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泽,罗能生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

1 引言

收入不平等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挑战，世界经济论坛于伦敦发布的《2017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收入及财富不平等问题的加剧成为2017年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风险。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范围内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乏力的影响，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有所下降，但投资体量依然巨大，达1.52万亿美元。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下文简称OFDI)近年来快速增长，企业OFDI流量从2002年不足30亿美元迅速成长为2016年的1830亿美元，跃身成为世界第二。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进而引起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及其价格的波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随之悄然变动。那么，经济全球化是否加剧了全球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OFDI如何影响着母国的收入公平？以及如何采取措施以促进OFDI良好福利效应的发挥？这些问题既是投资国政府和民众比较关注的问题，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和探讨。

关于OFDI的母国收入差距效应，虽尚未形成完整理论体系，但近几年国外在研究开放经济下的收入差距时出现了对该问题的一些探讨。德国学者Herzer和Nunnenkamp对欧洲的研究发现，OFDI在短期扩大了母国的收入差距，长期看却有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1]；Kang的研究表明，韩国的OFDI恶化了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2]；Huang等以39个中等收入国家为研究对象，发现经济转型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收入差距与OFDI之间负相关，但是在其余国家中呈现出正相关[3]。国内相关研究则在微观层面进行，缺乏宏观领域的深入，如毛其淋和许家云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OFDI拉大了企业内的工资差距[4]；袁其刚等的实证结果显示，OFDI企业工资水平高于非OFDI企业[5]；戚建梅和王明益则验证了OFDI与企业间工资差距存在动态非线性关系[6]。以上可见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刚起步，结论各异且缺乏理论研究。

与此同时，关于OFDI的母国经济效应却早有探讨。首先，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母国的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是学界关心的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部分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资本流出、产业转移等途径对本国的国内投资具有抑制效应(Alsadiq[7]、Davis和Huston[8])。另一部分则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利润流回母国，有利于增加资本供给，促进国内投资增加(Desai等[9])，且金融发展程度越高，促进作用越强(余官胜和杨文[10])。其次，学界围绕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广泛探讨。Kogut和Chang[11]最早提出OFDI具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日本制造业通过向美国R&D密集型产业进行投资的途径获得东道国的R&D资本溢出，从而促进母国技术进步。此后的研究大部分支持了这一效应的存在，OFDI通过获取国外的技术知识、市场信息与管理经验，对国内产生了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的提高(顾雪松和韩立岩[12]、吴哲等[13])。再次，OFDI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在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中，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理论”、美国经济学家R.Vernon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OFDI有利于将国内处于成熟阶段与衰落边缘的产业转移至低梯度国家，以产业替代的形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日本学者小泽辉智的“增长阶段模式”、英国国际投资领域经济学家Dunning的“战略性资产获取动机投资”理论、英国学者Cantewell和Tolentino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理论等指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阶段的异质性和不同的动态比较优势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创造条件，通过OFDI从劳动向导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Padilla-Perez和Nogueira[14]、李东坤和邓敏[15]实证验证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纵观上述文献，目前学者们关于OFDI之母国效应的研究主要围绕投资挤出、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展开，国外出现了一些针对具体国家或地区的关于全球化对收入差距影响的讨论，但这些研究并不系统，缺乏基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地理区位的异质性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可能并不全面；国内的相关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微观视角，具体讨论了中国企业OFDI对员工工资差距的影响，而基于宏观视角研究OFDI如何影响母国收入差距的文章鲜见文端。本文以跨国数据进行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试图深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母国的收入差距是否会产生影响？产生什么影响？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在不同性质的国家这种影响效应是否具有差异？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以跨国面板数据探索OFDI在世界范围内的母国收入差距效应，拓展了关于OFDI的母国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其二，结合门槛模型及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验证OFDI的母国收入差距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理区位的国家中存在异质性，对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福利效应具有启发意义。

