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若愚　罗素常

关键词：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化境说；讹；改写

摘要：中国传统翻译研究一直推崇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说”，其实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强调翻译的本质是“讹”写，也就是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中提到的“翻译即改写”。“讹”又分为好“讹”和“讹错”。好“讹”就是尽可能忠实的传递源语文本作者的表达意图，在译作中再现译者的创造力、原创性，以达到交际的目的。“讹错”指的是错误领悟原文，译语生硬难懂，任意删节，应该尽量避免。“化境”只是一种翻译理想，与瓦鲁提“译者隐身”的概念类似，而不是一种翻译理论或者翻译观，因此，译界应该承认“翻译即改写”的现实，将翻译理论研究的关注焦点更多的放到影响翻译实践的诸多文化要素上。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3-0083-05

Key words： Qian Zhongshu； Lin Shus Translation； sublimation； E （distortion）； rewriting

Abstract： “Sublimation” is regarded as a translation theory proposed by Qian Zhongshu in his Lin Shus Translation， which has in the past years gained wide recognition. “Sublimation” is an idealized situation in which the target text is completely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 text. Similar to Venutis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it is neither a translation theory nor a translation concept.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as revealed in Qians Lin Shus Translation is “E （distortion）”， a resonance of Lefeveres “rewriting”. As translation is in essence “rewriting” or “e （distortion）”， we should concentrate our translation studies on the many cultur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ocess.

林纾，字琴南，是民国初期的翻译大家，也是中国翻译理论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钱钟书先生的《林纾的翻译》一文对林纾的翻译进行了评述，是翻译理论界的一篇经典文献。文中所提及的“化境”的概念，一直被认为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对傅雷“神似”说的进一步发展，罗新璋进而将中国的传统译论总结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1〕。很多人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化境说”上，引之甚广，认为“化境”是钱钟书先生的翻译观。然而，“化境”真的就是钱先生的翻译观吗？

翻译观是“译者对翻译这一现象的看法或观点。它自觉或不自觉指导着译者的翻译实践，不管这种观点译者有没有用文字或口头的形式表达出来……翻译观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并影响其译作的最终效果”〔2〕。结合现代翻译理论，重读《林纾的翻译》一文，我们不难发现“化境说”并非钱钟书先生的翻译观，“化境”只是钱先生对翻译现实发出的一种感喟。在这篇文章中，钱钟书先生分别讨论了源语到目的语的转移（sourcetarget）、交际翻译观、翻译中的“讹”、译入语的选择、译者的伦理观，以及创作与翻译的二元对立等六个方面的问题。钱钟书先生在文中旁征博引，微言大义，他并非要提出一种对翻译的指导理论或者是翻译观，而是为我们呈现了翻译的一种常态：“讹”或者“改写”。

一、翻译的实质——“讹”

钱先生通过对林纾翻译的综合评述，表达了他对翻译本质、翻译过程和翻译目的的认识和理解。在他的笔下，翻译即是“改写”，具体体现为林纾在翻译中的“讹”和“化”。

瓦鲁提（Venuti）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开篇引述了诺曼夏皮罗（Norman Shapiro）的一段话：

我认为翻译就是努力生成通透的文本，让它看起来不像是翻译。好的翻译就像是一层玻璃。你只会看到一些小的瑕疵，比如说划痕、水泡之类。理想的状况下，这些划痕或者水泡都不存在。理想的翻译不会让你注意到它是翻译。〔3〕①

瓦鲁提对此做出的解说是：“一个译本，不论它是散文、诗歌，还是小说或是非小说文本，只有在读起来非常流畅的时候，才能为大多数出版商、评论家所接受，这样的译本在语言、文体上没有任何奇异之处，看起来非常通透，从其字里行间就能反映出外国作者的性格、意图或者外语文本最基本的意义——译本的外表，换句话说，译本本身实际上不是翻译，而是‘原文。”〔3〕

