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雨蒙

上世纪20至30年代，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历史上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列强忙于互相厮杀无暇东顾，这恰好给了中国工商业一次有利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当时政府放松了对民间兴办实业的限制，允许私人开设工厂，许多怀揣“实业救国”理想的有识之士，开始筹资兴办工厂。在民国成立以后，民族工商业者逐渐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体，自由主义经济有了广泛的市场，中国的民间资本开始活跃，在1936年达到了一个巅峰。

以“实业救国”为理想

这一时期的工商业者，作为中国第一代的民族资本家，与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联系并不密切，思想较为开放，特别是长期从事经商活动，视野宽阔，为人精明，对开办实业雄心勃勃。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也有所耳闻， 像荣德生年轻时就曾读过“美国十大富豪传”，十分仰慕他们的商业成就。

此时，实业救国论已经成为一种流传于资产阶级上层人物间的普遍论调。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大批民族资本家投身于创办各种企业机构，兴办学校，以实业资助教育，又以教育改进实业，以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凭借自身的努力，成为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是当之无愧的实业大王。

面粉大王荣氏兄弟：1901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二人在无锡开办了保兴面粉厂，1905年，荣氏兄弟又在无锡创办了振新纱厂。1912年后，荣氏兄弟将事业重心转往上海，他们先后在上海创办了福新面粉厂、申新纺织厂。到1922年，荣氏兄弟已经拥有12家面粉厂和4家纱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被誉为“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民族对外战争期间，荣氏沿海的产业大多没能逃脱被摧毁和劫掠的命运。可即便压力重重，荣氏兄弟不变初衷，坚决不肯出卖工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荣德生曾一度深居简出，搜购古籍字画，直到时局好转。

船运大王卢作孚：柳传志曾谈到，自己最佩服的近代实业家就是卢作孚，“我绝不敢跟他比，我做事情之前会盘算半天，而卢作孚完全是无私的”。1925年，出身重庆的卢作孚靠乡亲朋友的支持创立了民生公司。到1937年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武汉囤积大量重工业物资和人员等待转移，卢作孚向员工发出号召：“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倾全公司之力昼夜兼程抢运物资。卢作孚曾回忆说，这些物资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这次抢运行动也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企业大王刘鸿生：刘鸿生早年肄业于圣约翰大学，从事过各种工作。1920年，他创办华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煤炭行业里的领军人物，被称作为“煤炭大王”。刘鸿生之后大力发展火柴业，组建起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直至1935年，他火柴厂年产15万箱，占全国火柴年产量的约1/5，所以他又被称为“火柴大王”。同一时期，刘鸿生还创办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中华煤球公司、章华毛绒纺织公司，企业大都效益显著，因此他又被称作为“企业大王”。

国货市场先驱匡仲谋：少年时期，匡仲谋便只身到上海，做过小面馆学徒、棉纱掮客。此后，他涉足金融，并拥有大量股票和民国发行的公债票，取得经纪人身份。1926年，匡仲谋成立永宁地产公司，在上海市区和郊区拥有不少地产。彼时日货充斥市场，颇有一番热血的匡仲谋决定利用自家公司名下的一块地皮，独资筹建一家国货市场——便是蓬莱国货市场。1926年，蓬莱市场开业，很快得到许多提倡国货的厂商的热情支持，纷纷向筹备处预订铺面，很快就成为30年代的商业中心。

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和经营理念

20世纪初，无锡近代工业蓬勃发展，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六大集团就是这其中的代表。1895年冬天，无锡官绅杨宗瀚、杨宗濂弟兄创办了业勤纱厂。自此，无锡开创了兴办工厂的新风潮。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合资筹建的保兴面粉厂，周舜卿独资开设的裕昌机制缫丝厂，薛南溟开办的锦记丝厂，唐保谦、蔡缄三等人合资开办的九丰面粉厂;唐骧庭、程敬堂开办的丽新染织厂， 他们成为无锡六个资本集团的创始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六个资本集团拥有万元以上资本的工厂6家，占无锡工厂总数的50%;共有资本108.4万元，占资本总数的74%，这些数字清晰地反映了六大集团蕴藏的巨大影响力。

上海南京路上四幢古老的欧式建筑，它们是曾在上海滩名噪一时的“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四大百货公司的旧址。四大百货公司的出现正式开启了中国的现代百货业。“彩票”“礼券”“摸奖”“电台广告”等一系列时髦的语言都是最先从这些公司蹦出的新名词，他们的商业模式曾一度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理念、生活方式乃至审美观念。先施公司创始人马应彪将国外先进的经营理念融入公司管理中，开创了多个第一：比如第一间“不二价”的公司，就是卖东西不讲价。1918，上海永安公司正式落成，后来大新和新新两家公司后来者居上。民国时期百货业的兴起也带动了近代商业的蓬勃发展。

这一时期的民营企业，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经营管理思想，建立现代有限责任制公司，实行股份制度。对员工实行嚴格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薪酬制度，以及股权认购等现代企业的激励方式。以不断创新和学习的态度发展经营。