2 理论分析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本文从生产要素流动、技术进步等视角来讨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1998年Aghion等[16]对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拓展，创建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讨论了通用技术学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工人的不同技术水平对总产出及工资的影响，借鉴二人的理论框架，我们假设一国的生产函数为：

(1)

在i部门的生产中，投入中间品x获得产出Y，这里的中间投入x以劳动作为唯一的生产要素。A是厂商的技术参数，A=1，表示该厂商使用较低的技术水平进行生产，A=γ>1则表示该厂商使用较高的技术水平进行生产。不失一般性，一国使用较高技术进行生产的厂商与使用较低技术进行生产的厂商同时存在，且较高技术的厂商占比为n，最初该国的厂商都只进行国内的生产和销售。根据Helpman等[17]拓展的企业异型性理论，生产率相对高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相对低的企业服务本国市场，因此假设在后期只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厂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成为跨国公司。此外，使用较低的技术水平进行生产时，技术工人(skilled)与非技术工人(unskilled)并无差别，但是使用较高技术水平时，只有技术工人可以迅速学习并投入生产，非技术工人必须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及培训才可成长为技术工人。

厂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为：

(2)

厂商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为：

(3)

ws与wu分别代表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率。由于劳动要素被分成两类，则有两个市场的出清条件：Ls=nxs和Lu=L-LS=(1-n)xu。将xs=Ls/n代入(2)得：

技术工人的工资率为：

(4)

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率为：

wu=α{[(1-n)/(L-Ls)]·Y}1-α

(5)

技术工人相对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率为：

w=γα·{[n/(1-n)]·[(L-Ls)/Ls]}1-α(6)

且w满足w≥1，意味着技术工人的工资率至少不低于非技术工人，相对工资率越高，薪资差距越大。以下从生产要素转移及技术溢出等视角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薪资差距的影响。

2.1 生产要素转移的视角

假设拥有较高技术的企业占比n不变，劳动市场总供给L不变，则：

(7)

2.2 技术进步的视角

由式(6)知，技术工人相对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率：w=γα·{[n/(1-n)]·[(L-Ls)/Ls]}1-α，即薪资差距是技术参数γ的增函数。事实上，对外直接投资也是获得先进技术的有效途径，企业对外投资的同时引进国外的资源、先进技术，获取组织及管理经验，提升本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顾雪松和韩立[12]、吴哲等[13])。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进行，企业吸收先进技术并消化，技术参数γ提升，此时只有技术工人可以迅速学习、掌握并投入生产，因此其相对工资率提升，薪资差距扩大；随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国内的知识扩散效应逐渐凸显，先进技术开始转移和扩散，若非技术工人通过学习与培训成长为技术工人，薪资差距可能转而下降。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可能是非线性的倒U型。

2.3 其他视角

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理论模型是高度抽象和概括的，以上分析能够大致勾勒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但不能完整地反映每一条影响路径与作用渠道。除了生产要素流动与技术进步的途径，其收入分配效应还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机会效应”，通过跨国经营可以获得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和范围经济，学习东道国的经验，进而增加相关主体的收入机会；其次，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的大规模开展会挤出部分国内投资，减少关联产业及部门的就业，挤压无法获得投资收益的主体的收入机会；再次，对外直接投资“辐射效应”显著，对国内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的带动效果，母国通过一定的渠道引进了东道国的某种先进技术，经复制及扩散，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至少是使用该种技术的产业部门)的状况就通过技术的跨国转移而被传导到母国[18]，国际间的直接投资将国外高级产业移植到国内，同时将国内边际产业向技术下游国家转移，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推动高附加值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进而增加高技术工人的就业岗位，减少低技术工人的收入机会。由此可见，在“机会效应”、“挤出效应”与“辐射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将呈现扩大趋势。与此同时，对外投资活动的深入将推动母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信息与通信技术进步、教育拓展与知识扩散，为人们的平等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与途径，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兼具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二者之间可能有非线性关系存在。

