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伊琛

四十岁这年，花总没能不惑，反而遭遇了一次更严重的“人设”桎梏，让自己陷入迷茫。时无英雄，于是人们将他困在一个名为“英雄”的壳里，而他想挣脱。

2018年11月14日发布的偷拍五星级酒店客房卫生的视频《杯子的秘密》，让花总的微信好友人数破了千。一些朋友开始写文章回忆他的过往，“就感觉这人已经挂掉了一样”。越来越多自媒体以他为主人公，加工他的事迹，转换为十万加的点击。

“我都快被那篇洗稿文搞得抓狂了。”本以为，2018年那场五星级酒店杯子风波将随时间平静下来，结果有一天，知名网友花总惊恐地发现，朋友圈里有七八十人转发了同一篇关于自己的文章。

在文中，他成了英雄。他募捐，支教，卧底，鉴表，写《装腔指南》，扒皮“世奢会”，揭露酒店卫生乱象，做着“有益于社会却讨不到半点好处的人”。

“我说那不是我，那谁是我？”网络和现实的边界再一次被打穿，大众眼中的花总，亲友眼中的吴东（“花总”真名）和真实的他相互碰撞，人物性格更多的是全然不同。

被打穿的保护壳

花总被“特殊对待”了。

2019年新年过后，他和朋友在北京一家酒店餐厅吃饭，后厨拿着酱油瓶绕出来，服务员抹着隔壁的桌子。两人用餐，五六个工作人员站在不同角落忙碌。他意识到，他们是“看热闹来了”。

入住的客房放着一罐饼干，他吃了几块，第二天罐子马上被补满。床上摆着软枕头——他的睡眠喜好被专门记录下来。如今到任何酒店，他都会被认出来。

一个超过2000天以酒店为家的人，理应被当作“消费者”，却被定义成了“暗访者”。

跟绝大部分中国网民一样，吴东小心翼翼地躲在自己的ID“花总丢了金箍棒”背后，以此作为保护壳。但在几次“英雄事迹”后，花总躲不过去了。

如今他成天躲在自己的微博小号背后卖萌，试图消解大号的苦大仇深。事实上，两个号的人设都无法体现真实的他。

他常用小号搜索自己的ID，又对细节耿耿于怀。100条评论里，哪怕有98条好评，他也会更在意余下两条恶评。他介意被说“自我炒作”，也介意被当作“虚伪冷漠的上等人维权先锋”。

网络和现实的边界第一次被打穿，是在7年前的新周刊新锐榜颁奖典礼。

台下嘉宾里坐着一名戴着口罩的怪客，主持人华少念出获奖者的名字——吴东。真名在毫无预料的情况下被暴露在大众面前，他不知所措。登台的刹那，他想，既然名字都被公布了，样子也没必要藏了，于是摘掉了口罩。

拿奖一幕被镜头捕捉下来，他右手握着奖杯，扭头回望，看上去意气风发。那张照片后来成为世奢会风波中他被警方传唤的新闻配图。现实中开始有人知道他就是花总。

《杯子的秘密》之后是第三次被打穿。

视频发出当天，新京报视频团队来做采访，询问是否需要打马赛克。他判断，可能会有酒店不承认视频内容或者提出“摆拍说”，决定露脸出镜来为自己的作品背书。

这加速了他的个人信息暴露。2018年11月16日起，花总的资料开始在多个酒店群流传。“吴东即花总”的消息迅速扩散，卧底时认识的工友、偏远地区的乡村干部、久不联络的中学同学，甚至相亲对象都来追问。

底线被触及，他决定死磕——上一次是世奢会风波中，有人找上他的父母。

花总用了四十多天寻找信息泄露的源头。

他在城市间奔波，挨个说服二十余名参与者回溯传播源。在他看来，大部分信息传播者没有法律意识，提醒即可，行政拘留就“过了”。这些人他都原谅了。

最终，他找到的信息最上游是深圳龙华某酒店总经理彭某，数度沟通无果。

2019年1月9日，深圳龙华公安局通报，彭某在微信群发布涉及花总的个人信息，根據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给予其行政拘留7日、罚款500元的处罚。

迅速掌握游戏规则的人

“这个社会是不是特别缺一个英雄人设的人？”2019年1月7日，吴东靠在北京某五星级酒店的沙发上，他抛出这个问题，却不像需要答案，“但我不是。”

陈龙耀第一次见到吴东时，吴东的父母正帮他挂床铺上的蚊帐。

大学宿舍八人，只有吴东是由家长送来的。那是1990年代后期，福建师范大学学生大多来自周边农村，吴东父母的穿着打扮和待人接物，让陈龙耀迅速得出一个结论，这位舍友应该出身于家境良好的知识分子家庭。日渐加深的了解也证实了他的判断。

在陈龙耀的记忆里，吴东的知识面之广远甚于同龄人，他每周必买《南方周末》《电脑报》《新周刊》等刊物，属于最早接触互联网的一拨人。大一时，舍友们跟着吴东去东街口电信大楼上过网，那是1997年周围唯一能上网的地方，上网要带身份证，一小时10元。

