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森其人

牟森 1980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他就对戏剧着迷。八十年代是中国话剧的黄金年代，院团多、剧作家多、导演多、演出多，牟森几乎跑遍了京城大大小小的剧院。1984 年，牟森排了他的第一部戏《课堂作文》，是中文系 80 级的毕业演出，在学校食堂兼礼堂里上演。后来原著作者、西德剧作家埃尔文·魏克德收到他们的剧照和信深受感动，给他们回了信。这次经历让牟森认识到了自己的导演能力，魏克德的来信更鼓舞了他。

大学毕业，牟森去西藏话剧团工作了一年，之后回来成了北漂。1987年，他创建蛙实验剧团，排演尤奈斯库的《犀牛》、斯特拉文斯基的《士兵的故事》、奥尼尔的《大神布朗》。

1989年《犀牛》为中国实验戏剧迈出了第一步；1993年《彼岸》被称为中国当代戏剧转型的代表作品；1994年《零档案》在世界巡演近百场……于是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代先锋传奇”，期待他把“真正的先锋作品”带回戏剧舞台，却不知他会说：“我的创作从不以先锋、实验为出发点。我在文学和审美上不喜欢边缘的东西。”

1990年紀录片《流浪北京》，1993年纪录片《彼岸》，1996年油画《干杯西藏》……那些激情燃烧岁月里留下的档案中，满是他青春激越的身影、诗意澎湃的文字。于是至今仍有人把他当成“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当作“最后的梦想者”，却不知他会说：“情怀不是一个好词。

《流浪北京》就是一部伪纪录片。”他日三省己身，为的就是要退去“文人气”。纪录片《流浪北京》中记录下了牟森那时的生活状态 ：留着圆寸，戴厚厚镜片的黑框眼镜，眼神里有一种不服气，用北京话说，挺“葛” 的，同时言语中也流露出不安。他与艺术家张大力蜗居在一起，当时漂在城市里没有稳定工作的人被称作“盲流”，牟森就是个盲流导演。

1994 年，牟森走上了世界舞台。他为首届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排演的委约作品《零档案》首演即引起轰动，之后差不多接到了当年全世界所有重要艺术节的邀请，并进行了世界巡演。

命运的礼物

然而，1998 年后，牟森却悄然隐退了。问他原因，他说，很简单，“就是觉得不能超越自己。那时太年轻，1994、1995 年时机遇特别好，邀约特别多，我不知道省力气，最多时差不多 2 年排 5 个戏。那时戏叫作品，作品跟产品是有区别的。产品要保证它品质的稳定性，有稳定的受众，不能随便变的。可是作品不一样，一重复自己就难受得要死。从《彼岸》到《零档案》、《与艾滋有关》，到 1995 年的《红鲱鱼》等，每一部戏都在往前走。可到了 1996 年就觉得吃力了，不能一个比一个好，就觉得不舒服。”

到 2018 年，正好二十年。其实牟森并没有完全和戏剧隔绝。2002 年他还受林兆华邀请到人艺出任了剧目总监。2003 年非典期间，他又为广州话剧团排了一部抗击非典的主旋律作品《最高利益》。戏剧之外，他则花了十年时间研读历史。“我40 岁的时候有了巨大的困惑。比如对于本人所属的种族、社会，有了很多困惑，自己就要去解决，就读史，十多年后就没有困惑了。”2007 年，他给南方都市报写历史专栏，叫“刀兵记录”，讲二十四史里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人。从周一到周五，每天 600 字，写了 10个月，“有时为了赶‘deadline写得直胃疼，但是收获特别大。”

对于做什么、不做什么，牟森有个“命运的礼物”之说，什么意思呢？“当你做一件事，你得到了应得的结果，可是，你意外地、额外地又得到了一个东西，这被我称为命运的礼物。”比如，1998 年底，他为上海通用拍了一部企业宣传片，一次从上海飞北京，因北京下雪飞机延误了，他就在机场书店买了一千多块钱的书，两大本哈佛 MBA 经典案例，“这种书原来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就因为我在拍那个大工业生产，飞机延误，我停留在机场没事干，就读进去了，觉得比小说还好看。这一定是命运的礼物。”后来牟森在互联网大热的时候，认真地做过一段网站 CEO，手底下管着30 多个人。

命运的礼物一次次带给他惊喜，比如他近几年专注做的“叙事工程”。2010 年他做了上海世博会深圳案例馆《深圳，中国梦想实验场》，2013 年在上海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上做了《上海奥德赛》大型装置叙事项目，2014 年，他成为了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的教授。

“30岁到40岁，我想清楚了自己是谁；40岁到50岁，我想清楚了自己从哪儿来；50岁以后，更明白自己要到哪儿去。”牟森套用戏中的哲学命题如此总结了自己的人生。三十而立，他创作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四十不惑，他通晓了人生的加减法；五十知天命，他已明确了自己的终极航向。读过了万卷书，行过了万里路，牟森依然向往着远方，只不过那远方不在于西藏或是某一处具体的地方，而是在于长江的源头、文明的源头，在于希腊众神的所在之处。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