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雪瑶 高 红

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资本理论在西方开始兴起，90年代西方学者把社区发展和社会资本的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为社区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我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社会资本概念，并将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运用到社区治理的研究中。文章将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工具梳理中外学者有关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文献，以系统把握学术界在此领域研究的主题脉系，并通过对照比较中西方的研究，对中国学者带来有益的启示。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文章的文献数据来自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以下简称CNKI）和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以下简称WOS），中文文献数据以“社会资本”并含“社区治理”或“社区建设”或“社区发展”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文献类型限定为期刊，检索年度设定为2001-2018年，共检索到期刊论文423篇。外文文献数据以“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并含“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或“社区建设（community building）”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文献类型限定为Article，来源类别限定为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检索年度跨度为1993-2018年，共检索到论文350篇。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以人工方式剔除条件不符的文献，最终得到中文文献423篇，英文文献349篇。

Citespace软件是基于共引分析和寻径网络算法等理论和方法设计，通过可视化图谱的绘制形成对学科发展动力机制的分析以及学科发展趋势的探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某一研究领域，寻找该领域的开创性和标志性文献、热点主题和演变趋势。[1]Citespace通过节点、连线等要素组成的图谱来表示文献间的被引、共现和合作情况，节点圈的大小表示被引频次，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共现关系，粗细表示共现强度，并通过关键词中介中心性和突现率等指标来寻找关键节点，通过模块值和聚合度判断聚类的效果。[2]

二、国内外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关系研究演进知识图谱

通过Citespace软件绘制出的时区视图，可以对社会资本和社区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的演进趋势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该研究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趋势。图1是我国社会资本和社区治理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图，图2展示了我国社会资本和社区治理研究领域的突现关键词，从这两个图示大致可以反映出我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脉络。

图1 国内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研究热点演进知识图谱

图2 中文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研究突现词

自社会资本和社区治理研究开始至今，国内外每年度发文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根据图1与图2，我国学者有关“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关系的研究”，其发展演进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①2001—2004年为该领域研究的早期阶段。2001年，赵孟营与王思斌首次把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到社区研究中，他们在分析中国社区建设时空特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社区建设“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的双重目标模式。在他们看来，“社会资本”重建包括重建信任关系、重建社会协调的共识性规范以及重建市民的社会网络。[3]同一年，孙立平教授在《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发育》一文中，指出“社会资本的创造是社区发育的真正内涵”；文中他还区分了社区建设、社区发展与社区发育的相互关系；[4]2002年，隋广军和盖翊中提出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对社区社会资本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研究，认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可通过考察以下七个因素来进行测量：社区参与、信任和安全感、邻居间的联系、家庭的联系、社区规范、社会价值观以及其他因素。[5]这一时期，“社区治理”的概念提法只是少数学者在用，由于我国官方的正式说法是“社区建设”，我国学术界的主流用语也是“社区建设”。这一时期社区建设研究的增强与中国社会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变迁的社会背景，以及政府的重视程度也有很大的关系，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转发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更是直接推动了社区建设研究的开展。

②2005-2012年为该领域研究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学术界进一步细化对社会资本的分类，并开展不同社会资本类型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实证研究与定量分析，以及社区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研究。陈捷和卢春龙提出了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的概念，并且将其与中国城市社区基层治理实践相结合，指出特定性社会资本会对基层社区治理造成负面影响。[6]赵欣分析了认知性社会资本、结构性社会资本构建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相互构建。[7]桂勇、黄荣贵提出从七个维度测量集体性社区社会资本：志愿主义、互惠与一般性信任、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凝聚力、社区归属感、非地方性社交和社区信任，并结合实证分析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测量量表。[8]另外，从图谱中可以看出，“社区治理”这个概念替代社区建设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学术界针对不同社区类型包括城市社区、农村社区、村改居，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2004年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从突现词分析可以看出，2005年至2009年“和谐社区”的研究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同时，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以及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③2013—2018年为该领域研究的近期阶段。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同时，党与国家越来越强调社区治理的重心的下移，提出社区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从突现词看出，2015-2018年，“社区治理”研究的急剧增多与我国党与政府对社区治理的重视密切相关；同时，在这一阶段，随着社会转型和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村改居社区、老旧小区等新型社区的研究逐渐增多，顾永红等在“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研究中针对“社区自治能力不足”的困境提出“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建议；[9]政府购买社会组织项目的不断推进与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不断显现。赵罗英、夏建中提出，解决我国社区建设进程中社会资本缺失问题的关键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10]何欣峰认为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居民原子化导致社区社会资本弱化等方面的原因，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绩效，为此作者提出包括“重构社会资本与提升居民参与的价值重塑”等三点建议。[11]另外，随着社区治理的开展，社区治理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与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归属感问题，这些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图3是基于Citespace做出的国外学者有关“社会资本和社区治理关系”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图。如下所示：