3 模型设计与指标选取

3.1 模型设定

由上述理论基础出发，我们以1981-2015年的85个国家为研究对象，探讨母国收入差距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鉴于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将OFDI及其二次项同时纳入模型(1)进行考察：

(8)

GINIit是代表i国家在第t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OFDIit是i国家在第t年对外直接投资强度，n为控制变量的数目，Xjit是相应的控制变量，表示其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参考相关研究，我们将国内投资强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教育拓展、政府规模等纳入其中，εit代表随机误差项。

考虑到收入差距的产生是一个逐渐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年的收入差距可能受到过去多期的影响，进一步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该国滞后一期及滞后两期的基尼系数构成动态面板，模型(2)的设定如下：

(9)

3.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收入差距(GINI)。本文的收入差距指标采用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用以衡量一国(地区)居民的收入分配与平均分配之间的偏离程度，零值表示完全的平等，100%表示完全不平等。本文各国(地区)基尼系数主要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缺漏数值对照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IID)进行填补。但WIID 数据库包含了基于多种测量方法得到的基尼系数，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进行缺漏值填补时首先应保证数据计算基准与世界银行的一致性，其次可借鉴蓝嘉俊等[19]的处理方法，譬如测算时基于家庭单位的数据优先；覆盖所有地区的数据优先，基于城市测算的需要加上10个百分点，基于农村测算的需要减去5个百分点等。

核心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强度(OFDI)。根据世界银行的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争取异国(地区)企业的永久性管理权益，其数值包括股权资本、收益再投资、其他长期资本和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列示的短期资本。本文的对外直接投资强度是指一国(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投资净流出占GDP之比，比例数值能够减轻各国经济体量对OFDI数值的影响，更客观地反映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强度。

控制变量(X)：参考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控制变量如下：①国内投资强度(DI)：由国内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②技术进步(TEC)：本文选择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 指数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来度量一国的技术进步。测算时利用MAXDEApro软件，以各国的GDP作为产出，相应年份的固定资本存量和经济活动人口作为投入，选择规模可变(VRS)模型并基于产出导向进行测量。其中GDP和固定资本存量采用2011年不变价美元为计价单位，数据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 9.0)，由于该数据库的样本期间为1950-2014年，2015年的数据情况采用线性外推法进行估计；经济活动人口主要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部分缺失值以世界银行数据库进行填补。③产业结构(IS)：本文选择产业结构指数测度该国的产业发展状况，具体公式为:IS=1×S1+2×S2+3×S3，其中S1、S2、S3为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之比。④金融发展(FIN)：以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占GDP的百分比作为衡量指标。⑤教育拓展(EDU)：以大学入学率作为衡量指标，大学入学率衡量不论年龄大小，大学在校生总数占中学之后5年学龄人口总数的百分比，因包含了较早或较晚入学及复读的超龄和小龄学生，总入学率可能超过100%。⑥政府规模(GOV)：从行政经费规模的视角出发，选取一国政府经常性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来进行政府规模的测度。

本文选取样本国家(地区)共计85个，其中亚洲19个，欧洲29个，北美洲9个，南美洲11个，非洲15个，大洋洲2个。时间跨度为1981年～2015年，各指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The World Bank)、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 9.0)、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IID)等，对于个别数据缺失采用线性插值与线性外推法进行平滑处理。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影响的直接效应

为了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本小节分别利用模型(1)与模型(2)从静态与动态的不同视角进行实证分析。静态模型采用固定效应(FE)进行估计，动态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进行回归。由SYS-GMM估计的AR(1)、AR(2)检验结果可知，误差项存在显著的一阶自相关但是不存在二阶自相关，Hansen检验的P值均大于0.1，表明模型设定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通过表1可发现：静态模型及动态模型中OFDI2的系数均为负，即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的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强度的提升，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态势，该结果与我们的理论分析呼应。动态模型中滞后一期及滞后两期基尼系数的回归符号均显著为正，且滞后一期的回归系数远大于滞后两期，这说明当期的收入差距会受到过去的影响，时间越近，影响越大，收入差距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步推动、累积渐进的过程。