在民国企业家群体中，棉纱大王穆藕初、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纺纱大王聂云台等人均有留学背景。这些海归企业家积极引入国外先进企业管理知识。如穆藕初，就曾把泰勒的《科学管理法原理》翻译成中文，并在他创办的德大纱厂内大力推行，虽然管理法受阻，但被荣氏家族应用后却大获成功，进而促使当时根深蒂固的“工头制”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公司的创始人郭氏兄弟，为开拓市场曾发起“价格战”，表示宁愿一开始不考虑盈利，只要做到与成本不相甚远。而在1916年，27岁的张公权为了捍卫银行信用，坚持拒绝段褀瑞政府的停兑令，并成功应对挤兑潮，因此深受当时国内金融界的敬重。无论是郭氏兄弟还是张公权，他们的举动在国外司空见惯，但他们率先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理念并在国内大胆付诸实践，颇为不易。事实也表明，虽然文化相异，但市场规律大体相同，尊重规律者更容易赢得回报。

20年代，荣氏工厂内部进行管理体制改革，以新职员制代替封建工头制，并在荣巷创办公益工商中学，培养专门的工商技术人才。唐氏庆丰对企业管理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高薪聘用外厂、甚至外国专家，委以重任，开办学校，设立培训班、为企业培养职员和工人。薛氏永泰集团开拓生丝生意直接与外销机构合作，1929年开办制丝技术管理练习班，培养专业人才，当时这个养成所被称为“其设备之新式，管理之合法可谓全国之冠”。

重视服务  精工细作

有“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之称的陈光甫，是第一个明確提出银行服务社会的银行家。创业之初，他就确立了立行之本，他说：“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他为自己的银行定下了“服务社会，顾客至上”的行训，从小处着手，不断做好服务。1915年，陈光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首创了“一元即可开户”先例，这是对当时金融行业服务水平的一次巨大提升。

永安公司的创办者郭乐，曾不断告诫员工：“得罪了一个顾客，就等于赶走了10个顾客。接待好一个顾客，等于拉来10个、100个顾客。”曾经名噪上海滩的“康克令小姐”便是永安公司的杰作。当时为推销美国金笔Conklin（音译为康克令），永安公司雇用年轻、漂亮且懂一点英语的上海小姐站柜促销，相貌漂亮，而且温文尔雅、服务热情的女店员受到大家的欢迎，后来上海人干脆统称女店员为康克令小姐，这也是近代商业服务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民国商人看重“服务”二字，这本身是市场经济规则作用的真实体现，也意味着消费者真正被摆上应有的被尊重位置。这种服务质量的提升，是企业拉近与消费者距离的一种最为有效的手段。

民国商人如同一颗颗顽强的种子，只要有一滴雨水，总会坚韧地破土而出

我国现在提倡工匠精神，其实回顾历史不难发现， “工匠精神”正是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基因，“工匠精神”中最基本的意义就是精工细作。无锡人喜欢吃面，对于面条的品质更是讲究。无论是无锡著名的荣氏茂新面粉厂，还是唐家的九丰面粉厂，亦或是杨家的广丰面粉厂，他们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天早上所有职员都要吃面条，大家把昨天加工的面粉做成面条煮一煮，自己亲自尝一尝，看看口感如何、好吃在哪，哪里还不够好。近代的无锡工商业为何如此繁荣，从此便可窥见一二，他们在制作细节上精益求精，只为做出最好的产品。

追求创新  守信为本

近代，无锡的丝织业十分发达，依靠自主研发成为全国丝业老大，无锡近代企业家大多信奉“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说法，普遍重视机器设备的更新改造，并且在技术开发上，他们没有只停留在机器设备的仿造上，而是从企业生产经营的实践出发，逐步走出自主研发的道路。

上世纪20年代后期，日本缫丝企业形成了一项制丝新技术——立缫，由此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御法川式立缫车，生丝质量大幅提高。但日本对这一技术加以垄断，禁止立缫车出口，有关技术对外保密。对此，永泰丝厂集中力量技术攻关，在无锡工艺传习所的配合下，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32绪立缫丝车，1931年无锡制造的“华新式”立缫车问世，当时生产出来的丝被称为 “中华第一”。

当时由于中国纱厂生产出来的经纱牢度不够，大都采用日本生产的经纱。1925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常州织布业工会到上海找荣宗敬求助，申新五厂试做了一两个月，强度和精度还是达不到要求。荣德生知道后让管理更加严明的三厂，用了一个多月就研发出了质量过硬的经纱。可是常州方面进一步提出，能否把纱直接做成一盘盘的，不要打包，可是这样成本会增加，厂里许多人反对，但荣德生信守承诺，宁可自己吃亏也要为对方提供最好的服务，正如他曾写过的对联所言：“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确立“国营为中心”的战时经济体制，民族工商业饱受重税、征购、限价、管制、高利贷等的盘剥压迫，加之孔、宋等权贵资本凭借政治特权，肆意摧残吞并民营企业，而一些外国公司也穷尽手段，强力打压中国民族工业。

面对如此困境，民国商人如同一颗颗顽强的种子，只要有一滴雨水，总会坚韧地破土而出。也正因为生活在那个屈辱的年代，他们在历史的夹缝中筚路蓝缕，打破技术封锁，竭尽全力兴办实业。同时，还要忍辱负重，竭尽所能为民族发展贡献力量。这样顽强不屈的精神值得我们工商业者敬仰与传承。

（责任编辑  徐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