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维

陆 琦

佛寺园林是中国传统园林的重要类型之一，是中国古代建筑园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风景园林学科的重要研究方向。它是依托佛教寺院建筑群及其附属环境而衍生出的一种园林形式。本文主要针对佛寺园林这一类型进行叙述，文中“寺庙”一词是佛寺和道观的通指，佛寺园林(寺园)指代的是佛教主导的寺院园林环境。

中国学术之现代转型为何？清代乾嘉学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促成了学术的“职业化”和良性学术机制的建立[1]，其后直接指向的是近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学科分化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出现高峰。20世纪初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西古今学术的整合、调适、创新时期，表征着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2]。而世纪之交的学术转型，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学术的性质与趋向。以求真为基础，学术从经学的求道转向科学的求知，分离出来形成自己独立的价值[3]。

学术研究层面上的20世纪是一个承受大量经学遗产与因子的“后经学时代”，而在当时的园林历史演变尚不明晰、园林个案亟待普查的历史环境下，研究者各寻路径展开探索。这种探索暗合20世纪学术研究及其史学转型的宏大主题。研学必究史，20世纪众多学者在此背景探索学习唯物史观派史学并继承以往史学范式经验，在此基础上运用新方法、新范式进行历史与理论研究。七八十年代直至今天，学术史叙事之总体叙事趋势是偏向史料考订的，学术研究则是基于学术史层面上的再研究。之后随着唯物史观史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史坛多元格局所取代，是即70年代直至90年代以后新世纪的大多如园林、建筑等物态遗存的学术及其史学研究在自学科的研究层面上更多呈现出基于历史层面上多派别、多方法、多学科的综合。史学流变是学术转型之重要表现，对相关研究亦有较大影响。

近现代学者对园林(含寺园)、建筑的研究恰逢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关键阶段，这是本文寻找寺园的研究脉络、发展路径与热点方向的理论方法背景。本文关注于宏观的现代学术转型背景下含史学(学术史)影响下的相关学科在学术研究方法、范式与研究内容的渐变，从而获得了有关佛寺园林研究的相当成果与经验，当为日后研究借鉴与学习。

1 20世纪70年代以前佛寺园林研究概述

从学术及其史学的视角探寻中国传统佛寺园林的研究历程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20世纪，中国历史学经历过2次范式变迁：本(20)世纪初叶实证范式对正史范式的取代，40年代史观范式(义理范式)对实证范式(考据范式)的取代。[4]”我们从该时期不同建筑与园林研究人员所依托的佛寺园林载体(古建筑、园林)进行研究的成果可知，代表传统学术的经学研究方法与当时代“新史学”实证范式同时存在，即以文献和考古学材料(“二重证据法”)为依据的名物制度及沿革与以建筑个案考量的营造学为代表的实证新史学(科学的实证方法)同时存在，但“新史学”研究范式已逐渐占据主导。基于转型背景的表现也体现在当时出现了如中国营造学社与中华造园学会等科学研究机构及营造学与造园学学科的分化。

随着近代造园学学科发展，园林学界对庭园或造园之研究较为深入，这也为早期佛寺园林研究奠定了基础。较园林学界而言，近代建筑学界也长期致力于佛寺建筑研究，我们对佛寺园林之研究势必会关注到相应的研究成果。该阶段园林研究特点主要有三：1)具有历史观的园林分类探讨，再按规模大小及用途细分；2)简述宗教与园林之关系，研究方法侧重文献考古，定性描述；3)建筑学科出现了以建筑(群)测绘及营造学为代表的实证新史学研究方法，且开始推广至造园等学。该阶段尚有佛教园林研究专门化的倾向，但因数量较少，不成趋势，以下就以时间为节点简述之。

