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然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比较教育;教育研究;媒体素养

数据（Data）是指对客观事物的性质、状态、相互关系等进行记载并且可以被人所鉴别的物理符号或这些物理符号的组合，是信息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其类型包括符号、文字、数字、语音、图像、视频等。近当代数据主要来源于人们的测量、计算和记录活动。Bit、Byte、KB、MB、GB、TB、PB、EB、ZB、YB、NB、DB是数据的单位，一个英文字母一般占用1Byte，除了1Byte=8Bit外，上述单位的后者均表示前者的1024倍，如1KB=1024Byte，以此类推。由于数据单位的进制较大，目前一般将PB级以上数据视为大数据[1]。2011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新领域》中将大數据（Big Data）定义为：规模大到传统的数据库软件工具无法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数据集。大数据数据量的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人工在合理时间内截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人类所能解读的信息。可见，大数据数据量大到人们需要通过使用强大的计算机硬件和合适的数据处理软件进行处理，并从中获得有价值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数据资源。大数据时代即指以收集、分析、处理数据并应用处理数据获得的信息，为人类社会研究与决策服务的时代。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引发了科学研究的变革，对科学研究的对象、方式、效率及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都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对研究人员基本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较教育研究者面对大数据对教育研究带来的多重影响，不仅需要思考大数据时代比较教育研究的方式有哪些变化，还要考虑比较教育研究面临哪些问题与挑战，以及自身应该承担怎样的时代使命。

一、大数据时代教育研究的特征与趋势

目前普遍认为大数据具有“4V”特征，即体量大（Volume）、速度快（Velocity）、类型多（Variety）、价值大（Value）。可见，大数据不仅影响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还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并且让科学研究也展现出大数据时代独有的特征。

（一）教育研究的一切存在皆可量化

大数据以“将一切量化成数据”为核心：文字变成数据、方位变成数据、人的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变成数据，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经历与情感等都能够变成可以记录、分析和重组的数据。美国独立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在报告中指出：“大数据使得查探关于学生表现和学习途径的信息成为可能，不用依赖阶段测验表现，导师就可以分析学生懂什么以及每个学生的特长是什么，通过聚焦大数据的分析，教师可以用更微妙的方式研究学习状况”[2]。可见，大数据能够给科学研究方式带来根本性的转变，科学研究对象的信息被转化为数据，研究的过程转变成了数据处理的过程，研究的结果转变为对数据处理结果的分析和讨论。因此，研究者可以运用数据处理的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和结果分析。

数据的量化为教育科学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使得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和地区的教育情况可以放在同一个计量单位内进行比较，例如，各国和地区可以通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测试学生是否掌握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同时，数据库的不断扩大和更新，简化了数据的收集过程，研究者拥有互联网终端，就可获得各国的教育数据。大数据简化了量化研究，降低了定量研究的难度，提升了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因此教育研究者应该利用好大数据的优势，寻求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

（二）大数据改变了研究者的思维方式

大数据思维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新型的、贴合时代特征的思维模式，自然会使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其一，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研究者可以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文化背景等情况对教育的影响，使研究者自身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思维得到发展。其二，世界被量化成数据之后，人们更容易发现事物间的相互联系，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从而更好地培养关联思维与非线性思维。此外，随着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和决策，相关性思维、容错性思维等理念也会逐渐深入人心。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库克耶编写的《大数据时代》指出，大数据不用随机分析法（抽样调查）这样的捷径，而采用收集所有数据的方法。大数据不受样本选择的影响，科学研究可以处理和某个现象相关的所有数据，发现数据背后的规律性和建构意义[3]。可见，大数据打破了研究范围的局限，研究者将从大量的信息中学习到从少量信息中无法获取的东西，用整体的眼光看待问题，使得整体性思维也能得到发展。

（三）研究的个性化特征更加凸显

大数据是一种共享性、开放性的公共资源，大数据时代强调文化共享、民主平权，每个人都可以从云端获取自己想要的资源，每个人也都可以丰富数据库。研究人员、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促成了研究主题、研究偏向的个性化。一是研究队伍的多样化。在大数据时代，教育研究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专门的研究人员、高校师生，中小学教师也可以通过数据库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外信息，结合自身的教育实践更加深刻地思考教育问题，丰富科学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中小学教师的研究成果往往更加贴近实践，能够更高效地将理论成果应用于日常的课堂教育教学中。二是研究主题的个性化。大数据涵盖的范围广，研究者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研究方向，选择合适的研究主题，从海量的研究数据资源中调取、选用自己所需要的数据进行挖掘、分析，为己所用。三是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大数据的广泛运用，优化了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的过程，为定量研究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广泛使用创造了便利，也简化了问卷、访谈、个案等研究方法的使用过程。四是研究偏向的个性化。广泛的数据来源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可供选择的学术研究领域，每位研究者都可以在大数据中找到自己的学术“根据地”，在自己的“根据地”里生根发芽，从而真正地实现个体的创新发展、满足个性化研究和发展的需求。

