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麦产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战国时期，列国都城之所以获得较快、较大发展，与春秋以降礼崩乐坏以及旧政治格局不断解构的社会转型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外在条件与机遇。然而，战国阶段频繁、激烈、重大的战争，则直接推动、促使了都城的强化与发展。

一、作为阶段历史特征的战争

简单说，战国时期最显著和鲜明的阶段性历史特征，就是战争与武装斗争。这个历史特征，与战国时期的都城问题密切相关。

在春秋时期，争霸、逞强的需要，已经较有力地推动了列国城邑的建设。譬如大多数诸侯国的城池修筑皆是出于军事攻防的原因[1]11。进入战国以后，兼并与统一的压力或动力，让各国都城继续受到重视，都城建设获得进一步发展。在整个东周阶段，政治格局整体失序，直至警报频传、战事不断。特定历史阶段的这种特征，为都城的大发展创造了外在条件，也提出了紧迫要求。

分封制下，曾经出现众多的诸侯国政治实体。迈进战国的门槛，伴随兼并战争的进行，西周初年推行大分封下所形成和造就的诸侯国数量日益减少。脱颖而出的新兴国家在兼并其他弱小之后，实力不断增强，掌握与控制的资源增多，疆土领域扩大，聚集了更多的资源要素，从而增强和扩大了战争能力，以及营建都城等城邑的可能性。

一方面，军事斗争的规模与烈度等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战国时期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等，皆是春秋时期所不可比拟；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推进兼并战争、获取更大的胜利，甚至为了华夏大地的统一，实现诸如取代周王室、问鼎中原等这样的宏大目标，“争城以战”成为常态。

其实，战国时人已普遍意识到了完善城防的必不可少。即使是反对战争的人，也从对立的角度承认城池坚固的意义和价值。有两个人物，可算是典型，其一是墨家的创始人墨翟，另一个是儒家的孟子。墨子从维护手工业等劳动者的人身权保障等出发，反对不义战争，方法是以有效的技术手段阻止战争，包括各种关于抑制、对抗和消解城战进攻的措施、方式、装备等。

孟子是儒家在战国晚期的代表。儒家学说的源头远在西周初年的由周公发轫的治国理念那里，但是在讲求实力、礼崩乐坏的春秋与战国时期，儒家学说并不能很好地衔接与迎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客观需要。孟子四处宣讲仁爱忠信等主张，不能为齐宣王等所真正任用[2]307。然而，作为一名智识人士，孟子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城邑的意义及城战的常发性等。

在《孟子·公孙丑下》里面，孟子讲到了当时围绕城战而发生的一些现象，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以及“城非不髙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等[3]121-122，从中可以看出在孟子所经历的时代，城郭之规模、城防之完善，甚至在城战中所可能出现的意料之外的结果等重要信息。

在战国时期，由于历史阶段的特征和要求，只有强盛的国力——尤其是军事力量——才最需要和最有价值。《论衡·顺鼓》曰：“六国之时，兵革战攻，力强则胜，弱劣则负。”[4]687因此，在论述并不为大多数时人所接受的仁政学说时，孟子还是提到了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众多等几项关键事务。这也从反面说明，战国时人，是较普遍认同城高、池深等的重要性的。而实际情况亦是如此。

战国时期列国都城，为了在严酷的军事斗争环境下生存自保，防止来自内、外部的各种威胁，皆加强了军事防御工事的构筑。其结果就像《尉缭子·守权》所言：“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士民备，薪食给，弩坚矢强，矛戟称之。”[5]40这还仅是都城本身加强防御能力的体现。其实，都城的防御能力的增强也表现在纵深防御的构建等方面。举凡与都城防范相关的水陆交通、关津险隘、财赋来源等情况，也一并被考虑进来。

在此历史情形之下，都城变得重要、庞大、严密、完整起来。

二、军事斗争促使都城发展

战国时期，作为时代最鲜明特征之一的军事因素对都城的影响是全方位、多方面的。不仅表现为刺激、推动着都城的建设与发展，也在具体的军事防御设施上有所体现。

(一)军事斗争对都城发展的推动

由于战国时期列国都城皆是各自城邑体系中的首位城市，都城是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的中心，都城的重要性无疑超越了其他一般性城邑。

譬如，公元前296年，当韩、魏、齐三国进攻秦国，兵临函谷关，直接威胁到秦都咸阳时，秦昭王向时任秦相的楼缓及公子池询问，是否能以割让河东三个城池来换取军事讲和。经利弊权衡和比较，秦昭王虽觉得“割河东大费也”，但能够避免和化解咸阳之危，仍然认为是划算的，因此选择“宁亡三城”“无危咸阳”[6]228，说明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是多么清醒地认识到都城的重要意义。