1.1 20世纪40年代及以前佛寺园林研究概述

近代园林学界主要倾向于对古园林、造园学、庭园、园艺、都市及其公园等方向的研究，当时关注寺园之学者主要有童玉民、陈植、傅焕光、孙云蔚、陈诒绂、许星园等人。童玉民1926年版《造庭园艺》一书附录总结了造园的7种分类方式，“宗教家所有之园，有佛阁之庭园，神苑，寺院风致林，墓地，圣林等”[5]。此书附录部分“造园之过去”中也指出各国造园沿革之路径大致相同，其一即是“宗教的造园”，文中指出：“最初所起之造园，均与宗教有深切关系，埃及寺院之庭，希腊之圣林，日本之神苑御苑，我国之灵囿灵台，是其明证”[5]，指代含义明了，他较早地提出了佛寺园林这一类型。

陈植于1935年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本造园学专著《造园学概论》，该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造园学术组织——中华造园学会《造园丛书》之首著[6]。该书指出佛寺园林为中国独特之园林类型，“宗教所有者：如寺院内之庭园，及寺院林，墓地，圣林等”[7]。此类著述皆为近代以来寺庙园林类型确立和进一步研究的奠基之作。《造园学概论》“造园史——晋及南北朝时代”部分简述了庭园与佛教的关系，“庭园与佛教，有密切关系，故古刹中，常有名园残迹，所以造园学者，在研究古园时，每于此中求之也”[7]，陈植此说相对童玉民的佛-园关系论有了更详细的论述，对之后的园林分类和造园史纲的把控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

童寯，近代中国园林研究的先驱，其成稿于1937年的《江南园林志》自1963年出版便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融汇中西并系统论述”[8]的园林研究专著。童寯先生指出风景式园林体系下应有寺庙园林这一门类的同时认为各类园林可兼有不同的体式与风格，并对部分佛寺园林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他以元末高僧维则之假山(狮子林假山遗构)为例，引《画禅寺碑记》中所云描述了寺园之园林环境。童寯在书中“现状”一节描述且测绘了苏州阊门外之西园遗构，“西园在阊门外，距留园甚近，为今寺园中著称者”[9]，可见西园是苏州寺园的典型代表。童寯的研究明确了佛寺园林类型，并以史料结合实证研究狮子林假山遗构，分析描述其佛寺园林构成，是属当时史学转型在建筑园林方向采用科学实证研究方法的代表和传统园林研究的承启之作。

而在建筑学界，如作为近代第一个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和梁思成、刘敦桢等一批近代建筑学人对佛寺建筑的研究持续深入，这也势必会关注到佛寺园林。1931年9月刊行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二期即有了对皇家寺庙——热河普陀宗乘寺诵经亭的营造研究，后继几期也持续地关注佛寺建筑。对佛寺园林之研究，朱启钤在汇刊一卷二期《元大都宫苑图考》[10]一文提到与佛教相关皇家宫殿建筑组群及其对附属环境的描述，其文后引明萧洵之《故宫遗录》作注描述园林环境，类似论述还有很多。营造学社的相关研究持续到40年代末，总结发现，汇刊中对佛寺园林环境不是论述重点，但已有了较明晰的园林研究意识，且从营造学社的整体研究成果看确实是史料文献与营造学研究范式的结合。

由虞愚、沙门寄尘合编成书于1933年的《厦门南普陀寺志》一书，是传统史料考据研究方法在佛寺(含园林)研究的代表作，如其中论述“寺之风景最幽者，则为后山新建之兜率陀院也，由大悲殿绕向背山，不数武五老峰下有二停焉……院前有阿耨达池，流泉断续……游目其间，飘飘欲仙矣”[11]。

1.2 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佛寺园林研究概述

对古典园林之研究据有关学者研究总结，该研究类别更多地分布以建筑学领域为主，而随着研究的发展，园林学领域、文化社会学领域研究成果逐渐增多[12]。20世纪50年代天津大学卢绳[13]对皇家园林的研究与测绘，涉及承德外八庙等诸多部分是对寺园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学术成果。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及建工部等研究部门于50年代联合成立了由梁思成、刘敦祯、单士元等负责的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 其当时之成果即有《中国建筑简史》[14]，其中涉及寺庙之相关研究。类似研究包括成稿于1966年刘敦祯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15]，该书亦包括较多佛教寺庙平面图，一定程度上对佛寺园林之研究有所助益。