（四）研究数据成为重要的决策参考

大数据时代变革了人类社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通过大数据处理技术，可以挖掘、分析、量化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而且，随着研究对象被量化，数据就被赋予了这些事物的价值，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和处理这些数据来达到相关目的，科学研究也变得更简化、更科学。美国联邦教育部技术办公室2012年4月10日发布的《通过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改进教与学：问题简介》中指出，在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领域将开始应用大数据[4]。通过量化分析，研究者可以发现海量数据中隐藏的规律，从而预测未来，为政策决策者提供借鉴，决策者根据反馈信息更加迅速地做出反应，这是大数据时代人类智慧产生的源泉。例如，我国免费师范生政策自2007年颁布以来已历经12年，第一届免费师范毕业生在中小学教师岗位任教已有8年，距国家规定的履约时间己经过了3年，教育研究者可通过对这12年以来的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对其进行系统科学的评估，找到政策在当前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其他国家推进教师教育的发展策略，提出优化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思路与建议，以使免费师范生政策得到及时调整与完善。[5]

二、大数据时代我国比较教育发展的新挑战

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了大数据带来的挑战，“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代表着我们在分析和认识知识时要经历某种范式转变，其更加强调数据应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依靠，采集、存储、管理、分析和可视化数据的能力将成为科学研究必须适应的新生态”[6]。具体而言，面临如下的挑战。

（一）大数据时代对比较教育研究者的媒体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数据打破了时间、地域、领域的限制，使各个人群、专业都能够通过数据库进行交流和沟通。比较教育学者能在其中获取大量的数据资料，除即时的信息外，也可以长期稳定地进行数据跟踪，开展时间跨度较长的调研。但这种新的优势需要学者自身具有敏锐的数据挖掘能力，因为研究过程中的一切都被量化为了数据，每个数据背后都可能隐藏着教育的真相，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丰富的数据库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为研究过程提供便利，也能使研究者迷失在众多繁杂的信息之中。因此，比较教育学者首先需要培养在丰富多彩的数据库中收集目标信息的能力;其次是将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并分析的能力;最后是能对来自不同背景、文化的信息进行解读的能力。因此，比较教育学者在大数据时代需提高自身的媒体素养，以为充分利用大数据奠定基础。

（二）大数据时代比较教育研究需要更加追求国际化

大数据时代比较教育研究的国际化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比较教育研究者的国际化。大数据联通了全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一体化进程，这对于比较教育研究者来说既是契机，又是挑战。“契机”在于比较教育研究者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手段和思维进行学术研究;“挑战”在于比较教育研究者必须深入地理解异域文化，因此需要具备一定的国际理解能力、国际化知识、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信息处理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是指比較教育研究成果的国际化。数据本身体现的是一种表达的精准性和标准化。大数据时代一切皆可量化成数据，意味着教育研究的对象、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等可数据化。在此背景下，比较教育研究的手段和成果表述等都将更加规范化，以此实现我国比较教育与国际学术界在彼此认可的框架内的平等交流与对话。

（三）大数据时代比较教育应该更加突出服务教育实践的功能

长期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相较西方国家重“学术”而轻“实践”，难免有纸上谈兵之嫌。“脱离实践”不仅会使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成果受到质疑，而且长此以往会动摇比较教育学科地位，制约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比较教育研究要顶天立地，对上为教育决策服务，对下为教育实践服务，这样才能使比较教育研究重新焕发生机”[8]。因此，比较教育研究要充分发挥为教育实践服务的功能，扩大比较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对教育实践的指导范围。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的共享性、开放性使一线教师可自由地从云端获取所需的国内外信息，针对教育教学问题进行贴合实际的研究。同时，大数据时代的比较教育研究对象和成果可被量化为数据，这种数据化了的比较教育研究变得更简化、更精确、更科学，因而能有效为教育政策决策者进行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三、大数据时代 我国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时代使命

全球化和大数据的趋势日益影响着教育的变革，“面对这一来势汹汹的变革时代，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大数据一方面使得人们传统的研究范式和科研环境面临诸多挑战——要求人们采用新的技术和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和分析，另一方面也代表着一种基于数据分析和应用之上的新发明、新服务和新发展不断产生的历史契机”[9]。在大数据时代，我国比较教育学者的任务和责任更重，需要理清比较教育学科在新时代的使命，把握时代的机遇，为我国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一）充分利用国际比较教育研究资源

