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佛教的变迁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出现的。唐代贵族政治的兴衰与中央、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中唐以后中下层官僚和民众的崛起，使得佛教的礼仪、教义等方面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产生了贴近平民的禅宗与净土宗等佛教流派，使得佛教逐渐平民化、通俗化。同时，佛教的平民化、通俗化也推动了文学艺术的通俗化，至宋朝达到高峰。

关键词：唐代：佛教：平民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6-0041-03

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唐代以贵族为中心的律令政治，经过五代十国以武人为中心的割据时代，到宋代以文官政治为中心建立王朝政权。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发展愈加平民化，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导致各阶层联系加强。佛教处在这种环境之下，也不得不发生改变，逐渐趋向平民化，禅宗、净土宗等流派先后出现。在唐后期藩镇割据与庄园经济的影响下，佛教与地域性的信仰相融合，逐渐在社会下层传播开来。

一、唐代前期的佛教发展情况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政权主要是以贵族为中心的统治模式。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出身于鲜卑族世系的关陇贵族集团。因此，到唐前期为止，佛教主要受到皇室贵族的庇护与支持。唐代初期长安建造寺院超过百间，这些寺院几乎都和皇族、门阀贵族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个时期，出家为僧的人也很多，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有三千人为僧，到贞观二十二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一万七千人。或许是出家为僧的人过多的原因，到中宗时期不得不改变之前的方式，仿照科举制来选拔僧侣。

唐前期的佛教受到皇室及貴族的支持，也要接受来自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据《唐六典》记载：“开元二十五年，敕以为‘道本玄元皇帝之教，不宜属鸿胪。自今已后，道士、女道士并宜属宗正，以光我本根，故署亦随而隶焉。其僧、尼别隶尚书祠部也……隋崇玄署丞一人，皇朝因之。崇玄署令掌京、都诸观之名数，道士之帐籍，与其斋醮之事。”[1]467由此可见，唐代延续隋朝的制度，采用同样的方式来管理佛教，截止天宝二年，寺院及其僧侣要接受鸿胪寺下属的崇玄署管辖。

由于唐代前期的佛教主要是受到皇室成员、上层贵族的支持，为了彰显贵族风范，整个佛教都透露出庄严和华丽的气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了这样的法会：

夏四月八日，大帝书碑并匠镌讫，将欲送寺。法师惭荷，圣慈，不敢空然待送，乃率慈恩徒众及京城僧尼，各营幢盖宝帐幡花，共至芳林门迎敕。又遣大常九部乐长安万年二县音声共送。幢最卑者，上出云霓；幡极短者，犹摩霄汉。凡三百余事，音声车百余乘。至七日冥集城西安福门街。其夜雨，八日路不堪行，敕遣且停，仍迎法师入内。至十日天景晴丽，敕遣依前陈设，十四日旦方乃引发幢幡等，次第陈列，从芳林门至慈恩寺三十里间，烂然盈满。帝登安福门楼，望之甚悦。京都士女，观者百余万人。至十五日度僧七人，设二千僧斋，陈九部乐等于佛殿前。日晚方散。[2]269

这场法会受到皇帝的支持，或许这是皇帝为了忏悔自己的罪孽，供养死去亡灵，但是其中的庄严和华丽也足以彰显王朝的实力。唐代前期的佛教多以传播修功德的思想为主，以此为中心纪念死者的设斋仪式、修建的寺院也随之进行。这些设斋仪式、修建的寺院多是为皇族和门阀贵族服务。例如，武德元年为先祖祈福而建造有关寺院与神像，贞观二年、二十二年分别为前朝和文德皇后设斋祈福。

综上所述，唐朝前期的佛教活动多以皇室成员、上层贵族支持为主，佛教的仪式显得庄严、华丽甚至是奢侈。贵族性质的法会与设斋仪式也比较常见，其多以供养亡灵与祈福修功德为主，以此来保佑王朝的繁荣与稳定。因此，唐朝前期的佛教与皇室成员、贵族联系密切，下层平民很难参与进来。

二、安史之乱后的佛教

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是唐代最繁荣的时期，但边境民族间的摩擦逐渐增多，导致局部战争频发。杜佑在《通典》中有这样的记述：“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天宝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岛，置二万人戍之。旋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讨奚、契丹于天门岭，十万众尽没。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杨国忠讨蛮阁罗凤，十余万众全没。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3]4980这些记载就足以表明唐帝国当时的社会环境。经过安史之乱所带来的混乱，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威信被削弱，唐朝进入了藩镇割据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佛教逐渐失去原有的支持者，转而寻找新的支持者。