60年代刘敦桢组织了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原建筑历史教研组与原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南京分室对苏州重点园林进一步作了调查研究和测绘，1963年整理完成了《苏州古典园林》[16]稿，虽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出版，但其书写时代亦是当时。文中也指出苏州现存的古典园林中私家园林数量占90%，但仍有部分涉及佛寺园林的研究，如“拥翠山庄”中提到灵澜精舍的山地环境与造园，相关测绘研究注重实证新史学下的营造学研究范式。

原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的陈耀东于1959年发表《藏族建筑简介》[17]一文，该文对藏族建筑艺术进行了解析，其中“喇嘛寺、宫殿、园林”部分是在国内较早关注到藏传佛教园林之论述，文中论述到藏族建筑艺术即存在于寺庙宫殿，也有庭园绿化，其在利用自然与美化自然上也有所体现，并指出布达拉宫与周围山水的呼应结合关系，同时也介绍到了“林卡”这一藏族园林类型。同时期研究如1963年陈从周《扬州大明寺》[18]与次年张驭寰等[19]也有涉及佛寺风景园林之相关论述。60年代中晚期，恰逢理论实践之探索阶段，相关研究却因历史原因趋于停滞，直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得以恢复。

2 20世纪70年代以后佛寺园林研究概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及史学研究呈现跨学科多元走向，新的理论研究方法的介入和引用，开创了史学研究新格局[20]。70年代末的学术过渡与史学思潮流变，是近现代学术研究与社会科学历史学范式向后现代主义多元范畴转变的历史节点，而改革开放的推行也使史学及历史理论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接前期史学的传统，重新重视史料和史实的考据。7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90年代末、21世纪后的研究注重新理论、新方法以及跨学科的多重范式，增现了与当时代认知模式、文化转向相对应的学术叙述和微观史学。此后的中国学术史在延续八九十年代的科学研究方法之后继续总结和开拓，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的结合加上民族研究的史学传统共同促进相关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大放异彩。该阶段是园林历史与理论发展的关键阶段，寺庙园林的系统研究和佛寺园林个案研究逐步深化细化，为寺庙园林研究系统化时期。该阶段佛寺园林的研究数量逐渐增多，研究方法也日益多元。但其寺园专门化的研究方向仍需进一步明确，研究方法也需进一步体现时代特色。

2.1 20世纪70—90年代末佛寺园林研究概述

20世纪70—90年代末的20年内是全国普遍展开了寺庙研究的重要阶段。但由于历史上儒释道并流的历史背景，导致了该阶段的寺庙园林研究趋势在总体上呈现出以自然观为主导的佛、道共同论述语境，所以文献搜集过程中有对佛教研究的再梳理过程。笔者在对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搜索后发现，近20年关键词为“寺庙”的出版专著500余部(含汇刊类)，梳理是否包含佛寺类型之后再根据中图分类号划分大类，统计后所见涉及的学科门类所占比例如图1，可见自学科寺庙园林研究数量较少。

该时期是传统园林史研究的高度发展阶段，出现一批园林史研究专著，如《中国造园史》[21]《中国古典园林史》[22]《中国园林史》[23]等，这促进了寺庙园林研究的逐渐系统化，呈现研究类型、方法、视角的多元化态势。他们在系统历史观的思想指导下，通过史料整理与调研测绘相结合的方法，把控寺庙园林的发展脉络，寻找到了各朝各代佛寺园林的代表案例，总结造园特点特色，促进了寺庙园林研究定型化，改变了早期侧重私家园林的研究趋势。而该时期相关学院和考古所的古建筑测绘[24]也对日后寺园研究奠定了基础。该阶段佛寺园林专门研究尚有成果，但特点并未得到进一步凸显。