图3 国外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研究热点演进知识图谱

依据上图可以将国外学者有关“社会资本和社区治理关系”的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①1996—2000年是该领域研究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外学者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将其引入到社区发展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本对公民社会发育、集体行动达成和发展中国家农民生计作用等研究方面。福克斯（Fox）延续了帕特南将社会资本概念与公民社会相结合的观点，从政治建设的视角谈社会资本的培育。[12]贝宾顿（Bebbington）在研究拉丁美洲农村发展基础上，建立了农村生计的框架，将社会资本与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作为人们为了生存需要获取的五种资本和能力，并特别提出社会资本在扩大人们获得资源和其他行动者的机会方面的重要作用。[13]②2001—2007年为该领域研究的中期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研究的论文数量激增，研究内容拓展到农村发展、经济发展与社区健康等方面，2004年针对社区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以及青少年教育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拓展了社会资本应用于社区领域的研究内容。③2008—2018年为该领域研究的近期阶段。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导致各国忙于恢复经济，而后几年对该领域的研究有下降趋势，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信息管理、可持续发展、社区环境保护等方面，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各国开始重视社区发展中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要求，拓展了社会资本和社区治理研究新的方向。

从中西方有关“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其研究总体上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为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国内外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关系研究热点与前沿可视化分析

国外学者对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关系领域的研究始于1996年，我国在2001年开始有学者陆续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并借鉴到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研究中。在国外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的研究成果中，发文量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美国，其次是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国；被引作者最多的是帕特南，其次是科尔曼、布迪厄、波特等。下面通过关键词共现与高频关键词以及聚类图谱等可视化工具分析当前中西方在此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前沿。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用以反映某一研究领域发展中的研究热点，对关键词共现的分析可以揭示某一领域的研究结构与范式，有助于把握整个研究的特征、主题和内部各要素的关系。[14]本研究将CNKI和WOS数据库中导出的数据，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分析，将节点类型设置为keyword，在Prunning处选择Pathfind-er，选择适当的阈值，得出关键词共现图（如图4、图5所示），将中英文文献中提炼出的前十位高频关键词按照词频进行排序，得到表1。关键词是对一篇文章研究内容、总体特征与研究主题的高度凝练，[15]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热点。另外，文章还通过Citespace将分散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将其按照一定的隶属关系划分成若干维度，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研究领域内部的关系连结。将CNKI和Web of Science中收集的文献数据导入Citespace分析软件，节点类型设置为keyword，时间切片设置为1年，数据抽取阈值为“TOP50”，在Prunning处选择Path finder，通过关键词共现频次构建出聚类视图：对国内社会资本和社区治理研究采用tf＊idf算法进行关键词聚类得到网络节点498个，连线854条，聚类图谱的网络密度为0.0069，其模块度（Modularity Q）为0.79＞0.5，说明模块聚合度高，且同质性（Mean Silhouette）为0.6612＞0.5，显示为高同质性；对国外社会资本和社区治理研究采用LLR（log-like lihoodratio）算法进行关键词聚类得到网络节点573个，连线1883条，聚类图谱的网络密度为0.0115，其模块度（Modularity Q）为0.6512，且同质性（Mean Silhouette）为0.5278，显示为高模块度和高同质性。上述数据表明国内外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研究的聚类图谱所划分的知识结构显著，网络聚类结果是显著有效的。国内文献聚类得到了“社区发展”、“城市社区”、“社区NGO”等17个标签，国外文献聚类得到了“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 lihoods）”、“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等16个标签。

图4 国内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表1 国内外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研究高频关键词表

由图4和表1可知，社区治理（0.38）、社会资本（0.35）、社区建设（0.27）、社区（0.25）、社区社会资本（0.20）等关键词在网络中连接程度强，为关键中心节点。由以上可视化的工具分析，可以把我国学术界自2001年至今在“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关系”领域的研究热点归纳如下：

第一，社会资本理论在社区治理研究中的引入。学术界一般公认社会资本理论框架是由布迪厄、科尔曼与帕特南三位著名的学者建构起来的，从关键词共现分析中，在社会资本的圈层中出现的是“信任”、“社会网络”、“关系网络”，可以看出我们学者把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到社区治理的研究中，主要采纳的是帕特南的概念界定。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社区治理研究中的引入，为我国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研究视角，促进了我国社区治理的深化。（赵孟营、王思斌，2001；孙立平，2001；潘泽泉，2008；夏建中，2010；燕继荣，2010；高红，2011）

第二，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测量与定量研究。我国学术界根据帕特南提出的有关社会资本中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三个维度的划分，进一步设计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体系，细分出社区参与、信任和安全感、邻里交往、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志愿主义等测量指标，并通过实证调查进行了分析论证了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隋广军、盖翊中，2002；桂勇、黄荣贵，2008；陈捷、卢春龙，2009；赵欣，2012；罗家德，2014）

第三，社区社会组织对社会资本培育的影响研究。随着我国社区治理实践的推进，社区治理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与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突出表现为社区治理的“行政化困境”与“共同体困境”。（郑杭生，2012）而突破这两种困境最主要的举措就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有助于拓宽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渠道，有助于整合社区资源、构建社区关系网络，社会组织的发展对社区社会资本培育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吴东民，2012；郁建兴，2012；赵罗英、夏建中，2014；何欣峰，2014；高红、杨秀勇，2018）