战国时期都城的这种重要价值，往往又使之成为频发战争的直接攻击目标，在一些军事行动中被明确列为首要打击对象。这不仅表现在像后来秦国在统一战争中那种灭人之国常以攻取他国都城为标志的行动里面，而且也被反复、深刻地记载和总结进若干著名兵书里。“攻城围邑”[7]1748，成为战国时期经常性的作战方式，而这也从时代特征上促进了包括都城在内的整个战国时期城邑的发展与变化。

关于都城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性，春秋时期已被人们所认识到。如著名军事家孙武即是如此。《孙子兵法·谋攻篇》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8]14在孙武所罗列的数种军事斗争的攻击目标中，攻击对方的国、军、旅、卒、伍的军事意义似乎逐级递减，其中蕴含的道理乃是：攻破敌对方的国都[注]此处的“全国”“破国”中的“国”，是国都、都城之义。见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6页；另见李零：《〈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第23页。，或者一万余人的军事编制单元，要比击败对方数百人的旅、卒军事单元或者五人组成的一伍，要有更大的军事胜利价值和影响[9][10]。因此，孙武认为在试图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等军事斗争手段均无法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意图时，也就必须进行更具残酷性、破坏性的城战了，即“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而孙武之所以把攻击“国”“军”的目标置于“旅”“卒”“伍”之前，大概是他更看重“国”(即都城)、“军”在战争中的决定性意义或价值。

再如，大约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六韬》是我国历史上另外一部著名兵书，托名姜太公(吕尚)所作。从总结当时战争经验以及如何应对惨烈战争的需要出发，这部兵书也有不少关于城战的内容，如“略地”篇讲到了如何对城内等待援救的敌军进行有效围困，以防止其突围脱逃，同时又该怎样围城打援，避免和阻止内外敌人的夹击反攻等。这些从战争实例中总结出来的作战方法[11]168-171，应当主要是围绕或针对都城的。

在战国时期，城邑既能够成为军事进攻的桥头堡、前沿阵地，又可能在面临强敌进攻时候充当抵御的有力防范工事，这就使城池兼具了进攻和防御的双重功能。城邑的这种不同方向上的功能和实效，主要依据军事性质得到强化和突出之后的各个城邑在军事斗争态势中的攻、守地位而确定。对于那些野心勃勃或者怀揣远大志向的诸侯国，为了实施或配合政治统一、军事兼并的战略目标，他们会沿着军事、政治斗争推行的方向而进行城邑建设，从而把国家主要的军事力量等有效的布置在那里，便于及时、迅捷的调动和使用聚集起来的人、财、物等军事斗争要素。典型者，如秦国的都城在由雍城(今陕西凤翔)迁往咸阳的中间，曾先后都泾阳、栎阳(今陕西西安境)[12]，整体呈现自西向东的趋势，蕴含着显而易见的军事意图。

那些在兼并战争中处于被动和守势的诸侯国，也不得不完备都城防御，以另外一种样态参与、推动了都城的发展或变化。

(二)军制变革直接影响都城防御

由春秋入战国，战争方式、军事编制与武器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直接导致都城防御体系的构建更加缜密化，以及具体的攻防手段、方法的多元化。

在列国进行田制改革以及兵役、赋税制度变革等的基础上，长期以来作为作战主体方式的车兵作战，逐渐被徒兵作战所代替，后来还不断加入骑兵作战的因素与成分。

兵车作战是交战的双方，依托平坦的开阔空间，相向而立，预先铺展好车阵，一旦战斗打响或发动冲击，很快就能够见高低胜负之分晓，而且在只有贵族与“国人”(住在都城内的人)等有限人群才有资格服兵役并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参加车战的任何一方的人数都不会很多。所以，车战背景下的战斗规模通常都不会很大——譬如数百乘，战斗也很短暂，体现速战速决的特点。而且，车战自身的技术特点也决定了车战往往要兵临城下，或者在主要的交通干线上进行，对于不便于或者根本无法让兵车排阵布局的关隘、山险等地方，通常会因其无法展开战斗而被疏于防范。