在控制变量中，国内投资强度(DI)的提升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国内投资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及提供公共服务，一方面有效地创造更多就业，提高原本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以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及收入均等化。技术进步(TEC)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促进作用。技术进步带来生产设备的造价降低进而对其使用增加，由于高技能工人与设备资本具有较高的互补性，技能溢价大幅上升(Krusell等[20])；此外，技能溢价的提高是源于高技能工人能够以较小成本在较短时间内掌握新的生产技术，技术进步发生时，高技能工人与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差距扩大(Nelson和Phelps[21])。产业结构升级(IS)显著地扩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产业结构指数的增加意味着产业结构向二、三产业转变，由于工业与服务业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且主要分布在城镇，农业主要分布在乡村(这在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显得尤为突出)，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了产业间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金融发展(FIN)有利于促进收入均等化。金融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李苗苗等[22])，为失业者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促进人们财富积累与收入均等发展。教育拓展(EDU)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教育不同于土地、资本等要素，土地与资本可能为少数人所控制与掌握，但教育水平不可能无上限地提升，因此收入在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趋于均等化(Sakellaris和Spilimbergo[23])。政府规模(GOV)的扩大有利于减小收入差距。政府部门主要通过税收与提供公共产品等手段参与收入再分配，通过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等方式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保障，一个强大有作为的政府是推动收入差距缩小进程的坚实后盾。

4.2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影响的间接效应

通过梳理国际投资理论，不难发现OFDI对母国的国内投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我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基于对资本与人才的需求，会对母国的金融发展与教育拓展产生一定的关联带动作用。那么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国内投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金融发展与教育拓展等渠道是否对收入差距产生了间接作用呢？进一步在模型(2)的基础上分别加入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教育拓展的交互项，构成模型(3)～模型(7)进行实证分析。

(10)

当Xjit·OFDI分别为DIit、TECit、ISit、FINit、EDUit与OFDI的交互项时，式(10)分别构成模型(3)～(7)。由表1可知，在不考虑国内投资(DI)与OFDI的交互作用时，DI会显著降低收入差距，在对DI与OFDI的交互影响施加控制后，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依然为负，DI与OFDI的交互效应为正。由此可知，国内投资显著地降低了收入差距，对外直接投资减弱了其缓解收入差距的效果，可能的解释是，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伴随着资本外流引起国内资本供给下降、利率上升，对国内投资造成一定的消减；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伴随着生产转移，其“出口替代”效应也会降低国内投资。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间接作用之一体现在对国内投资造成了一定的挤出，进而减弱了国内投资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效果。

TEC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OFDI·TEC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则对外直接投资增强了技术进步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其原因在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跨国公司通过OFDI吸收成熟技术与管理经验，并进行消化与创新，提高自身技术水平，这一效应在对技术密集型国家进行OFDI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增强了技术进步扩大收入差距的效果。

表1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影响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注：模型(1)是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模型(2)-模型(7)是基于SYS-GMM模型的两步估计法得到的实证结果。AR(1)检验原假设为扰动项不存在一阶自相关，AR(2)检验的原假设是扰动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Hansen检验的原假设是所有工具变量均合理有效，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选择及估计结果基本合理。*、**、***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双尾检验通过，括号内是z统计值。

IS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OFDI·IS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则对外直接投资增强了产业结构升级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究其原因，OFDI具有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于发达国家而言，将国内落后产业或者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逐渐剥离，可以使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具有比较优势或者潜在优势的产业中，从而起到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于发展中国家，OFDI可以获得外部资源联系、知识溢出及杠杆效应，以培育母国企业新的竞争优势，促进母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母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收入差距的效应。

FIN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OFDI·FIN的估计系数亦显著为负，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增强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事实上海外融资困难被认为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约束，随着一国OFDI的进行，企业的融资需求成为国内金融发展的催化剂，金融发展又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此OFDI促进了母国的金融发展，增强了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的效应。

