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雄

王光祈与梁漱溟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曾先后在中国“新村”文化建设理论方面，进行过开创性、启蒙性的探索和研究。特别是王光祈、梁漱溟在谋求复兴“礼乐”的同时，强调文化“创造”的作用，并将其视之为社会“改造”的内驱力所在。他们发现，以中国“礼乐”为本的音乐创造精神，正契合了他们谋求社会改造的需要，由是，幻化出了20世纪“新儒家”学派对未来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美好憧憬。虽然，王光祈与梁漱溟的思想基础各有侧重，但是他们直面乡村的“人生问题”与“乡村精神”建设问题，强调音乐文化对当时中国“新村”建设的重要作用，以及寻求以“礼乐”为本的中国音乐“创造”精神，来对造成当时乡村的音乐生活不能够同步于时代的历史原因所进行的反思和探索，仍对今天的学者求索、理解围绕着20世纪中国乡村音乐文化建设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探讨中国“新村”音乐文化建设的命题由来

王光祈寄望通过“少年中国学会”的建立，发挥其积极的学术引导作用，以求逐步实现改变当时政治衰微、社会散漫无序的初衷。对此，王光祈一方面指出当时社会缺乏团体训练的弊端，认为“譬如中国人最缺乏团体的训练，我们学会便提倡组织种种团体”；另一方面，又认为摒弃这一弊端的希望，关键还在于如何依托“新农村运动”，来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农村文化建设问题继而提出“（又如）改造中国问题，最有希望的就是中国劳动家起来解决，中国是农业国，劳动家中自以农民为最多，故我们学会提倡‘新农村运动’，天真烂漫的农夫，便是我们热血青年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