因此，适应车战的情况与要求，都城防御的主要方面就是直接加强都城自身的守备，构筑高垒深池，尽力确保城市自身能够固若金汤。

随着各国旧的土地制度即井田制的崩溃和农村氏族公社的逐渐解体，血缘关系松动，更多的个人获得了自由身份，居住在国都之外的野鄙之人也开始能够服兵役了。尤其是随着五口或八口之家的小农经济的建立，农民成为了兵卒的重要来源，这就大大扩展了国家的兵源基础。譬如，魏国作为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它拥有的兵力达三、五十万之多，可谓是一个例证。《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说魏国“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而《苏秦列传》中提到苏秦游说魏襄王的说法是魏国有“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7]1499、2255、2285。很明显，魏国兵卒的数量很可能是要远超三十万的。

自耕农被充实到兵源中来，这样一旦战争需要，在田野耕作的农民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被诸侯国动员、组织起来，迅速转变成拿起武器能够进行格斗刺杀、冲锋陷阵的战士。秦国在长平之战中所输送到前线的大量兵卒，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组织起来的。

对于徒兵而言，放弃兵车和御(驾驭战车)、射训练，拿起轻便武器就可以上战场。原来那种规格的用于防范车战的壕沟或城墙，相对而言也较容易被徒兵翻越或泅渡，这就对城墙提出了进行增高、加厚的要求。这一点从考古学上也获得了支持与证明，例如郑韩故城遗址。经考古调查和发掘可知，新郑的郑韩故城遗址夯土城垣现残高15～18米，底部宽40～60米，下部是含有春秋时期陶片的筑于春秋时期的城垣，上部是修筑于战国时期的城垣。新郑故城显然是经历了春秋、战国两个不同阶段而修筑的古代都城[13]57，而且战国时期的都城是在原春秋时期郑国都城的基础上进行增筑的，增高、加厚的特征十分明显。

三、都城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

战国时期，以攻城略地为主要形式的、频发且激烈的战争，使攻、防的双方都异常重视城邑及其作用。围绕城邑的进攻与防守由于相互促进而皆得到加强。

关于城邑作战在当时的形势与情景下的重要性，《墨子·七患》曾有精辟论述：“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14]37就是只有时刻警惕，积极谋划，储备好物质，修缮城池，完善武备，国家才能避免患难、赢得主动。其中的都城无疑更重要，并且都城不同防御之得失亦不一样。

(一)积极作为者安

凡是能够加强都城防御者，一般就能够保持一种比较强的应对、应变能力。赵国当是典范。

赵国为防备战国早些时候来自魏国的军事打击等，曾在都城邯郸的南边，沿漳水、釜水构建长城。

战国末期，长平之战后，秦倾全国之力，准备一举攻下赵国都城邯郸。然而最后，秦军在赵国都城邯郸城下损兵折将，不得不撤回。赵国之所以能够取得邯郸防御战的胜利，固然与秦国在长平之战后损耗重大、其他诸侯国及时救助、赵人同仇敌忾等因素相关，但邯郸城完善的城防确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国策·中山策》记载了白起对邯郸此时守备加强的认识：“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在此情形下贸然进攻邯郸，必然是“围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得”[6]1251。白起对战略形势、战争态势正确的分析意见，并没有被秦国最高决策层采纳。经历两年时间的围攻，秦军只能是无果而终[15]208-211。

赵国都城邯郸的军事防御体系之完善和坚固，从考古资料上也有反映。邯郸城由大北城和赵王城组成。考古材料说明，大北城当修建于春秋，赵王城则修建于战国晚期与末期，二者毗邻但不联结。赵王城又由西、东、北三座小城衔接呈“品”字形而布列为一个整体。大北城处于赵王城的北侧，可作赵王城防御的重要保障，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抵御来自北面的军事威胁与进攻。2007年的考古发掘，在赵王城南1000米的地方，又揭示了三道东西走向的平行壕沟，当是邯郸城南侧的防御屏障，有利于加强邯郸城南侧的防御能力[16]108-109。邯郸西面的南北走向的太行山，是其天然的西侧屏障。由此可见邯郸城的防御体系十分完善。对于翻越太行山、自西而来进攻的秦军而言，邯郸城确实固若金汤。到了长平之战后，秦国试图一鼓作气攻取邯郸，结果却长期受阻于邯郸城下，并在折兵损将后，不得不撤兵而去，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其实，赵国都城邯郸强大的防御能力及作用，并不仅体现在长平之战后秦军艰苦围攻这一次重大事件上。在公元前395年魏国借助赵公子朔之乱而攻伐邯郸竟然不得的实例中，已经体现出来了。据《史记·魏世家》：“魏武侯元年，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为乱，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郸，魏败而去。”[7]1841、2334、2336-2337