“化境说”源自《林纾的翻译》中如下两句话：“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乎‘化境了。”“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让人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绝不会读起来像是翻译出来的东西。”〔4〕这两句话被引用的频率非常高，它们的意思与前面瓦鲁提和夏皮罗的说法应该是异曲同工、大道一同的。

瓦鲁提从“译者的隐身”出发对翻译的策略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异化”是最好的翻译方式，并未由此提出“译者的隐身”就是一种翻译观或是指导翻译实践的一种策略或者观念。同理，我们不能因为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到翻译的理想境界是“化境”，就理所当然地认为钱钟书先生的翻译观就是“化境说”，并由此将之纳入到中国翻译理论体系之中。简言之，“化境”能否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

其实，这两句话前面一句更能体现钱钟书先生的翻译观念，更值得我们关注：“‘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联、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polysemy，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到的作用（诱）、难于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4〕“译”、“诱”、“媒”、“讹”、“化”是钱钟书先生对翻译过程的一个极简的描述，“译”是行动，“媒”和“诱”是目的，“讹”是实质，“化”是理想。

列菲韦利（Lefevere）说翻译是对源语文本的改写，所有的改写，不论目的如何，都反映了特定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某种方式对源语文本的操控，翻译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源语文本的操控〔5〕。赫曼斯（Theo Hermans）认为：“从目的语文本的观点看，所有的翻译都隐含了对源语文本的某种程度的操控，以此达到特定目的。”〔6〕钱先生评述林纾的翻译，表达了翻译即“讹”（改写）的观点，因为“改写”就具体体现为“讹”和“化”。可见钱先生更关注的不是“化境”，因为这是无法实现的理想，他更关注的是什么样的“改写”才能吸引读者，才能达到‘媒”和“诱”的目的。

二、翻译的目的——“媒”和“诱”

钱钟书先生首先讨论了从源语向目的语的转移：“然而‘欧化也好，‘汉化也好，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国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4〕，转移的结果是“欧化”或“汉化”。“化”即改写，“欧化”是以忠实于源语文本语言形式，以靠近源语文本的方式翻译；“汉化”是以符合汉语目的语语言表达习惯，满足汉语读者阅读期望的方式翻译，也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讹”，即译文对源语文本的背离。这种背离是翻译的现实，也是必然。钱钟书先生说：“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4〕翻译改写的目的体现为“媒”和“诱”，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媒介，引导、诱导译文读者去探究源语文本，去追溯源语文化。

塞吉奥维亚焦（Sergio Viaggio）说：“翻译是语言之间、文化之间经过中介协调的交际。当某一交际事件（同时或者跨越地域跨域时空的交际）需要一位能够使用不同语言理解不同文化的中介时，翻译就介入了。”〔7〕①钱先生把翻译视为一种交际活动，认为翻译是“居间者”或“联络员”，“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4〕，这就肯定了林纾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

什么样的翻译才能达到目的，起到“媒”和“诱”的功效呢？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认为，译者应该与原作者斗争，仿效原作者的写作，甚至是超越原作者〔8〕。这样的翻译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体现。钱钟书先生评林纾的翻译：“林纾认为源语文本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些，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4〕此外，林纾在翻译中改变源语文本的叙事手段，插入叙事人的评述，“引申几句议论，使意义更加显豁”〔4〕。钱钟书先生还认为：“他确按照他的了解，在译文里有节制掺进评点家所谓‘顿荡、‘波澜、‘画龙点睛、‘颊上添毫之笔，使作品更符合‘古文义法”〔4〕，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造句松懈”、“用字冗赘”、“字句脱漏错误”的问题，但他的翻译的改写仍达到了“讹”的境地，“而‘讹里最具特色的成分是出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也恰恰是这部分的‘讹能起到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4〕。钱先生肯定林纾的翻译，正是由于林纾对源语文本出色、独特的改写。

钟书先生所说的“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种是前文所提到的通过增删润饰达到“媒”和“诱”的“讹”；另外一种是“讹错”，是错误领悟源语文本的意义，“任意删节、“胡猜乱测的‘讹”，使翻译这个“媒介物反成障碍物，中间人变为离间人”〔9〕。

