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晓云

中国新音乐发展史中的音乐创作，从来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学堂乐歌所奠定的西乐东渐方向，使得西方作曲技法在中国新音乐的创作中得以普遍地运用。近代中国跌宕起伏的发展历史，给新音乐创作提供了无限广阔的题材选择。抗日战争以降，由于民族主义思想的激荡，使得中国新音乐创作的题材，在救亡图存、抗战建国的旗帜下汇集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而助力于抗战。

但在中国新音乐创作的技法层面，中国作曲家却趋向于运用西洋作曲技法来建构音乐作品。由于西洋作曲技法所具有的科学特制，对其加以正确的认识与利用而创作出来中国新音乐，不仅无损于甚至有利于民族自信心的重建。当然，中国作曲家在运用西洋作曲技法的同时，辄从本民族立场出发，对其加以有选择地运用。所谓中国音乐作品的民族化风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渐次形成的。

中国新音乐作品的民族化风格，实际上就是在运用西方传统作曲理论中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技法的同时，兼顾音乐作品中民族音乐元素的呈现，其中，以和声民族化风格最为关键。作曲家苏夏在总结中国音乐作品民族化和声发展历史时，曾如是说：“解决和声的民族风格问题，应把各民族文化所特有的调式特点与科学的调式功能和声相结合。”①苏夏：《和声民族化的历史与现状》，《音乐研究》，1981年，第3期，第41页。对此，几代中国近现代作曲家，均做出了积极而有益的实践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