最好的比较教育研究是长期生活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深入观察当地的教育状况，亲身感受当地的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的优势和局限，获得第一手资料。但由于时间、经费、语言等的限制，比较教育学者往往难以深入体会别国教育情况，只能依靠一定数量的文献。然而，文献也存在时限、语言、文化等差异，容易降低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和实用性。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研究者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大型数据库，获取大量的教育资源。例如，美国联邦教育部、日本文部科学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等官方网站的教育数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针对各国学生学业成绩和学习质量的大型评估项目也提供了大量的数据信息。

我国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体制改革要总结我们自己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国外发展教育事业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大数据为借鉴和学习创造了可能，我国相关部门和高校需要提高对大数据资源的重视，一方面，应该投入专项经费，以高校为主体建立大数据共享通道，让高校师生在研究资料的收集和使用上超越纸质媒体的局限，享受海量研究资源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需要对研究者的媒体素养进行培训，提高其理解和应用大数据资源的能力。

（二）采用多样化的数据研究方法

比较教育自产生以来历经了经验描述法、问卷调查法、因素分析法、科学量化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在过去的200年里，比较教育不断从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汲取营养，形成了多种研究方法百花齐放的局面。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得来更加容易，研究对象可以量化为数据，数据的量化处理也可以降低语言、文化等差异带来的影响，学者们通过对比、分析数据可了解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情况和影响因素。因此，我国比较教育应该在文献研究和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实现突破，尝试更多样的研究方法，以实现多方位、多渠道的处理数据，为深入的分析数据、探寻教育的发展规律打下基础。比较教育学者可以借助大数据提供的量化平台，突破文献研究的限制，使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另外，大数据的决策功能也要求研究者必须从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采取多种研究方法解决教育问题。

（三）实现教育经验的双向互动

长期以来，我国比较教育是以借鉴和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如今随着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崛起和发展，需要我们转变单一的借鉴，转向多维度的借鉴模式，不仅了解发达国家，还要了解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改革经验。比较教育研究者容易获得他国教育的大数据资料，如政策文本、教育教学经验、专著与论文文献，但是如何正确地理解这些大数据及其隐含的意义，还需要比较教育研究者利用现代社会的诸多有利条件，以正确解读该国的教育大数据，合理判断其教育政策、管理、学校变革等方面的效果。此外，在学习其他国家经验的同时，也要把我国在教育改革方面的重要经验传播出去。例如，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签订协议，将翻译出版上海基础教育的数学教材。英国教育部投入4100万英镑，逐步在全英国8000所小学校里推行“上海数学教学法”。这是我国教育实践经验得到国际认可的重要一步，比较教育研究者有责任将我国优秀教育理论成果和教育实践经验在世界范围进行传播和展示，增强我国教育领域在世界教育发展中的影响力和存在感。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双向互动的实现变得越来越容易，通过数据共享，世界各国的教育可以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和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

（四）具备理论创新的思维和智慧

比较教育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教育的借鉴功能，还要注重自身理论的建设，促进教育科学的进步和发展。理论要想创新，需要站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上，結合政治、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等背景，通过比较各种教育理论和实践，确立新的知识，总结教育规律，提出新的教育理论，为教育学科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大数据为创新提供了平台，比较教育学者要有创新的思维、勇气和智慧，抓住全球化和大数据的机遇，勇于走创新之路，引领比较教育研究新潮流。

研究者需要具有在错综复杂的信息中挖掘事件背后因果关系的能力，以及理论和实践的智慧。例如，顾明远先生和薛理银博士提出了比较教育是国际教育交流的论坛，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王长纯教授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提出了“和而不同”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等。[10]

此外，研究者还需要培养创新与传播研究成果的勇气，如“生命·实践”教育学的代表作之一《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已经翻译成英文版，这是中国原创教育学的光荣，也是中国教育学向世界发出的声音。

总之，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大数据时代，比较教育学者需要关注大数据为教育带来的改变，学会运用大数据，利用好这个时代为比较教育提供的新优势，克服现有的局限性，承担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为了教育科学的发展和教育实践作出独特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陈桂香.大数据对我国高校教育管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武汉大学，2017.

[2]West， Darrell. Big Data for Education： Data Mining， Data Analytics， and Web Dashboards. Governance Studies at Brookings[R].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2012.

[3][10]刘宝存，杨尊伟.大数据时代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J].比较教育研究，2015，37（10）：5，18.

[4]陆璟.大数据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J].上海教育科研，2013（09）：22.

[5]白贝迩.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评估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6.

[6][9]刘宝存，张伟.中国比较教育的制度化：历程、挑战与变革[J].中国教育科学，2016（3）： 18，30.

[7]顾明远，王英杰，张民选.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的挑战与使命[J].比较教育研究，2015，37（4）：4-5.

[8]王英杰.再谈比较教育学的危机[J].比较教育研究，2007（3）：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