三、翻译的语言——林纾的“古文”

在译入语规范的选择上，钱钟书先生还讨论了译入语选择的“讹”，即林纾翻译中采用的“古文”。对此钱钟书先生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是“叙述和描写的技巧”〔4〕；另一方面是语言，这是讨论的重点。林纾在翻译中革新、改写了当时的古文，打破语言的樊笼，发展当时语言，使之能够满足当时读者的需求。当时的古文已经受到白话文的冲击，因此林纾既没有完全放弃古文，也没有完全遵循自己制定的范式。

列菲韦利在《翻译的改写及对文学的操控》（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提到：“历史上所有的文学系统中，中文是维系古典、拒绝变化、持续最为长久的系统。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无差异赞助将文学的创造人和其读者限定在相对较小的圈子，这个圈子为宫廷权贵和官员把持，并对意识形态和诗学限定了要求，想要进入这个圈子的，必须要满足这些要求……这个文学系统不断创造文学作品，使用的语言并非大众语言，与当时环境很少或没有发生关系。当来自外面的压力不断增加，能够提供替代赞助的新群体在这个环境中出现，通过大量的改写，换言之，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文学系统被颠覆，很快崩溃……”〔5〕①这正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古文状况的写照。

林纾作为中国传统古文“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在翻译改写时不可能完全摒弃他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因此他的改写要符合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古文语言规范，另又因其受西方源语文本语言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当时读者对译文的接受情况，于是他对古文进行了革新。维系传统和革新本身就是一对矛盾，这对矛盾在林纾翻译的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我们看得出林纾在尝试，在摸索，在摇摆。他认识到，‘古文关于语言的戒律要是不放松（姑且不说放弃），小说就翻译不成。为翻译起见，他得借助于文言小说以及笔记的传统文体和当时流行的报刊文体。但是，不知道是良心不安，还是积习难改，他一会儿放下，一会儿又摆出‘古文的架子。古文惯手的林纾和翻译生手的林纾仿佛进行拉锯战或翘板游戏”〔4〕；其结果就是“从这方面看，林纾译书的文体不是‘古文，至少就不是他自己所谓的‘古文。他的译笔违背和破坏了他亲手制定的‘古文规律”。“林纾认为翻译小说和‘古文是截然两回事，‘古文的清规戒律对译书没有任何裁判效力或约束作用”。“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4〕。

钱钟书先生在对林纾翻译语言的讨论中还提到了翻译改写中的“欧化“成分，他说：“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像不懂外文的古文家的‘笔达，倒像懂得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狠翻蛮译。那种生硬的——毋宁说死硬的——翻译构成了双重‘反逆，既损坏原作的表达效果，又违背了祖国的语文习惯。”〔4〕钱钟书先生认为翻译改写采用的语言应该是既传递原作的表达效果，又要遵循祖国的语言习惯（符合当时社会大众所接受的语言规范），这才是他认可的“讹”。

四、翻译的理想——“化境”

讨论了《林纾的翻译》一文中的“媒”、“诱”、“讹”后，我们最后来看“化境”的问题。“化境”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因为“意义”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恒定，源语的境界也不可能通过翻译在译语文化中再造。

百度百科对“化境”的解释是：“化境，道家境界之一。是指语言转化成一种意境，让读者看到文字以外的境象，给读者一个想像的空间。好的文章有优美的语言就会给人美的享受。同样的，也会给人一种艺术的享受。一般化境是指在某方面的成就达到一定水平和高度。”〔10〕要理解并实现“化境”，源语文本的意义能否全部转移到译文中来，丝毫不差地为译文读者所领悟和接受？这应该是“化境”能否实现的关键和核心。因此，我们必须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翻译改写中意义和形式的传递（“原作的风味”能否保留？意义在翻译过程中是否恒定不变？）；二是产生意义的源语语境和目的语语境的差异（场景能否重构？）。