罗哲文[25]1984年认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舍宫宅为寺庙”现象造就了寺庙园林，自此以后寺庙与园林便相得益彰同时存在，同时期具有寺庙园林概述成果的还有陈从周[26]、周维权[22]、孟兆祯[27]、孙敏贞[28]、朱钧珍[29]、金荷仙[30]等。赵光辉师从时职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的侯幼彬，其1987年《中国寺庙的园林环境》[31]一书从构景艺术和环境设计的角度总结概括了寺庙园林环境的类型、选址、布局、构景、空间和环境的理法与规律，研究成果在园林层面具有积极的开创意义。周维权1990年首版《中国古典园林史》中认为 “寺、观园林即佛寺和道观的附属园林，也包括寺观内外的园林化环境”[22]。赵、周的研究视角皆以佛寺、道观的共同论述语境为主，指出其二者共性是属风景式园林体系，业已成为此后自然观主导下的佛道一体化园林论述语境的强大支持者。

而当时任职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的邓其生[32]在1983年从禅宗之佛教角度出发，指出了一种“佛教-道教”园林的分开叙述逻辑，他认为佛教禅宗寺院常以小庭院空间组织体现幽玄深邃、逶迤抽象之风格，并认为庭园是禅僧精神活动的产物, 也是禅宗主观唯心艺术的体现，这是禅宗寺园较早的研究成果。无独有偶，1994年沈福煦[33]《佛教与园林》一文亦是寺园研究极为明显的代表，其从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入手就著名寺园案例进行描述，并且指出寺园中含有许多结合宗教的文化艺术内容，我们应该重视园林的游赏内涵。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前几年，天津大学王其亨以“皇家园林-禅宗-建筑”为线索指导了一系列研究生学位论文[34-36]，这也加强了禅宗园林环境研究，为佛教园林的专门化研究指明了方向。

2.2 21世纪佛寺园林研究概述

寺庙的园林遗存因历史原因极少留世，是故我们以“寺庙园林”为关键词搜索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图书资源时发现，新世纪专门的研究专著屈指可数，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内容的缺失，很多涉及寺庙园林的研究内容几乎涉及在每一部建筑与园林史论研究论著中。笔者对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CNKI)收录文献以主题词“寺庙园林”进行统计，梳理20世纪初至今包含有佛教园林的相关论文数量约350篇，21世纪出版论文280余篇，统计可知该阶段主要研究方向为寺庙(含佛寺)园林的构成要素与营造理法分析，具体研究数量与方向见图2。如《中国园林鉴赏辞典》[37]从艺术性与鉴赏性角度入手以园林使用性质分类，上篇寺庙园林部分对全国各地70余处佛寺园林进行专门精析，涉及各所寺园的历史沿革、诗文、建筑、环境等诸多部分，并对其选址特点、建筑布局与园林环境艺术特征进行历史梳理和定性总结，是寺园个案研究的重要性著作。而《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五卷》[38]清代建筑卷寺观祠庙园林部分叙述了清代寺庙园林的特点特色，暗含当时佛寺、道观园林的共同论述语境。其他具有相同探索性的成果在此不再列举。

该阶段佛寺园林研究内容逐步增多，相关学位论文研究数量增加即是表现，且主要呈现出以高校所在地为辐射圈研究寺园的地域性特征。该阶段主要的研究方法是结构主义方法论，它主要关注结构体内部诸要素之间联系, 也关注到将要素放在结构整体中进行研究。较具影响力的学者如刘庭风对寺园特别是日本古典寺园之研究成果，如对日本大德寺[39]等十数座寺园之沿革、布局、建筑、理法等专业解析，至今仍是寺园方向的前瞻性代表作。该时期对日本寺园研究者还有如杉尾伸太郎[40]等。总结发现，该时期研究常以佛寺个案研究或同一地区佛寺园林的综合探讨为主。其中多涉及佛寺园林的选址、类型、布局、空间、建筑、装饰、植物、意境与风格等[41-44]。较具创新性的是有学者对佛寺建筑园林空间序列及构形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通过诸多定量软件如ArcGIS、Depth map等总结了旷奥模式序列及诸要素量化图解[45]等，该类方向数量较少且值得以后深入。并有植物文化的专项研究[46]，这种对佛教植物文化内涵的解读为当前佛教植物文化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禅与中国园林具有共同的文化和思想基础, 当前学者多着重禅意园林的形成原因、造园特点、总结园林禅意表达方法[47-49]等。