时隔多年，陈龙耀对吴东的故事细节还记忆深刻。

在QQ还叫QICQ的年代，吴东曾让同学们多申请几个QQ号，说“这个东西将来可以卖钱”。他还曾在电商平台8848买过指甲剪，称“网购可能是未来的趋势”，电商平台的创始人、同为知名网友的老榕后来成了他的好友。陈龙耀还记得，吴东被舍友们笑了很多次，彼时网购需要先去邮局汇款，而指甲剪，在宿舍楼附近的小卖部就能买到。“东西寄到宿舍时，大家觉得很离谱，这种东西怎么会去网上买？”

陈龙耀后来成了中学历史老师，在给学生讲解“第三次科技革命”时，他常拿这位舍友做例子，佐证科技发展之快速。

掌握互联网传播规律对吴东来说轻而易举。

大二那年，班上一名女生得了重病。吴东跑去找中文系教授写求助信，通过互联网为她募集到了30萬元。

福州媒体上门报道了这起前所未有的网上救助行动，吴东在师大出了名。在随后的学生会改选投票中，他被选为97级学生会主席。现在的花总不愿多提此事，担心对女生的家人有后续影响。

仿佛是一种天赋，他总能迅速学会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

2007年，还没成为花总的吴东刚到四川泸州支教两周，就在网上为学校募集到3万多元资金，用于资助家贫学生。

他所在的叙永县白蜡苗族乡荞田完小有五百多名学生，分布在学前班到九年级。对于“吃饱肚子就不错”的大部分家庭来说，初中每学年约700元、小学300元的学杂费，负担过重。

山村学校不通网络。周一到周五，收集贫困生家庭情况，周末，吴东跟随校长佘成银回到城里，在个人博客发布信息。学校到县城只有一条火车铁轨式的凹槽小道，路上最少要花费一个半小时。他在博客上描述了这里的状况，并公开佘校长个人账户。

在荞田小学的半年里，吴东的宿舍从17平方米教室改造的四人间宿舍，挪到小青瓦房办公室，再搬至当地农户家中——这段时间里，荞田小学在修建新的教学楼。

钱是吴东找来的。他说服广东一个基金会向学校资助20万元，在此基础上，当地政府增加支持二十余万元，学校修建起一千多平方米的教学楼。

他还联系上海滨特尔公司派技术人员上门检测学校水质。当时山水水源泥沙杂质很多，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义务为学校生产了净水设备，至今还帮学校定期更换滤水芯。

“他做事前从来不跟我们说，没做成更不会说。”佘成银说。

“以为能改变好多，但其实没有”

在花总自己的讲述中，十多年前的支教故事有另一个版本。

“我是个外来物种，自以为能改变好多东西，但其实什么都改变不了。”他觉得自己只是制造了一种充满希望的幻觉。

支教归来，他在一家上市公司当高管。他为荞田小学的教师设立过一个奖教基金，两三年后又单方面终止，他觉得自己被当成救世主般的存在，压力过大。

他想割断一切情感联系，一起去荞田支教的老师经常会在QQ或微博上给他留言，而他“始终没回过一句话”。

但在当地老师鲁晓眼中，吴东是个“有心人”，每年都回学校看看，在地震、高温或有人生病时都会第一时间发短信。

彼时，一群二十多岁的人都口无遮拦，“东哥”叫着叫着成了“冬瓜”。他也不恼，给鲁晓起外号“芦花”，管一位稍胖的老师叫“沙发”。当地五十多度的白酒，他喝一杯就脸红，半斤不到必醉，但他每次都喝倒，“不愿伤感情”。

2018年，原来的老师们因城区考调、考公务员等原因相继离开，荞田小学急缺老师。佘成银不愿再求助吴东，“觉得他付出的太多了”。但他还是得知了此事，自费请了三名老师去支援。

“你洋洋自得地说，我解决了一个问题，但那是用钱砸出来的，对当地教育没有改变。”他只感到自己的无力。

另一大学舍友余飞觉得，他骨子里是个悲观主义者。

吴东家境不错，虽然生活在小城市，但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还曾两次获得文化部表彰。他从小就能接触到几百种杂志报纸、大量书籍。上学前就自己拿着字典读《西游记》，小时候就用收音机听BBC，在相对封闭的年代，他早早打开了知识面。

“这是个小概率事件。”他常想，假如自己投胎稍微偏个两公里，可能就要放牛种地长大了。

“他对现实有饥饿感”

花总说自己其实愿意当一个沉睡的人，但“问题是你已经醒了，醒了你就很难忍受”。

支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乡间，他曾向学生狠狠灌过励志鸡汤，说着“努力一定能改变命运”，后来却是连自己也困惑了。

他频繁跑去“沉浸式体验”人生，试图解答困惑。

到东莞工厂里卧底，假装自己是证件被盗的小学老师，在印刷厂干活，“手被锋利的纸边拉出十来道小口子”。还设定自己是无所事事的小混混，在边境和艾滋病人聊天。

“阶层下降很容易，最关键的是你的衣着和神态。”卧底时，谈吐和气质他都可以“戒掉”，换一副二三十块钱的眼镜，镜片不要擦干净，胡子别及时刮，头发别天天洗，“要是能够坚持两天不洗澡身上有点味儿，或者在太阳底下多晒晒显得黑一点，你就成了另一个人”。这些经历中，花总从没被怀疑过。