另外，战国初期的晋阳之役，赵氏能反败为胜、最终实现三家分晋，与重视都城的经营、防御、储备等，也息息相关。

春秋末、战国初，晋国的智氏与韩、赵、魏驱赶和解决了范氏、中行氏后，势力最大，在几家中尤为跋扈，不断向后者请地、夺权等，却遭到了赵襄子的拒绝。这就惹恼了智氏：“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出。”赵襄子在分析比较了长子、邯郸等城邑的优劣势等之后，作出正确的选择：“走晋阳。”[17]9-11

智氏挟制韩、魏两家，向赵氏进攻。“智伯帅三国之众，以攻赵襄主于晋阳，决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城不没者三板，臼、灶生蛙，人马相食，城降有日”[6]90、601。赵氏所面临的危险与艰难可想而知。然而，赵氏却能够在晋阳坚守长达三年，并趁机联合韩、魏而反击，最后赢得胜利，是与晋阳的防御完善、储备充足等密不可分。

赵氏所据守的晋阳，实际上早已由赵简子时候的董安于接受委托经营。关于这座城市的营建思想，一开始就是把它作为赵氏的长期根据地来进行的。《国语·晋语九》有赵简子与尹铎的一段对话，能够反映出赵氏对于这个城市作用的认识与提前安排：“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18]547尹铎是在董安于之后，作为赵氏的家臣去治理晋阳的。他在离别时询问赵简子：是把晋阳当做衣食租税的来源，还是作为赵氏的未来根据地。赵简子非常明智的选择了后者，给出了正确指示。

根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可知晋阳之役前后，赵氏是以晋阳为都城或根据地的。因为在“赵孟谈既固赵宗章”，提到赵孟谈向赵襄子表达退让的请求，即“捐功名，去权势”等，其意乃在于彰显国君权势，避免自己作为臣下而遮蔽君威。但赵襄子一时还不能接受，认为赵孟谈作为帮助解困晋阳危机的大功臣，理应享受到高官厚禄。但赵孟谈决意要辞却，甚至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君若弗图，则臣力不足”，准备强行辞任。这让赵襄子很生气，“卧三日，使人谓之曰：‘晋阳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对曰：‘死戮’”。也就是按照赵氏集团的法令，做臣下的如果违抗不从，要以杀戮、处死来进行惩罚。在赵襄子口中，以“晋阳之政”来指代政令所出，可知赵氏此时确实是以晋阳为都城的。

(二)消极被动者殆

处在敌方攻击前沿的都城，倘若在实施相应防御上失效，面临不利战争态势，只能被迫迁移都城。战国后期的楚国即是如此。

在秦军的凌厉而持续进攻面前，楚国先是丧失了郢都北方的门户鄢郢等地，后是连郢都也被秦将白起拔取，不得已往东北方向迁都到陈，但又受到夺取韩国宜阳后的秦军可得自西向东攻击陈郢的威胁，遂继续朝东南方向迁都，中经钜阳(今安徽阜阳)，最后落脚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可谓四处躲避、疲于奔命。楚国之所以到后来不停地迁都，是战争威胁使然。一定程度上与楚国没有重视、加强城防守备有关系，甚至连郢都的丧失都直接与之相关。

《中山策》记载的白起的话或许是最有说服力。白起在阐释楚国内政腐败、君臣不睦、上下违离等情况后，分析了秦军进展顺利与深入的有利因素：“(楚)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等[6]613、615、1250-1251。秦军固然有强大的军事进攻能力，但是，在秦国兼并山东六国以及实施统一的过程中，秦军并非没有遇到过顽强抵抗，譬如，秦军曾长期滞阻于赵国都城邯郸城下。楚国在战国后期，实际上仍是一个非常庞大和有实力的国家，却在白起等所率领的秦军面前接二连三的败退，出现像鄢郢被水淹灭、郢都又紧接着被攻破等这样的情况，连白起本人都认为是楚军并没有认真抵抗，是“城池不修”“又无守备”等的结果。纵观而言，这确是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

战争风云突起中的列国都城，有备才能无患。无备则必有大窘、大害。

战国末期，齐王建在受到已经被秦国收买的齐相后胜的误导下，不修武备，不帮助正被秦国蚕食鲸吞的其他诸侯国，在“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的恶劣现实形势下[19]，这种一味讨好秦国、避免与秦国直接冲突的妥协战略，只能是进一步助长秦国的兼并进程。所以，齐国最后也没有能够避免被秦国兼并的命运。《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曰：“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7]1695、1902-1903齐国自毁长城，不注意加强战备，彻底丧失了与秦国军事斗争的主动权，其显著体现也是在城防方面。

