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辉

2013年3月7日，我从县城工作的一所高中赶到温州矾矿医院时，我父亲正处于弥留状态。或许是看到了我，他渐渐地闭上眼睛。族亲张医生叫我不要惊动他：“让他走吧，算是寿终正寝了。”

那年，他刚过80岁，这样算来，他应该生于1933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才十六七岁，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他就只身离家到福建省福鼎县前岐的一家矾馆当学徒。

当时，浙江平阳矾矿明矾生产旺盛，挑矾古道矾岐线繁忙，明矾经营处（矾馆）生意颇好。带我父亲的先生是矾山四分内宗亲张纯仁（著名华裔女作家张翎的父亲）。他人好，要求严，水平高，教会我父亲很多，以后几十年都是我父亲的恩师和故交。父亲学成后回到矾山，先后在矾山区南宋、赤溪、凤阳综合商店当会计、部门经理、总社会计和矾山区供销社副主任，退休后被聘请到矿山工地做账，都能持筹握算，一丝不苟。我在他留下的一张“矾山供销社1963年社会零售总额表”上清楚地看到，那年矾山区的社会零售总额是2199180万元。类似这些材料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多次被我用来佐证当时温州矾矿的辉煌和灿烂。

在电子计算器初盛的那些年，在家里，我都有意或无意挑战他的算术。他在算盘上一拨一弄，远远快于我按键时输入的数字和屏幕输出的得数。在他生命的后期，由于工地煤烟中毒的影响，多少有点老年痴呆，可是他的算盘算术和中国象棋仍保持稳定的水准，与我下几盘，基本上是输赢各半。我常常像哄孩子样表扬他，他有时会很自豪地说那是“童子功”。

父亲在福鼎前岐的那几年，一定是艰难又甜蜜的。他不仅从先生那里学到了养家糊口的手艺，也结识了我的母亲。

我母亲是前岐镇西宅村亭仔内英烈王家的唯一女儿。我二外公是中共鼎平县委早期重要领导人王宏文烈士，我外公是在1937年安徽铜陵青弋江反日寇扫荡战斗中殉国的连指导员，我幺外公也是新四军抗日烈士。我母亲三岁时外公牺牲，外婆病故，年幼的母亲基本上是在前岐海尾我舅公家度过的。听我福鼎亲戚讲，新中国成立初，作为烈士子女，我母亲原本可以到省城烈士子弟学校学习，因为相识我父亲而嫁到矾山，生育我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劳碌一生，直至因病辞世，不到六十。

在福州工作的二表兄有心，珍存着一张我父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我不知道是否是结婚照）。我贫乏的词语真的无法细描他们年轻时的妙美和灿烂。记得几年前的某个日子，当我微信时晒出他们的照片，收获的点赞数是我玩手机十年来最多的一次。若有评论的话，大都就一個字：帅！

十八岁嫁到矾山的母亲，家里家外，含辛茹苦，做人妻做人母都做出了好名声。我有两张1952年2月父亲和母亲在福鼎桐山的合影照的黑白底片。那年结婚，我爷爷家从古路下迁出，隔着矾山溪在内街的对面（原本一大片的田地）的新街道边安家落户。现在，每当我回到矾山路过新华街，仿佛还能听到母亲大声地喊“囝，回家吃饭啰”，熟识的邻里乡亲尚有许多，每碰见我，都会说“恁母人真好。可惜早走”。

我父亲在矾山供销社干了三十多年。在大多数人看来，供销社是香饽饽，我父亲多少管理着一些事务，但他受我奶奶“清白做事，不贪才安”的教导，从不贪图公家一点便宜。

1972年我7岁时，大姐初中毕业，谋了个粗工——挑饼。每天，她从矾山出发爬坡越岭走十多里山路，用甸箩盛满320个“七刀饼”到我父亲工作的凤阳供销点，一天来回赚八角钱，挑了一年多。其间，我父亲捎回的凤阳的糯米舌，让年少的我常有口福。

有口福的还有这样，等着家里挤尽最后一滴牙膏，拿着牙膏壳或捡到的破铁朽铜，有时鸡胗皮、鹅毛、鸭毛到供销社某处兑换几分现金，然后高高兴兴地上街买金黄色麦芽糖吃。

饱我眼福的更有彩电。1981年，矾山供销社购置了一台彩色电视机，那时彩电金贵，同学们都稀罕。此后几年，每天傍晚五点半和星期天下午两点，我都坚持收看英语教学栏目，像《ENGLISH ON SUNDAY》让我对英语有了兴趣和基础。当然，非工作日蹭看电视剧也是常事。比如1983年，我带几个同学就看了第一次春晚，至今不折不扣地看了36年。你若问我，现在的还是以前的好看，我会说，现在热闹多了。

