成本之差大于不披露环境信息受到的政治成本、声誉损失和投资人减少投资等损失时，企业倾向于披露环境信息策略；若企业认真披露环境信息，而政府认真监管获得的收益与监管成本之差小于不监管被媒体曝光之后的损失时，政府倾向于不监管策略。此时经过长期的反复博弈，企业的策略选择为披露，政府倾向于选择不监管，即ESS为（1，0）。

表6 行列式与迹符号分析

当媒体的影响力度增大到可以影响企业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策略，但并不能影响政府选择认真监管策略时，企业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策略，而政府趋向于选择不监管策略。此时，影响企业策略选择的因素主要是政府的奖励、投资人投资与商誉等收益的力度大小。在媒体监督力度方面，可以通过报道企业规范披露环境信息行为，制造具有正面影响的舆论，为企业赢得政府奖励、投资人投资和商誉等收益，为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在此利益驱动下，企业会主动披露环境信息。而政府在企业选择披露环境信息行为之后，在其认真监管情况下得到的上级奖励、社会声誉等奖励过小时，就会导致政府监管动力逐渐变小。经过长期的反复博弈，最终政府监管动力变小，趋向于不监管策略。

表7 行列式与迹符号分析

图6 演化仿真示意图（f=0.9；Ce=6；Rs=3；Fe＝5；Cg=8；Rg=4；Fg=5）

经过长期的反复博弈，当f足够大时，也就是媒体监督力度足够大时，企业受到媒体监督约束压力，促使企业的策略选择为披露环境信息。而伴随着媒体监督力度的不断加大，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监管职能被媒体弱化，最终会选择不监管策略，此时ESS为（1，0）。

在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媒体监督对企业和政府的策略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媒体监督力量的增加可以震慑企业的不披露环境信息行为，制造社会舆论迫使企业披露环境信息。虽然媒体监督力量可以影响政府，使其趋向于选择监管策略。但在长期的演化博弈中，媒体监督的力量过大，使得政府监管部门日渐松懈，最终选择不监管策略。此时，媒体监督代替了政府监管。虽然缓解了政府监管压力，但也导致政府监管部门玩忽职守，选择不监管策略。

五、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立足政府与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以媒体监督为视角，运用演化博弈模型，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因素。通过建立政府与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在媒体介入之后，对双方行为策略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

1.当媒体监督力度过小时，即媒体曝光力度较低时，媒体监督对于企业和政府均起不到监督作用。政府倾向于玩忽职守行为；企业在非法利益驱动下，逐渐趋向于选择不披露环境信息行为。

2.当媒体监督力度逐渐增大时，可以对企业或政府起到单方面的监管作用。与此同时，其他相关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来说：（1）对于政府而言，当Cg（政府工作人员认真监督产生的监督成本）较低，Rg（政府检查到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后获得的上级奖励、民众声誉奖励和政绩奖励等收益）较高，和Fg（政府疏忽职守时，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行为被媒体曝光后政府受到的上级惩罚和声誉谴责等损失）较大时，媒体监督对政府监管部门起到监督作用，对政府监管部门的行为策略产生影响，促使政府趋向于选择认真监管策略。此时企业行为策略选择具有随机性。（2）对于企业，当Ce（企业披露其环境成本）较低，Rs（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时获得社会声誉、投资人投资等收益）较高，和Fe（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被媒体曝光后受到的政府处罚、声誉损失和投资人投资等损失）较大时，媒体监督就对企业披露环境信息行为产生影响，敦促企业趋向于披露环境信息。而此时媒体监督力量并不足以使政府向监管策略演变，政府最终选择不监管策略。

3.当媒体监督力度足够大时，即媒体曝光力度较高。此时，对企业而言，媒体具有震慑作用，企业一旦选择不披露环境信息就会被媒体立即曝光并受到政府与公众的惩罚，因此企业倾向于披露其环境信息。但媒体监督也有负面效应，当媒体监督力度过大时，会逐渐弱化政府的监管行为，政府监管部门因媒体监督而产生惰性，政府逐渐倾向于不监管策略。

综上，媒体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主体之一，在企业与政府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影响政府和企业的行为策略选择。在没有引入媒体监督时，政府与企业的行为策略选择只受政府监管成本、企业披露信息成本和对方行为的影响。而现实中，媒体无处不在。随着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发展，信息的透明度与传播速度大大提升，企业和政府的违规行为被曝光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因此媒体在政企环境信息披露监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直接影响政企的行为策略选择。

（二）管理启示

根据研究结论，为提高政府监管效率，敦促企业客观真实的披露其环境信息，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完善媒体监督体制，加快建设媒体监督平台。媒体在政企信息环境披露中起到重要作用，发挥媒体第三方的监管作用将是解决环境信息披露问题的重要途径：第一，拓展媒体监督渠道，为媒体监督提供良好的平台，充分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第二，制定媒体监督激励机制，鼓励媒体广泛参与，营造良好的媒体监督氛围，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第三，建立政府与媒体信息互通机制，资源共享。使媒体监督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以提高媒体的监管效率，从而缓解政府监管压力，降低政府的监督成本。

2.企业应该加强环保意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第一，企业应认真学习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以提高其自身环保意识。在节能减排的背景下，积极响应政府、社会的低碳需求，获取政府奖励、商誉和投资者投资，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第二，企业应按照政府规定，及时、准确的披露其环境信息。积极配合政府、媒体、公众的监督，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3.政府部门应该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立法责任，完善以法律保障为核心的顶层制度设计，并提高自身监管水平。第一，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法律与法规。现阶段中国并没有出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的法律与法规，给不法企业浑水摸鱼的机会。因此，政府应通过制定严厉的法律法规来治理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加大对违规披露环境信息企业的惩罚力度。第二，政府监管部门应统一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形式及内容，以规范企业的披露环境信息行为，降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成本。第三，政府部门应提高自身监管水平，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与监管能力，充分利用媒体监督作用的同时，加强对自身的内部监管，防止玩忽职守情况的发生。

因此，为提高政府监管效率，敦促企业客观真实地披露其环境信息，需要政府、企业和媒体三方的共同努力。建立以“政府监管为主，媒体监督为辅”的监管机制，对企业披露环境信息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这样才能使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水平真正提高。

本文建立的演化博弈模型虽然比较贴近现实，但其决策函数是期望效用函数，与现实有限理性假设不符，因此加入更加符合现实的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理论才能与现实中人的有限理论相结合，将现实中决策者的心理作用运用到决策函数中，探讨政府、企业和媒体在环境信息披露问题，将是下一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