环境对人的心理暗示作用巨大。在东莞工作仅一周后，花总路过肯德基，会觉得“那是很贵的地方”。

卧底时跟工友喝一块钱的奶茶，睡15块钱的床位，回到自己身份后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如此几次过后，他就不再需要转换心态了。卧底结束后，他会去剪个头发，“人家说你怎么黑了，我说我去海南打球了”。

由于早期投资成功，他已经拥有足够的财务自由，有条件时愿意追求并享受物质生活，注重干净和体面。但在“沉浸式体验”中，洁癖又仿佛消失不见。

在朋友们眼中，不断“搞事”是一种天赋，“他内心肯定有一个很大的洞，对现实有饥饿感”。

花总的手机屏幕最近是一张侗族青年的照片，前段时间在黔东南拍的。旅行指南《LonelyPlanet：贵州》作者袁銮在公众号“青蛙在贵州”回忆：“花总的粉丝可能不知道，他曾经花了好几年时间，在贵州采集各式各样的侗族琵琶歌，是侗歌田野录音做得最全的一个人。”

他喜欢侗歌“干净”。20年间，他斜挎着装有录音器、iPad和烟的帆布袋，去过近一百次贵州，还交往过一位当地女歌手。

他还曾在深圳龙华的劳务市场寻找一个死去的“三和大神”。离开龙华之前，他在死者“吴斌”去世的居所睡了一夜，那是个被后期隔成的小房间，空气不流通，墙上用锐器刻着一个“苦”字。他没有将这个细节当作《寻找三和死者》一文的结尾，希望减少一些负能量。

他像台球桌上被撞来撞去的白球，享受行进轨迹的未知，球杆却其实握在自己手里。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人设里，“沉浸式体验”是想主動出壳。“当你能走到别人的世界，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实际上所有事情都是可理解的，不会那么剑拔弩张。”

他甚至很多次想，演员毛坤为什么会变成世奢会风波里的欧阳坤，没有人一开始就这样，“所以你说我怎么强硬得起来”。

试图规避风险，又总是失败

花总最后一次尝试回归“正常生活”，正是在2012年的世奢会风波前。

他回到福州，找了一个负责品牌的中层职位，按部就班地工作，领工资，还在同事的安排下相亲。如果没有后来因为世奢会风波被北京警方带走，他原计划按照这样的节奏生活下去，这种生活让他感到平静。

“我一路退着走到现在。帖子删了，也不追究了。”世奢会风波前期，他不断表达意图求和，而对方报了警。

他永远记得第一次自国贸大酒店64层被警方带走的2013年9月17日，他“心如死灰”，以至于警察觉得他在故作镇定。在命运未知的二十多个小时里，他想到很多细小的事情，通知表弟过来拿自己的信用卡结掉房费，申请给女友打电话，取消中秋节之约。

每次“触碰边界”前，花总其实都会自我审查，试图规避“较大的风险”。

《杯子的秘密》便是一例。很多粉丝在他的公众号“新装腔指南”后台催更，他当时想得简单，这条视频曝光的问题不大，酒店不难改正，只要改了就能很体面地解决问题，热度最多持续两三天。但事情走向每每不如他所料，将他卷入一次次风波。

视频发出后，花总回福州避风头，住宿的过程“像做贼一样”，陈龙耀帮他预订办手续，他进门后直奔房间，避免接触酒店工作人员。

余飞则拜访了他的父母，临走时，叔叔阿姨将他送到楼下，叫他有空劝劝吴东，不要再去做这些事，安安稳稳地生活。余飞有点心酸，“他总希望自己能改变一些东西，边边角角，敲敲打打，让它更好”。

鉴表之后，官员不戴表了，但没有公开财产。发表装腔指南，本意是要拆穿装腔与恶俗，结果大家拿着指南当教材用。而曝光酒店卫生情况等来的结果是，14家涉事酒店中的12家，仅被罚款2000元或以下。

“热点总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直到大家都陷入审丑疲劳，或者抵达忍耐的极限。”2012年8月，鉴表之后，花总写道。

上了20次微博热搜后，他也曾有过错觉，以为自己一个人可以和一个行业PK，真的是“国民英雄”了。

“我有一个朋友，我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我跟他同时出现在你们面前，你会觉得我们差了10岁。他家住在贵州，我是他小孩的干爹。”这是花总的镜子。

镜子的存在提醒他，他所有的沾沾自喜都依托在一种小概率上。他有过太多次经验，深知自己做不了英雄。

“打破规则是有风险的。”他说，现在的自己更注重安稳，不会再冲出去。

以前不是也说过类似的话吗？

“是，都是真心的。”他陷入沉默。

2019年1月20日，花总发布了自己的新作预告片。那是一个纪录片，他带着两个摄像兼导演，跟着一名大卡车司机从石家庄一路跟拍到成都。这是他找到的第一个愿意被跟拍的对象，他希望，大卡车司机能让人们赶紧忘记“杯子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