佛寺园林与政治、传统哲学、传统文化、古代风水与文化生态[50-53]的研究，此类研究的不足之处仍存，如园林物质建构所反映的社会心理、思维观念、生活伦理、审美情趣等各方面的研究较少全面论及，于此相同处境的还有不同宗教文化主导下的佛寺园林研究方向，如对藏传佛教及他国、他语系的佛教园林研究以及都市与乡村宗教类建筑园林研究等。历史类研究体现在对历史分期与史料古籍的研究[54]，数量较少，且较少提及对历代人物与佛寺园林的关系研究。同时地域化寺园研究如岭南佛寺园林研究[55]和传统佛寺园林更新改造类研究[56-57]亦需进一步加强与深化。

3 反思与总结

纵观目前对佛寺园林乃至园林史、建筑史等历史与理论或实践的学术研究，我们应有如下反思。

1)对传统史料的注重。

中国史学发展至今其重要特点即是以雄厚的史料作为支撑，无论史学与学术史如何转型，都必须依托着自己的历史上乃至于昨天的巨量史料，因而史料考证之途径必须坚持，建筑史、园林史抑或城市史等皆是如此，而近当代乃至今天存在的部分史观派用西方理论直接挪用解释中国历史及其史料之附加意义，足不可取。

2)对近当代研究成果的注重。

历史不会自我表达、呈现与诠释，多是依赖研究人员。学术史则又因文献得以留存，对如此学术研究的注重就显得更加重要，但是我们观察三大学科史的学术轨迹发现，研究时期与学术背景的异同对史家(研究者)、史学流派和现象(研究对象)的述评或有差异，究其原因多是因为这些研究者的意识形态、门户之见、个体偏好与方法论预设不甚相同，这就对当前的研究增加了难度。

3)对进化观的辩证认识。

自进化史观传入中国以来，经其引领进军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是20世纪初期及以后中国史学与学术研究的重要特征, 目前已经成为许多建筑史与园林史等学者自觉信奉并使用的基本观点。但是认为传统佛寺园林等物质载体的研究仅仅受进化观影响，或者只承认历史是发展和进步的还尚不足以解释人类建筑园林演变历程中的多种复杂历史现象，甚至有时需要站在进化观之外看待事物发展演变以寻找规律。

4)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

史料考据、调研测绘等是广义上建筑、风景园林学科的自学科研究方法，从上文统述的近现代佛寺园林研究之历程略可观一二，但是从学术史发展轨迹来看，多派别、多方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才是未来发展的大道，如考古学注重现场与实地调查，常借用考古学层位学、类型学之方法和对建筑与园林历史遗存的观察与分析，可知考古学科方法对园林建筑研究也很有助益。当前又是信息高速发展与大数据革命新时代，数字历史与数字化建筑景观技术的推广与普及如何进一步推动研究值得期待，数字化不止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个研究领域，对学界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5)佛寺园林研究态势反思。

近年来在佛道寺庙统一论述语境下的佛寺园林专门研究虽然逐步浮现，但相对于其他两大园林类型皇家和私家园林的研究来看数量依然偏少，仍未进入其研究的深化阶段，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深入。实际上，近代时期的学术史学沿袭到现在对相关研究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相关研究者必须不仅要在全面分科的情况下习经究史，还要掌握当代新理念指导下的新方法与新技术，同时具有世界胸襟与时代眼光，其职业化与学术化的双重要求实际上门槛很高。

纵观近现代研究历程，我们发现学术转型视角下传统佛寺园林研究经历了从“传统学术的经学研究方法、‘新史学’实证范式方法”向“注重新理论、新方法以及跨学科的多重范式”的多重转变，研究角度多元且意义深远。“学术史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永远是被叙述出来的，而不是自我呈现的”[58]，学术研究的前提是历史研究，历史文化层面下的个案分析、类型总结以及多元研究方向与方法同时并举或许才是佛寺园林或各类型建筑园林研究的正确途径。

图1 20世纪70—90年代末关于佛寺园林研究的相关学科占比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图2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CNKI)关于佛寺园林的研究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