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林纾、曾宗巩合译的《鲁滨逊漂流记》作为西方探险小说引入晚清中国的代表作，一直未引起学界充分重视。本文认为，有必要将林译《鲁》的文化视角与翻译问题结合，并充分考虑中庸思想对译文的操纵作用及产生的影响加以研究。本文指出，林译《鲁》与时人盛赞主人公冒险精神的看法不同，林纾在揭露探险小说所具有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其实质为“行劫者”，以告读者“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并以“中庸”价值观去改写这一形象。

【关键词】《鲁滨逊漂流记》;中庸化;改写

【Abstract】The 1905 version of Robinson Crusoe by Lin Shu and Zeng Zonggong has failed to be given a due attention in academia. Thus， a cultural-translation perspective on this text， especially the manipulation of ideology of Zhongyong， is considered to be necessary. This thesis points out the views of Lin Shu in translating， which is contrary to glorification of Robinsons adventurous spirits. With the skopos of resistance to Western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Lin exposes its robbery substance. He rewrites the characters in line with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order to admonish his readers for guarding against colonialists and imperialists. In these rewritings， traditional Chinese ideology and poetics are obviously at play and help transform the original Western adventurous novel into a Chinese Confucian work.

【Key words】Robinson Crusoe; doctrine of the mean; rewriting

【作者簡介】杨妍（1984.07-），女，汉族，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翻译。

【基金项目】林纾《鲁滨逊漂流记》“中庸化”改写研究，项目编号 WJKY-201711。

《鲁滨逊漂流记》作为一部历险小说，丹尼尔·笛福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英雄人物，大多数研究都赞同鲁滨逊追求自由和寻找冒险的精神，然而林纾对其有不同的看法，民族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儒学，在翻译过程中起到了操纵作用。林纾在《吕氏序》中提出他对人物的认识和自己的价值观， “吾国圣人，以中庸立人之极，于是训者以中为不偏，以庸为不易。” 在他看来，这些冒险只是西方殖民者的一种侵略方式。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西人始创为探险之说。先以侦，后仍以劫。自哥伦布出，遂劫美洲，其赃获盖至巨也。若鲁滨逊者，特鼠窃之尤，身犯霜露而出，陷落于无可行窃之地，儿亦得资以归。西人遂争羡其事，奉为探险之渠魁，因之纵舟四出，吾支那之被行劫，未必非哥伦布、鲁滨逊之流之有以导之也。（《畏庐小品》：149《雾中人》序）”显然，林纾不赞成哥伦布和鲁宾逊的冒险精神，并以“中庸”价值观改写这一形象。

译者对翻译方法的选择总是受到目标语言中存在的“价值、信仰和表象”的制约（Venuti， 18）。这些“价值观、信仰、表象”可以理解为目标文化中存在的集体文化态度或主导文化意识形态，对于林纾来说，他在塑造鲁滨逊的性格时展现出了一个“至善、至亲、至义”的形象。

一、“至善”鲁滨逊

传统的儒家伦理观中，仁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观念之一。在林纾的翻译中，鲁滨逊被赋予了一个行为端正的人的形象，他自律、自修，尤其是当他独自一人在孤岛时，不断提醒自己感激上帝留给他的一切。

作和平思想，自谓此物天生，令自残其类，吾何为效之，且余何权足以杀人。为时正复非渐而司寇杀人之权，彼乃互主之，而究于我何仇，余立何宗旨必欲訾之愚族，彼族自行流血固也，于余何与。往往用自辩驳，且自诘曰，汝安知上帝不授彼以杀人之权？（林 124-125）

原文很简单，描述了鲁滨逊看到野蛮人残酷屠杀时的心理反应，译文的变化是明显的，三个反问句“且余何权足以杀人”、“而究于我何仇”及 “汝安知上帝不授彼以杀人之权”显示其思想水平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状态， 被塑造成一个以仁爱为本的儒学家。

二、“至亲” 鲁滨逊

中庸认为，亲情是最大的善举，一个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近亲的人，很难从真正的经验意义上理解普遍的爱，因为它表明了一个人内在道德的直接延伸（杜维明：61）。从这方面看，林纾的翻译充分展现了对亲人，尤其是对父母的亲情。

Then the tears burst out of my eyes， and I could say no more for a good while... Now， said I aloud， my dear fathers words come to pass： Gods justice has overtaken me， and I have none to help or hear me.（Defoe 90-91）

因之酸泪竞出，无言久之，当此之时，吾父慈训又一一奔集吾脑思……至此，乃大呼曰：吾挚爱之老父，父言验矣，上帝明罚已加儿身，儿在此不特无助……（林 66）

将原文与译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林纾使用的形容词比笛福多。例如， “酸泪”、“慈训”、“挚爱之老父”， “上帝明罚已加儿身，儿在此不特无助”， 所有这些表述都清楚地表现出他对父亲深深的悔恨和对父亲的爱。

三、“至义”鲁滨逊

“义”是中庸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林纾在处理鲁滨逊的性格时采用了改写的手法，突出其道德和正义。在从其他野蛮人手中救出星期五的过程中，罗宾逊经历了一场自相矛盾的精神斗争，使他的行为更加合理和正义。

顾以大义言之，脱人于险，在公理为非悖，……在义余必殱此，为自卫计，求脱其死，非嗜杀也。惟以杀人自救，此着正而难下，夷犹不决者，为时至久，卒之自相商略，审择义利吉凶之辨，自卫之心乃大胜。（林 142-143）

显然，鲁滨逊拯救星期五的行为与林纾改写中传统的道德标准是一致的，他的行动是基于正义的原则。

综上所述，林纾的翻译实践深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林纾主要关注的是翻译小说的意识形态功能，而非文学功能。郑振铎指出：“晚清的翻译作品是用外国小说的思想改造政治的工具（罗新章1984：123）， 西方文学作品在梁启超倡导的“小说圈革命”下，为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汉译。因此，归化成为林纾翻译手段的自然选择，作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思想的代表，林纾受中国传统文化观、诗学观影响，以“至善、至德、至圣”的中庸之道赋予该译本主人公鲁滨逊以新的形象——仁爱、趋义，将一本西方冒险小说改写为具有本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儒家传统小说。

参考文献：

[1]Daniel， Defoe. Robunson Cruso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1.

[2]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5.

[3]达孚（Da Fu）著，林纾（Lin Shu），曾宗巩（Gong Zenggong）.鲁滨逊漂流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4]杜维明（Du Weiming）.《<中庸>洞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林纾 （Lin Shu）.畏庐小品[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6+]罗新璋（Luo Xinzhang）.翻譯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