四、互动的作战手段与都城防御

在严峻的时代形势面前，为了生存自卫，或者为了建立军事上向前推进的桥头堡、进攻基地，列国不断加强都城的防御，实施多种修筑，遂在都城的攻、防方面展开了较量。都城防御强化的体现便是此时期的都城规模变大，物质储备增多，例如都城内普遍设立府库、粮仓，都城的墙垣得到加厚、加高处理等。

都城的城防设施与手段日益完善，新的进攻方式与方法也在不断改进，更优的攻城措施和设备先后被创造出来。在战国阶段，虽然冶铁术获得较大发展，炼钢也有进步，但鉴于其在杀伤性等特征尚不及青铜武器，所以战国仍以青铜兵器为主[20]，所谓“恶金”(铁)铸造农具，“美金”(铜)用于兵器制作。但战国时期出现的军事上的新变化，确实对包括都城在内的防御作战带来了重大影响。譬如，徒兵取代车战、骑兵逐渐兴起，无疑大大消解了原来的都城防御措施的有效性。同时期，弩这种组合式、能够连发的远程进攻武器的广泛应用，也成为依托都城防御的守备方的极大威胁，给都城防御带来不利影响。

战国都城防御设施的改进，必然伴随着进攻手段的变化而提升。有城战，必然有围绕城战的方式、方法、手段，以及相应的器械和装备。城战方面的攻防之术遂得以发展起来。如与城墙增厚、加高针锋相对的军事博弈的体现之一，就是出现了诸如公输班所创造的云梯等攻城器械。

《战国策·宋卫策》记载：“公输般为楚设机(械)，将以攻宋”。作为反战者，“墨子闻之，百舍重茧，往见公输般”，质问：“闻公为云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6]1210-1211公输班是一位能工巧匠，依照《盐铁论·贫富》的说法，“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21]220，善于建造宫殿民居等，是大建筑家，那么由其制作的云梯，当是非常有效的攻城工具。不过，构建宫室台榭、修造各类建筑物等，有利于人们生活起居，而把这种技能用于制作军事设备，就为墨子所反对。墨子不辞辛苦、千里迢迢从宋国赶到楚国，阻止公输班制作器械以助楚攻宋。

其实，墨子针对公输班帮助军事进攻的一方制作攻城设施，更是提出了若干防御的手段和方法。如此，都城的防御在战争频仍、军事斗争激烈的战国时代，获得了比过去愈加充分的发展。《墨子·公输》说：“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班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墨家反对不义之战，但也以战止战。《墨子》一书自“备城门”以下十余篇，皆是讲如何进行有效的城邑防御斗争的，从武器装备、物质储备、动员制度、兵员配备、人力组织、战略战术等方面进行了详尽论述，密切结合敌方可能实施的攻城手段而预设相应对策，提高了立论的可实施、可操作性。譬如，为了防御敌方使用诸如公输班制作的云梯等居高临下的器械来攻城，“杂守”篇有言：“凡待烟、冲、云梯、临之法，必应城以御之”[14]765、973，即如果进攻的敌方采取堙埋城壕、用冲车撞城、云梯攻城、堆土围城等作战方法，则防御者要在城上另外加筑城墙进行防御，从而积极应对、及时化解敌方的进攻威胁。韩国都城新郑在郑国旧都基础上的改进，当是此体现。

在战国攻城之战成为了常态、攻城略地不断发生的背景下，才会诞生或出现《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那样的就如何开展城邑防御作战、保卫作战等杰出篇章。

结语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显著发展，历史继续进步，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军事俱发生极大变化，列国并存的外在条件与环境基础在日益动摇。表现之一就是，原来牵制复合层级的小疆域治理的分封制逐渐土崩瓦解[22]，与大空间治理要求相适宜的大型诸侯国开始形成，并且呈现加速兼并、完成凝聚的历史趋势。历史已经走到了告别分封，把权力由原来的授予各个君侯、从而让他们代表周王实施对封地的开发与领有的尽头。这个历史大转变在缺乏一个新生的天下共主去主导与推进的情况下，只能由在列国竞争中不断做强做大的诸侯国承担起来。换句话说，就是具备这样潜质的诸侯国必须不断的进行兼并战争，“争城以战”，才能不断担负起统一大业。城战的重要性、历史进步意义由此可知[23]。

由于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城聚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其他财富，是列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中心，攻取了都城几乎等于灭人之国，因此，战国时期的很多战争围绕都城而展开。

包括都城在内的城邑获得极大发展，是战国这个历史阶段的结果；而围绕都城所进行的激烈军事争夺，则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军事斗争刺激、促进了都城的发展；列国都城又在军事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战国都城与同时期作为显著历史特征的军事斗争，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