在分析翻译中意义的传递时，瓦鲁提曾运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来说明翻译改写中无损地传递意义是不可能的。“翻译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通过译者的诠释构成源语文本的一系列能指为目的语中的能指替代。”“沿一条潜在的无边无际的链条（多义、文本间性、可有无穷尽的联系），意义实际上是能指之间的关系和差异，总是有差异和延迟的，永远不存在一个元初的统一体。源语文本（外语文本）和翻译都是意义的衍生：它们都包括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素材，既不是原作者，也不是翻译创造的。这种衍生撼动了指称，不可避免的超越并且可能与他们最初的动机发生冲突。”〔3〕“风味”的保留，只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认定意义是永恒不变，能够在不同文化不同语言间无差别传递，就算是翻译中能指发生变化也是如此。这种意义在能指转换过程中的恒定不变的假设显然不可能实现，因此，翻译中的“讹”就成为了必然。

“化境”的实现还离不开源语和目的语语境。语言只有在使用的环境中才能产生意义，“化境”意味着在译语读者头脑中再现源语读者通过阅读构建的“场景”，这个“场景”决定于译语的语境，决定于译语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于每一个读者依据自身经历和体验对译语的诠释。而“化境说”面对的是：翻译是否能够在译文读者头脑中激活出与源语文本读者激活出的或者是源语文本作者想要表达的场景？因为所有这些场景都与这些人（原文作者、原文读者、译者、译文读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人体验紧密相连。而他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人生体验各不相同，激活出的场景必然千差万别，在不同的人头脑中通过翻译的媒介构建相同场景的假设显然不能成立，“化境”也只能是译者一厢情愿的奢望。

翻译时从源语到目的语，意义恒定不变是不可能的。钱钟书先生说：“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和‘诱产生了新的意义。”〔4〕。翻译究其本质是改写，是钱钟书先生所谓的“讹”，如何得当的“讹”，达到“媒”和“诱”的效果，才是翻译理论探讨的基本。

五、结语

我们可以看到，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从多个方面描述了翻译的本质——“讹”。“讹”可分为好的“讹”，即尽可能忠实传递源语文本作者的意图，在译作中间再现译者的创造力、原创性，凸显译者的个人风格，更好的在文化社会语境中达到交际的目的；另外一种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讹错”，对于“讹错”，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林纾的翻译》分析了翻译作为中介能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际，达到“媒”和“诱”的目的；分析了翻译中译入语语言形式的选择，认定当时的古文翻译大家林纾在翻译中采用的语言形式并非是其推崇备至的桐城派“古文”，而是经过革新受到时代影响的“古文”。因为源语文本的意义和意境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能恒定，也无法完全再现，“化境”注定只是一种永远不可能企及的理想，我们不能因为钱先生提出了“那就算得入乎‘化境了”，就认为“化境”是一种指导实践的翻译观，而应该更多的去体会翻译的“讹”，明了翻译相对于源语文本的偏离，认清翻译即改写的本质，进而探究、领悟翻译过程中影响源语文本“改写”的诸多文化要素。

注释：①

本文的翻译均由作者本人译。

参考文献：〔1〕

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C〕∥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9.

〔2〕郭建中.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郭建中翻译研究论文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84.

〔3〕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1，17.

〔4〕钱钟书.林纾的翻译〔C〕∥钱钟书.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77，77，78，79，79，84，85，85，87，93，97，94-95，95，79.

〔5〕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2，24.

〔6〕Hermans，Theo.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M〕.London：Croom Helm，1985：9.

〔7〕Viaggio，S.The Limitations of the Strictly SocioHistorial Description of Norms：A Response to Theo Hermans and Gideon Toury〔C〕∥Schaffner C.Translation and Norm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124.

〔8〕Chesterman，A.Memes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2：24.

〔9〕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C〕∥钱钟书.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143.

〔10〕http：//baike.baidu.com/link？url=6y62zwCDGPV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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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