在经过长期的战争后，唐王朝的衰退愈发明显。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危机，唐中央转变政策开始卖官卖爵，卖度牒在特定时期成为政府收入的来源。据《旧唐书》记载：“及安禄山反于范阳，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4]2087虽然最初卖度牒是玄宗作为紧急筹措资金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行为导致僧侣数量不断扩大，到武宗会昌毁佛时期，在籍的僧侣数量达到26万人之多。《旧唐书》记载：“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识大体，以聚人曰财，乃下令卖官鬻爵，度尼僧道士，以储积为务。”[5]3354唐后期政府为了增加税收而不断加税，使得许多下层平民被迫成为僧侣或者成为寺院的“寺户”得到其庇护，这些“寺户”为寺院农耕、杂役等。这样就使得寺院与僧侣同下层平民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为佛教平民化提供了基础。同时，这使得政府失去了一定数量的税收来源，也增加了寺院本身的财政压力。

安史之乱后的佛教仍能保持着奢华的寺院建造与华丽的法会仪式。《大正新修大藏经》记载：“时属秋雨，霖霪不休，所司奏闻，请更延日。永泰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刘清潭，宣奉进止两寺百座，先令二十三日迎经，为霖雨宜改至二十六日迎经开讲。其诸司供料，着人计会，准改日造。改期甫至天雨未晴，恩旨又延九月一日。是日也，两街大德，严洁旛花，幢盖宝车，太常音乐梨园仗内及两教坊。诣银台门，百戏繁奏。”[6]751法会的规模虽不及唐代前期，此时的上层官僚与贵族仍然对佛教投入巨额资金。《旧唐书》记载：“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缙为宰相，给中书符牒，令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7]3418《资治通鉴》记载：“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敕天下无得棰曳僧尼。造金阁寺于五台山，忻州五台县有五台山，释氏相传以为文殊道场（注详见后）。铸铜涂金为瓦，所费钜亿；钜亿者，亿亿也。此言大数之亿。”[8]7315由此可知，此时期的社会上层人士依然会对佛教给予支持，上层的法会同样延续唐代前期的情况。《旧唐书》记载：“缙弟兄奉佛，不茹荤血，缙晚年尤甚。与杜鸿渐舍财造寺无限极。妻李氏卒，舍道政里第为寺，为之追福，奏其额曰宝应，度僧三十人住持。每节度观察使入朝，必延至宝应寺，讽令施财，助己修缮。”[7]3417为前人的祈福等设斋活动也逐渐有了一定的模式。《旧唐书》载：“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已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僚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喜舞，迎呼道路。”[7]3418经过安史之乱，社会对于为亡灵祈福的佛事活动也逐渐增多。

由于安史之乱导致唐王朝的衰落，以至于不能像唐前期给予佛教足够的支持，加之僧侣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寺院也急需寻找更多的支持者。这个时期藩镇与寺院的联系逐渐加深，节度使同下属官员积极参与佛教活动。同时藩镇统治之下的平民也加强了与佛教的联系，在现有出土的敦煌文书中可以寻找出线索。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之后的佛教在为贵族服务上依然保持着唐代前期的特点，但由于中央政权权力和影响开始衰弱，使得佛教不得不寻求更多的支持，逐渐向下层转移，开始出现平民化的趋势。

三、中晚唐时期的佛教

中晚唐时期，唐中央政府不仅受到来自地方藩镇割据势力的威胁，还因为内部宦官与官僚势力的相互倾轧而举步维艰。由于中央政权的衰落以及两税法的实行，使得藩镇节度使势力逐渐增大，特别是两税法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拥有庄园的新兴富裕群体逐渐扩大，并逐渐同地方藩镇势力加强了联系，为其提供财富以及人才。

此时的佛教最初仍然保持着以往来的传统，建造庄严的寺院举行华丽的佛教仪式；但是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到中晚唐时期，科举出身的官僚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力的势力；同时，唐代门阀贵族逐渐衰落，已不能给予佛教足够的支持。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反佛教的风潮，以韩愈为代表的科举系官僚进行了反佛教与反奢侈运动，这就为会昌毁佛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会昌毁佛之前，佛教斋戒会等仪式已经逐渐在地方平民层流行起来，特别是密宗、净土宗等教派在社会上受到广泛欢迎。其斋戒会的情况在《全唐诗》中有记载：“一住毗陵寺，师应只信缘。院贫人施食，窗静鸟窥禅。古磬声难尽，秋灯色更鲜。乃闻开讲日，湖上少鱼船。”[9]5650同時，佛教将中国传统的祖先祭祀以及地域性信仰进行了融合。《旧唐书》记载：“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10]4210这也导致不仅是上层门阀贵族，中下层富裕群体也开始支持佛教。加上安史之乱后，买卖度牒使得寺院与僧侣数量增加，出现了佛教的繁荣期，从由皇帝敕令而举办的法会到门阀贵族在家举办的法会等等，民众也逐渐参与进来。由于此时的佛教礼仪同平民层非常接近，因此逐渐开始使用通俗的方式解读经文。灭佛之前的俗讲有着华丽的特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又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资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华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华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华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讲法师未得其名。又敕开讲道教，左街令敕新从剑南道召太清宫内供奉矩令费，于玄真观讲南华等经；右街一处，未得其名。并皆奉敕讲。从大和九年以来废讲，今上新开。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11]369由此可知，唐代中晚期的佛教法会规模依然盛大。