图5 国外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由图5和表1可知，国外对于社会资本和社区治理领域的中心关键词为：社区（community，0.33）、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0.28）、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0.24）、网络（networks，0.17）、健康（health，0.17）、政策（policy，0.12），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社会资本和社区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具体领域，如政策、健康、社会网络等方面。自1996年至今国外学者的研究热点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绩效。国外学者倾向于将社区治理看作弥补市场和政府失灵的第三种路径，作为社会变革大背景下的一部分，社区作为新的公共场域，要承担起提供公共服务以及促进公民参与的功能。鲍尔斯（Bowles）和金蒂斯（Gintis）提出为了补充政府和市场治理，将社区治理纳入到善治的体系中，通过社区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提供社会互动的渠道和场所，促成公民的互利合作行为，但社区治理也会失灵，而社会资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阻止社区失灵，为社区治理提供可持续性的路径依赖。[16]有学者研究社区社会资本在提高社区居民健康和幸福感方面的作用，从粘合性社会资本和连接性社会资本两个维度与移民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回归分析，证明较高的连接性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社区健康和幸福指数。[17]另有学者对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在公民生活和集体行动中，并非所有的社会资本都能带来益处，决定社区治理绩效的并非社会资本的量而是社会资本的质。[18]

第二，社会资本与社区民主参与。在社会资本与民主关系的研究中，有学者结合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社区参与对促进居民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社会资本丰富的社区有助于提供集体协商的环境，通过集体协商以促进增进健康行为的可能性增加；其次，社会资本水平高的社区的居民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较高的控制感，以迅速和适当地获得卫生服务来控制自己的健康。[19]在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的逻辑关系中，公民社会必须保持其发展的独立性与活跃性，并且鼓励公民自主行动以获取目标，这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

第三，社会资本与社区抗逆力研究。恩加尔（Ungar）将社区抗逆力定义为社区的社会资本、物质基础设施和文化内嵌的相互依赖模式，这种模式使社区具有从剧烈变化中恢复的潜力及适应力，并将在危机时期中获得的经验进行整合以达到新的平衡。[20]马德森（Madsen）通过对澳大利亚乡村小镇社区在经历了一系列洪水事件之后的社区抗逆力定性研究中发现，社区抗逆力内涵的概念包括：社会联系、乐观接受、学习宽容和耐心，以及从过去经验中总结学习以应对未来事件；[21]社会资本是社区抗逆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集体行动中，居民间的自发合作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22]社会资本在社区抗逆力建设中的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人们在紧急情况即将发生时相互告知，为挽救人们的生命财产作出贡献以及帮助遭受灾难的家庭的孩子。此外，人们还会向弱势群体提供帮助，例如无法独自应付紧急情况的人，以及生活在偏远地区独居的人。[23]第二，社区建筑环境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居民对建筑环境要素的感知体现在其对社区安全的感知方面，具体反映在社区边界内的基础设施、行人友好度、犯罪可能性等要素中，社区建筑环境的相对友好和安全有助于提升社区社会资本存量，[24]生活在住宅密集社区的居民其社会信任度和社交网络水平较高，居民间的交往和互信有助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25]第三，贫困地区人口的社区适应能力建设，针对当前气候变化影响农民、牧民生计的问题，社会资本在提高社区适应能力方面的影响比金融资产更为重要。[26]

比较中外学者有关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关系的研究来看，我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对西方学者观点借鉴的基础上，这些研究或者是从宏观层面对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作用的肯定，或者是从微观层面验证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而缺乏有关社区资本与社区治理中层理论的建构。目前我国社区治理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社区治理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通过对国外学者近年来在该领域研究的梳理，可以借鉴西方学者近年来在该领域方面的先进成果，比如将社会资本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社区抗逆力结合起来研究，从新的视角拓展了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及发展的深入探究。

四、结论与展望

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为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梳理国内外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的研究发现，我国社会资本和社区治理关系研究已经经历了理论引介和本土化实践探索研究阶段，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社区治理路径和社会资本培育的双向互动方面，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社区治理的探索，实现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但我国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领域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创新发展理念较为落后，这些问题制约着我国社会资本理论和社区治理实践的发展。

通过分析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脉络和发展趋势，可以为我国的研究提供借鉴意义。首先，拓展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发挥与作用机制研究。国外学者提出社会资本除了在促进公民参与和互动网络方面的作用外，还可以实现社区经济发展、教育优化、医疗健康保障等方面的目标以及克服“社区失灵”问题。其次，进行中国现实情境下的社区治理实证研究。国外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针对某一地区或特定群体的深入跟踪调查和访谈，通过长期的扎根调研对我国现实存在的多种社区治理模式进行探究。再次，实现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与应用。将研究领域从公共管理和社会学领域扩展到公共卫生、经济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结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对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要求进行深入剖析，分析社会资本在不断变迁的社区治理要求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最后，结合国际最新研究热点，实现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研究领域的创新性研究。从社区抗逆力、社区可持续发展、社区能力等新视角入手，针对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新型社区能力建设，为实现我国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