EDU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OFDI·EDU的估计系数亦显著为负，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强化了教育拓展对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可能原因有二，其一，对外直接投资伴随着资本、人才的输出，国内劳动力市场中技术人员的供应减少，进行专业知识学习成为进阶高技能人员的有效途径，则教育拓展活动广泛开展；其二，OFDI的“知识溢出”有效地提升母国的技术水平，发挥了对教育拓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教育拓展，进而提升了教育拓展缓和收入差距的效应。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样本中的国家收入极端平等或极端不平等对本文结论的影响，按照35年间各国的平均GINI系数对85个国家进行上下5%的截尾处理，共去掉8个国家样本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方法与前文一致，均采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完成，结果显示，各变量的符号及显著性与前文的表1基本相同，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影响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显著且稳健。由于篇幅有限，稳健性检验的实证结果省略。

5 进一步探讨

5.1 基于经济水平分类的探讨

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母国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可能受到母国诸多宏观条件的制约，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国家经济、科技、教育等诸多因素的缩影，可能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收入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本节基于经济水平进行分类，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国家的收入差距效应。采用Hansen的门槛面板模型对各个国家按照人均GDP的对数值(ln(PGDP))进行分组，本文的人均GDP是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年中人口数，以2010年的不变价美元为单位，并进行对数化处理。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参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将85个国家分为高、低收入两个组别进行回归分析。世界银行将所有国家划分为高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中低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等四类，本文参照蓝嘉俊等[19]的处理方法，将第一类国家作为高收入国家子样本，共包含爱尔兰、澳大利亚、丹麦等36个国家(地区)；后三类国家作为低收入国家子样本，共包含科特迪瓦、肯尼亚、老挝等49个国家(地区)。

表2的检验结果显示，对于被解释变量GINI，虽然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的效应都显著，但单一门槛的显著性水平较高，效果最佳。同时表2报告了单一门槛的估计结果，门槛阈值为8.660，即5767.53美元。确定了门槛效应的存在后，构造计量模型(8)如式(11)所示，i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εit为随机误差项，τ为门槛阈值。

表2 门槛自抽样检验及门槛阈值的估计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双尾检验通过；临界值及P值均是采用自抽样法模拟300次之后所得的结果；ln(PGDP) 的平均值为8.319，最小值为5.007，最大值为11.542。

(11)

表3为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分组的实证结果。在门槛面板回归中，OFDI在两个阶段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当指标ln(PGDP)≤8.660时，OFDI的系数值为正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当ln(PGDP)>8.660时，OFDI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当人均GDP小于5767.53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强度显著地扩大了母国收入差距，但是当人均GDP大于5767.53美元时，母国收入差距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基于世界银行收入标准的分组回归结果与门槛面板基本一致、互相呼应，高收入国家OFDI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OFDI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高收入国家收入差距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一方面解释了门槛面板中线性关系不显著的回归结果，另一方面说明，随着较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强度提升，母国收入差距先扩大再缩小；低收入国家OFDI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OFDI2的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对外投资强度尚且较低、OFDI对母国金融发展与教育拓展的关联带动效应较差等原因，低收入国家中收入差距与OFDI的关系并未出现拐点，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母国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表3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探讨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双尾检验通过，括号内是z统计值。模型(2)是基于SYS-GMM模型的两步估计法得到的实证结果。

5.2 基于地理区位分类的探讨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地域的国家中具有异质性(Huang等[3])。国家的地理区位不同，其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制度环境存在差异，可能制约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基于地理区位进行分类，讨论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地域国家的收入差距效应。