1982年，苍南从平阳拆出，建了新县。次年，因工作需要，我父亲调到县城唯一国营的苍南宾馆任经理。那年我念高二，刚好在温州市参加高中英语竞赛并获奖，于是，调入灵溪中学。1984年，我考上温州师院，父亲主动要求从县城调回矾山食品公司。从现在去回看这事，父亲真是简单。当时苍南刚刚建县，分一两间地基盖房是一定有的（后来的确如此）。后来我问父亲，他说，我调到灵溪既是工作也是照料你学习，调回矾山是照料爷爷奶奶。我已经懂了，那是他履父亲的职，尽儿子的孝。

小时候我在家里是老幺，而且我很乖，“父母疼尾仔”，一贯温顺的父母是极少打我的。大约在我14岁时，某次中午吃饭时候，我爸爸批评了我，其中说了句，“傻”。我一贯不喜欢被人说“傻”，加上那天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竟然将吃到一半的饭碗向父亲坐的位置甩过去。母亲马上就站了起来，拉下了脸，向我走来。这是我第一次见过她因为生气而变得有点愤怒的脸，我顿时感到害怕。于是，我拔腿就跑。从现在的矾山新华街17号街道边我的家，经过福德湾村，一路跑到南山坪旗杆内我大姐家。因为学校有上课，我只躲了一天，第二天就垂头丧气地回家了。父亲讲了我几句，母亲没怎么插话。那天晚上，当我脱好裤子，准备睡觉时，母亲把我拉起来，拿出事先准备的笊梳，狠狠地打我屁股。我被她抓得很紧，她很用力，我试图挪开被打的部位，打这边躲这边，结果两只脚和腿都被打得很疼，眼泪直流。她边打边责备我不懂事，她的泪也在流，她自己也弄得很累很伤心。几分钟后，一旁无语的父亲过来拿走我母亲的笊梳，说，辉下次不会了。

这是我唯一一次受到父母的惩戒。

在矾山，一般人都知道“供销社老张”，那是我父亲，他干了三十五年供销工作，依然是一家小屋支撑东南西北，两袖清风远离金木水火。唯一能记录他辉煌历史的是，我家木板墙上挂着和钉着的红红绿绿的奖状和各种荣誉证书。

他从灵溪调回到矾山食品站的那几年，食品站还维持着最后的风光，还要凭票证供应一些大宗食品。忙时，我都会去帮忙数鸡蛋或捡带鱼什么的。有些乡下亲戚过来，父亲东拼西凑给他们一些帮忙，自家的自然就分量欠足。他初任职时，单位有个外地员工有难，父亲不计压力帮妥了他。父亲退休时，他主动说要报答父亲，邀我父亲搭伙到安徽做皮革生意。或许是想帮我这个幺子成家立业，或许当人们使用“老实”“厚道”“本分”来形容我的父亲时，父亲感到一种失落，便应许了他。一起做了不到半年，那人连人带款跑了。后来打官司，父亲胜诉，法庭判那人赔钱，可那人不见了。父亲欠亲戚朋友一大堆钱，就把新华街光明巷一间属于我的尚未装修的新房子卖了还账——一分一厘地去还（连利息）。有热心人对我父母说：“你们连房子都卖掉了，还不了就算了。”可父亲笃信人活着要讲信用，要讲良心。挨了四年，父亲终于还清一切欠债，站在家门前，我看到他和母亲轻松地吐了很多气。

父亲总是一如既往地忙碌。当我们好不容易把债务还清时，他又煞费心思于我的婚事。他知道，我一个教书匠一年到头不吃不喝不用也不到三千元。于是，他又想方设法为我存钱。当邻家的一位年轻的工头叫我父亲去帮他看管工厂，去当会计时（他看中我父亲的廉洁），我父亲欣然答应。

我本该挽留父亲，让他在故乡宁静的山野中享受天伦，但我知道父亲是无论如何也留不住的。知父也莫如子啊！父亲为姐姐、哥哥操办了许多人生大事，轮到我时，父亲总有种内疚。他想再用他年老的余热为我的人生铺平一条道路。

父亲先后到广西北海、宁夏银川等地当出纳，做会计。他常常会给我写信，并会附信寄来一些当地报纸的剪报。我家对面的矿老板碰到我说，“恁爸真省，方便面的汤用来配饭吃。”我只是听着，暗暗忍住泪水，不然淌下的一定比汤水还火，比火还辣。

这几年，我奔波矾山，为矿镇转型发展、明矾文化“申遗”做义工。家乡人常以“老张的子”来称我。父亲是我回家的内在索引，是我身份前沉甸定语，也是我展示着的闪光名片。

原谅我，父亲，让儿子用流水账的方式去捡拾您人生的浪花，料定这方素笺，再也无法抵达您的手中了。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曲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