这样的繁荣在会昌年间就结束了，宰相李德裕向武宗进言主张灭佛。《佛祖统记》记载：“四月诏检校天下寺院僧尼数。五月敕两都左右街，留寺四所僧各三十人。天下州郡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八月敕诸寺立期毁拆。括天下寺四千六百所兰若四万所。寺材以葺廨驿，金银像以付度支，铁像以铸农器，铜像钟磬以铸钱。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僧尼归俗者二十六万五百人。穆护火祓并勒还俗凡二千余人。”[12]386灭佛运动在会昌六年随着武宗的死亡而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佛教寺院等的重建。但是，此时贵族阶层的经济支持已不复往日，佛教再也没有回到之前的繁荣。取而代之的是以新兴富裕群体为代表的中下层平民的支持，禅宗与净土宗开始活跃起来，之后的俗讲也逐渐平民化。

此时期的佛教由于会昌毁佛的原因，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期虽然有一定的反对风潮，但依然不影响佛教的繁荣，并且佛教继续向中下层推进并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经过灭佛运动，使得佛教向中下层传播，通俗化趋势进一步发展。

四、唐王朝灭亡前后的佛教

唐王朝灭亡前的社会动荡不安。中央政府采取的措施未能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反而带来了一系列麻烦，特别是财政压力以及宦官同官僚之间的斗争等。这些问题无疑给平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南方兵变频发，例如《资治通鉴》记载：“浙东军与裘甫战于桐柏观前，桐柏观在台州唐兴县天台山，宋改唐兴县为天台县，桐柏观赐额崇道观。观，古玩翻。范居植死，刘勍仅以身免。乙丑，甫帅其徒千余人陷剡县，帅，读曰率。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越州大恐。”[8]8079特别是黄巢之乱。《旧唐书》记载：“我唐之受命也，置器于安，千年惟永，百蛮向化，万国来王。但否泰之无恒，故夷险之不一。三百算祀，二十帝王。虽时有窃邑叛君之臣，乘危徼幸之辈，莫不才兴兵革，即就诛夷。其间沸腾，大盗三发，安禄山、朱泚、黄巢是也。”[13]5397这说明黄巢之乱，直接冲击了唐朝的统治根基。

此时，由于佛教已经同中下层民众的联系非常密切，同时唐王朝因征税以及战争所导致的不满在社会各阶层蔓延。佛教则在进行祈祷与纪念亡灵的同时，举行各种具有现实性质的活动。由于此时佛教失去了门阀贵族的支持，以及受到来自重视儒家思想的科举系官僚的排挤，不得不继续向中下层发展。僧侣通过为中下层民众举行祈福以及丧礼、纪念亡灵等活动来传播佛教教义，但是以往的仪式大多数为门阀贵族服务的，到此时不得不改变以适应中下层民众的需要。

唐代佛教的变迁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唐代贵族政治的兴衰与中央、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中唐以后中下层官僚和民众的崛起，使得佛教的礼仪、教义等方面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产生了贴近平民的禅宗与净土宗等佛教流派，使得佛教逐渐平民化、通俗化。同时，佛教的平民化、通俗化，也推动文学艺术的通俗化，至宋朝达到高峰。

参考文献：

[1]（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十六宗·正寺崇玄署[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日）高楠順次郎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M].台北：新文丰，1983.

[3]（唐）杜佑.通典·卷一八十五·边防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志第二十八·食货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一三·裴冕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日）高楠順次郎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五[M].台北：新文丰，1983.

[7]（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八·王缙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0]（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零·刘禹锡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日）园仁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M].白化文等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1992.

[12]（日）高楠順次郎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十九[M].台北：新文丰，1983.

[13]（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卷二零零·列传一五零[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作者简介：李家男（1992—），男，汉族，山东德州人，单位为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为唐史。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