本文的样本包含除了南极洲之外其余六大洲的数据，考虑到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样本国家分别为9国与11国，样本数目较少，将北美洲与南美洲的数据合并为美洲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大洋洲的样本国家只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样本过少，故不将其包含在分析之中。最终将样本数据按照地理区位分为欧洲国家、美洲国家、亚洲国家与非洲国家进行研究。由表4的实证结果可知，欧洲国家的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型”，美洲国家、亚洲国家的OFDI显著扩大了母国的收入不平等，但是非洲国家的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没有显著作用效果。进一步观察原始数据，我们发现经济发展的差异可能是制约不同地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影响的关键因素。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国家的人均GDP对数值ln(PGDP)分别为9.313、8.283、7.833、6.845，结合上节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探讨可知，只有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超过了门槛阈值8.660，此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强度提升，母国收入差距表现出先扩大再缩小的非线性态势；美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略低于门槛阈值8.660，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进行，母国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远低于门槛阈值，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对外投资十分有限，OFDI并未对母国的收入不平等产生显著影响。

表4 基于地理区位分类的探讨

注：以上是基于SYS-GMM模型的两步估计法得到的实证结果。*、**、***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双尾检验通过，括号内是z统计值。

5.3 跨时期检验

世界贸易组织(WTO)于1994年4月15日取代关贸总协定正式成立，作为国际性投资与贸易组织，其旨在构建一个完整的，涵盖货物、服务、投资和知识产权等内容的，更具活力与持久力的多边贸易体系，这对于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世界范围内的OFDI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将样本区间划分为1981～1994年和1995～2015年两个时间段，分别探讨这两个时期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表5与表6中OFDI2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两个时期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影响的直接效应均显著；与前一时期的回归结果相比，1995～2015年的实证结果中各个交互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更高，但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均有所减小，这反映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对外投资迅速发展，OFDI对母国的国内投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与教育拓展等诸多领域均产生渗透与累积效应，通过各个渠道发挥的间接效应因此得到了显著的体现，然而其边际效应较前一个阶段有所消减。

6 结语

本文将企业异质性理论引入内生增长模型，讨论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采用1981～2015年85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以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与门槛模型等实证方法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首先，OFDI对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对外投资强度的提升，母国的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倒U型”发展态势。其次，OFDI一方面通过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挤出部分国内投资而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以推动母国的金融发展与教育拓展的方式对收入差距产生消减效果。再次，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区位是制约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影响的重要因素：较低收入国家的OFDI显著地扩大了母国的收入差距，较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与OFDI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欧洲国家的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型”，美洲国家、亚洲国家的OFDI显著扩大了母国的收入不平等，但是非洲国家的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最后，跨时期检验显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OFDI影响母国收入差距的边际效果有所减弱。综合以上研究结论，可得到政策启示如下：

表5 1981～1994年的实证结果

注：以上是基于SYS-GMM模型的两步估计法得到的实证结果，由于篇幅限制，表中没有列出各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双尾检验通过，括号内是z统计值。

表6 1995～2015年的实证结果

注：以上是基于SYS-GMM模型的两步估计法得到的实证结果，由于篇幅限制，表中没有列出各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双尾检验通过，括号内是z统计值。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通过投资与贸易等手段实现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与优化配置，但在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同时，不能低估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采取措施对国内就业人员进行技能培训，促进各部门劳动力的流动，以保障在全球化分工中劳动要素的利益。

第二，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应当注意提升国内的金融发展水平与教育拓展程度，这不仅有助于减轻国内的收入不平等，还有利于促进金融发展、教育拓展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良性循环，增强其缓和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应积极发挥其宏观调控与收入分配职能，通过扩大就业渠道、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等措施减小国内收入差距。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的收入差距效应受到母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基于门槛面板回归的ln(GDP)门槛阈值为8.660，我国的该指标数值在2010年后开始超越门槛阈值，这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扩大收入差距的效果可能出现转机。因此，继续加强国内的经济建设，为对外直接投资良好福利效应的发挥创造经济条件为当前中国的应对之道。

第四，尽管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的间接效应在减弱，但在现阶段仍不能忽视其作用效果，尤其注意对外直接投资在促进国内技术水平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会进一步加剧母国的收入不平等，因此应采取措施加速技术扩散，培育和产业结构升级配套的人力资本，减轻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